非常有趣的是，这部片子在 Filmax获奖了以后，以前我投送过的那些影展，拒绝过我的影展，还会回过头来找我，说能不能放啊，我讲我不想再理你了。
这些国际影展不是十分严密的组织，当你第一部片子获得认可以后，第二部片子还没有拍，就会有人来要，能不能在我这边放，甚至要抢，影展之间还要打架，很滑稽。
把它当成放映平台就好了。
一谋：我想还有一个比较难的事，就是你一个男生跟着女生回到她的家里发展。
这个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是不被认同的一个事，而你所有使用的人员又都是彭姗的家族亲戚。
应亮：这个倒没有什么压力，他们那边的人，亲戚朋友什么的都挺喜欢我的，把我完全当自己人。
自贡人比较好客，喜欢热闹，喜欢看到我在，一个外地人。
其实我会讲四川话，但我一直不说，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挺好的。
很多时候你跟对象走得太近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没有了。
他们也很喜欢，一直很欢迎我，倒没有你说的那个压力。
另一方面，真正的压力是这样来的。
比如说，彭姗为什么要来北京？她已经在宋庄工作几个月了，一方面是因为宋庄需要一些人去帮忙。
还有就是自贡本地的孩子，在那样一个二级城市的困惑吧，有点像《另一半》，很多人想走，很多人想离开，因为家庭的压力，这个很普遍，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比如周浩的那个《高三》，家长就会跟孩子讲，你留在平武是没有出路的，死也要死在外面。
高考是最重要的，家长要离婚也要等孩子考完再离婚。
一谋：对外面有一种向往。
应亮：也是对本乡本土的一种无奈的宿命。
头脑中就有一种观念：我是要离开的。
自贡是一样的。
自贡的学生也好，青年人也好，都是拼命想走的。
比如彭姗的家庭从来不给我压力，只是给彭姗压力。
你应该出去，出了远门，大家都会认同你，你有能力。
这其实是很悲哀的。
一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下一部片子得不到任何奖金或者赞助，怎么继续下去？应亮：想过。
比如很多影展只收新导演前两部影片的 DV制作，他们对已经成名的导演有不同的技术规范，而我的第三、第四部电影也是用 DV制作的，能投的影展就少了。
很多提供给新导演的资金和奖金，我都不能再申请。
现在我就转向申请一些电影基金，比如《我爱湖人》，就是欧宁这边需要拍一部体育方面关于儿童的片子，邵忠基金会提供了一点钱拍摄的；还有我们准备在重庆地区办培训班，这样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而彭姗，就让她来北京发展。
彭姗已经在宋庄工作 8个月了，她挣些钱，只要够她自己生活就可以了。
一谋：选择独立，选择边缘，做真实的事情，恐怕只有这样。
应亮：是的。
现在对我们来说，拍片子反而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了。
注意到杨典，先是看到他发表在《今天》杂志的文章，文风老到而不陈旧，清新又无燥气，像一个琢磨不透年纪的人，自成一体，与时间保持着冷静的距离。
继而看到他的画，写意、神秘，无疑是中国画的意境，却又极“现代”。
这个捉摸不透年纪的人，生于 1972年，小时候学西洋乐器，西洋绘画，成年后教习古琴、用中国画的笔法画画，这不仅是美学思想上，对中国传统的亲近，也意味着，杨典恢复了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文、画、琴，都是个人修养的一部分，它们密织在个人性情之中，相互影响，不可分割。
对我而言，杨典的成长历程，代表着 1970年代出生、热爱精神世界的一代年轻人。
不再是理想主义集体高昂，也并没有全面臣服于繁盛的物质，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并不纯粹，也不再单纯。
这是好事，告别了纯真年代，我们来面对复杂的世界，做出个人的选择。
《单向街》：你小时候学油画，西洋乐器，那应该是 1970年代末吗？当时是不是西方美学占据文化思想（尤其是艺术教育）的年代？你对当时的学习还有什么印象吗？杨典：我是 1972年生的。
1970年代是我的童年，那时候，应该谈不上什么西方美学。
毛泽东时代的美学就是批判的美学，除此外，大概只有奴性和奉承的文艺，更谈不上文化思想。
如果有，就都是地下的，譬如那时候的禁书、手抄本、旧画册、知青文学、在“文革”抄家中漏网的古籍、或者刚刚出现的食指、黄翔或北岛等人的现代诗等。
但这些在当时，还远远影响不到我。
我那时学美术是跟一个刚平反的老“右派”画家，刚从监狱放出来。
我记得大约在 1979（或1980）年左右，我父母带我去他的私人画室。
在重庆。
他那里当时已经有不少学生，都很大了，我是最小的一个。
他的画室在平房里，不大。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好像是发霉的衣服和蒜味交杂在一起。
屋子一半生活，放满了锅碗瓢盆，另一半就是教室。
很多人围着几个石膏和一个骷髅在画素描。
在那里学画，其实我很压抑。
因为我太小了，没有人和我说话。
这种素描训练是对我的一种摧残，但当时学画就只能这样。
我往那里一坐下，就让我画几何体，要不就是水果之类。
很没意思。
晦涩的照片式素描技巧在那时被认为是学习西方绘画的必经之路，就像学音乐要练音阶。
极端枯燥。
那时我 7岁左右，在那画室里，看着石膏和骷髅，简直觉得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画油画。
有一个收获，就是第一次听说了一个西方哲学家的名字。
他也是一个石膏头像，学素描的人大多画过，他的模样很像一个尖嘴猴腮的老太太。
我记得当时我问：这个老太婆是谁？老师大笑，回答：这哪儿是老太婆呀，这个人叫伏尔泰。
《单向街》：你自发的创作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诗歌，而不是画，或者音乐？在 1980年代，诗歌的地位是什么样的？还记得第一首诗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吗？你觉得那个年代在你身上有印记吗？杨典：严格地说，我 15岁开始写诗。
那时候，1986年到 1987年，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巅峰期。
我写诗表面看来还是受家庭影响和环境影响。
因为我母亲是写小说的，当时到家里来的很多父母的朋友，有艺术家，也有作家和诗人。
但在我自己的阅读中，我最早接触的西方书籍，如尼采等，也是诗人。
当时很幼稚，觉得写诗很简单。
语言似乎是最容易的艺术表达工具，写字就可以了。
1980年代，诗歌无疑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主角，就像现在的电影。
但是，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毛泽东时代其实并未完全过去，所有人在心理上还都带着激情或集权的影响，呐喊、极端、狂躁和批判，诗歌也就被推到了一个它自己根本承载不起的高度。
这是一个很虚无，很荒诞的高度。
诗人一不小心，竟成了社会话题和文化中心。
说谁是个诗人，周围的人似乎都有点高山仰止。
诗人身边还总是尾随着一些不懂装懂的美女，就像现在的大款。
但其实，大部分诗人，不过就是文学爱好者。
后来被称为“四五一代”的学者，很多人当时都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