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名家雅谈:文化名家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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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我和妻子马兰

余秋雨

半夜一时,有钥匙开门,妻子回来了。

《秋千架》试演昨天才结束,留下杂事一大堆,这个时候回来,还算早的。为了这台戏,她想了4年,忙了2年,近3个月来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5小时。

她叫了我一声,我发傻地从书桌边站起来,眼前这部书稿,已校改到最后几篇。

“汇报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么?”她直直地看着我,轻声问。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支吾着。她眼圈一红,转过脸去,然后二话不说,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这时早已阒寂无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边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么吃的,转身与她商量,她已经斜倚在椅子上睡着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面条。面条就叫“马兰拉面”,光北京就开了几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为与她有什么关系。吃完,结账时,店主人开起了玩笑:“看你长得有点像马兰,便宜你五角!”

我说:“是啊,就因为有点像,她还乐滋滋地给马兰写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叹了一口气:“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与店主人这样一来一往还会胡诌出什么来,赶紧把我拉开,回家。

路上想起,总有记者问我们:“你们两个人谁更有名?”我立即抢先回答:“当然是她,连坏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个重要证据: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欧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肇事者,也都笑着向我点头!

当然,我向记者隐瞒了肇事者的反应。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女士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不能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我说:“也许靳羽西搞错了,不是说亚洲,是说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极洲!”她认真地自语,“对,好像是南极考察队里女性不多,没准倒评得上。”

我在电话里问靳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羽西笑着说:“你们真逗。我们可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

我放下电话就说:“那就别紧张了,问卷调查不是科学评选,光凭一个印象,只说明你人缘比较好,算不得数,人家也不会当真。”

那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我时顺便打听:“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剧,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我说:“能联系到,比较方便。”

……

从路边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时。她说:“赶快睡觉,你七点多就得上飞机,六点钟就得起床。”

上飞机是去北京,送这部书稿,早就与作家出版社约好了。现在我的书被疯狂盗版,各种各样的版本充斥书市,演讲录、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话语》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刚有这个意思,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了,里边的文章是胡乱凑的,连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进去。这使