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带着一种厌恶情绪，慢吞吞地回答说：“如果傻瓜们老是要问这个的话，那么，开枪自杀当然要好些。”这次谈话看起来似乎极其偶然，可是，诗人的结局却被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不幸言中。没过多久，马雅可夫斯基果然开枪自杀了。
与此类似，诗人叶赛宁，在旅馆房间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弗洛伊德晚年得了下颚癌，在下颚已经全部烂掉，痛苦万分的情况下，弗洛伊德最后不得已要求医生向自己注射吗啡进行安乐死。
美国作家海明威晚年疾病缠身，把生前最喜爱的双管猎枪放进嘴巴里，饮弹自尽。妻子看到他的整个头部几乎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嘴，一个下巴和一部分面颊，躯体还在往外冒血，身旁是他生前最喜爱的双筒猎枪，另外有一些碎骨片。
普希金的死亡就更有趣了。一个逃亡到俄国的法国贵族——丹特士正在追求普希金的妻子。沙皇政府便散布流言，给诗人和他的朋友们写些侮辱性的匿名信。普希金为维护自己的声誉，只好与丹特士进行决斗。他在决斗中腹部受重伤身亡。
在这些死亡中，我觉得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死亡最具传奇色彩了，他拍摄了一部电影叫《索多玛的120天》，没过几天就让一个小青年虐杀了。虐杀呀，多震撼，就是先把你虐待得不成人样让你自己都不想活下去了，然后再杀了你。虐杀是很有意思的，首先让你不想活了，这个时候再杀你的话就成了一种解脱，一种你所向往的事情，帮你完成心愿。为什么要虐杀这个导演呢？因为他拍摄的电影太激进了，里面也充满了对人性的探讨，也夹杂着虐待。我想当时小青年是这么想的，你丫不是喜欢拍什么虐待吗？那样的话你应该自己亲自体验一下呀，帮助你创作。虐待到后来导演就挺不住了，想死了，所以虐待成了虐杀。
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不仅生平脱离常规，连死亡都那么的不落俗套。看到他们的作品我就在想，他们怎么会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呢？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后来我才明白，这得益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自己的创造力。我也就开始追求他们的那种放荡不羁，生活上的不严谨才是艺术家所必备的条件。我坚信自己也会成为他们那种人，可逐渐地我发觉现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日复一日我还在生活的挣扎中，举步维艰。
法国的贝克特的第一本小说在出版之前曾经被三十几个出版社拒绝，可最后他的书还是出版了，并成为他的代表作。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一想到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精神动力原来是些外国人的人生经历，我就有些愤怒，毕竟人家都已经出人头地了，我全身还埋在地里，没有出头之日。我开始懊恼自己就不应该接触这些老师眼中的歪理邪说，早知道在学校里就应该畏手畏脚地接受老师的教诲、党的教育。
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女朋友，很早就是党员了。学生申请入党的时候，我死活不写入党申请书，女朋友为此还和我大吵一架，说我不思进取，又和我说了些入党的好处，比如说你成了党员就是执政党的一份子了，以后容易就业，考公务员之类的会有加分还择优录取，在事业单位优先提拔等等之类的，换句话说，除去要交党费之外简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当然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因为在我看来这是随大流的事情，一点都不特立独行。全国好几千万的党员，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当无党派人士多么有光彩。
女友对我说：“武当派人士更少，你怎么不加入武当呢？”
我说：“我还有七情六欲想和你上床呢！”
女友严肃地说：“你真不要脸。”过会儿又说：“不过你还是很真诚的，敢说真话。”
我把手伸进她的衣服里奸诈地说：“我不仅敢说还敢做呢。”
女友拥有一颗爱党之心，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真是朽木不可雕。”
我假装苦口婆心地对她说：“党员同志，我们现在的社会角色已经不一样了，你应该考虑一下找个更优秀的男性，我深知自己是个不可雕的朽木，万一我影响了你进步，就不好了。”
她扭动着身体笑嘻嘻地说：“放手，真讨厌。”然后身体靠近我。
我说：“有你这样的党员吗！行为这么不检点，随便就跟一个貌似人民敌人的男性住一起，你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
她毫不示弱地用拳头打我，大义凛然地说：“我现在就和你这个反动分子同归于尽。”
后来我的入党申请书还是她帮我写的，我看了一遍，觉得写得太肉麻就没交上去。再后来我们因为政治理念不同分道扬镳了，到现在我还会想起她那认真的表情。
虽然她是党员，但总归是不虚伪的敢爱敢恨的党员，和现在社会上那些道貌岸然的党员很不一样。听说现在她已经在仕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没有回头路了，不知道她还是不是大学时候的样子，很有可能也变得老奸巨猾了。她大学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当代大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是大学生的优秀代表。唯一的瑕疵是，夜幕降临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时常躲在我的怀里撒娇，让我亲她的耳朵和嘴巴，并乐此不疲。她的瑕疵也是她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为此我很怀念她。
两年之后，我一无所成，只是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其实当党员还是很不错的。党员虽然有几千万人，可不是党员的有好几亿人，我就是那好几亿人中的一份子。在我渴望入党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回到过去，认真地接受党的教育，不再胡思乱想什么艺术呀理想呀人生追求呀之类的东西，做一个呆头呆脑的被驯化者，认真学习中央下达的文件，接受组织的安排到任何地方去发光发亮，默默无闻地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那样起码我不会漂泊无助，不会食不果腹，不会对生活产生控诉和不满。每天规律地生活，不再听信艺术的谗言进行任何改变，这样也是不错的。可是，我发现身边已经没有愿意教育我的人了，我可以无拘无束地生活的同时也对生命产生了迷茫的情绪。这种情绪纠缠着，不知何去何从。
二是我们认识了钱主任。
钱主任在发生大火那天看到我们三个救火的行为，很感动。他认为在这个社会上像我们这样“多管闲事”、置生死不顾、奋勇救火的人实在太少了，简直是凤毛麟角。钱主任是一家私立医院的行政主任，平头，肥头大耳，大腹便便，脸上时常带着微笑，给人感觉很温和。
后来大火被暴雨扑灭了，附近的居民在失火现场举行了一场狂欢节，平时手脚不便的大爷大妈们都翩翩起舞，一派繁荣盛世的局面。钱主任给我们留下一张名片，让我们明天去办公室找他，说完开车绝尘而去。回到住的地方，我们看着名片举棋不定。
马学病一脸深沉地说：“这个姓钱的不会是知道我们纵火，引我们上钩吧？”
杨文菌攥紧拳头说：“和我们见面难道他不怕引火上身吗？”
马学病说：“不知道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是卖药的，”杨文菌说，“这是医院。”
“哎呀，”马学病翻到名片的背面说，“还是专业妇科医院呢！”
我们本来没打算去找钱主任了，可是后半夜我们集体发烧、头疼、咳嗽，当时流感盛行，我们坚信自己命悬一线，必须要赶快接受正规的治疗。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三个身上的钱无法支付医疗费，万般无奈之下，我们想到了钱主任，心想一面之缘也算是交情，更何况现在性命攸关，我们就把对他的怀疑抛之脑后了。
天还没亮，我们就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出门了。太阳还没升起，昨天下了一场暴雨之后天更冷，大风呼呼地吹着，路面泥泞。街上的人很少，连公交车都没有，我们三个裹紧衣服相互依偎着向前走着。走到市区的时候，太阳终于露了脸，一丝光辉照到我们的身上，太阳比之前惨淡了很多，无精打采地散发着光。走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已经头晕眼花了，蹲在二楼钱主任的办公室门口昏昏欲睡。
钱主任看到叫醒我们，兴致很高地把我们引进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桌前说：“看来你们的积极性很高嘛，这么早就来了，不过看你们脸色很不好呀。”
马学病咳嗽着说：“不瞒主任，我们感冒了，可能是流感。”
钱主任一听大惊失色，站起来说：“流感呀，最近流感很多呀，报纸上说都有死亡病例了，你们不去门诊看病怎么先到我这里来啦。”
没等我们再开口，钱主任从柜子里拿出防毒面具戴上，然后手持一瓶消毒液在我们全身上下密密麻麻地喷洒着。
浓郁的消毒水的味道直接冲进了我们的肺里面，真是苦不堪言。
钱主任赶紧拨打了电话，说：“是急诊吗，你们赶紧找三个担架来我的办公室，我这里有三个流感病人，对，对，情况很紧急，马上安排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化验检查，嗯，嗯，你们快点，晚了就出人命了，顺便多拿些消毒液对我的办公室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
很快，我们被抬出了钱主任的办公室，我躺在担架上，身体虚弱眼神迷离地看到办公室里钱主任还在到处喷洒着消毒水，雾气弥漫，然后世界白晃晃的一片，我就没有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那间房子到处都是白色的，我旁边还有两张床，在上面分别躺着马学病和杨文菌。他们还在睡觉，我看到桌子上放着几个苹果，就拿起来快速地吃起来。我口渴得很，也饿得很，过会儿，他们俩都醒来了，我们就一起坐在床上吃苹果。
钱主任笑容可掬地进来，“你们都醒过来了，真是虚惊一场呀，你们只是普通的感冒，不是流感。”
我们面带笑容地舒了一口气。
钱主任又说：“不过你们的身体很虚弱呀，血糖过低，严重营养不良。”
我心想怪不得自己最近经常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原来是血糖低呀。与此同时，我们三个都在担心医疗费这个问题，都责怪自己不小心晕倒又不小心住了病房，花销肯定不小。但又想，医院在我们没交押金的前提下一反常态地让我们住病房，确实很可疑，也许是偶尔善心大发救死扶伤一次。不管怎样，我们没钱拿我们也没办法的。
就在我们战战兢兢地等待钱主任和我们说医疗费的时候，他只说了句，“你们好好养病，我都和医生护士交代好了，今晚你们在这过夜，养好身体明天早上来我的办公室，我有事情和你们谈。”
钱主任走后，马学病说了句，“这就是怀柔政策呀，这人貌似忠良，其实狡猾无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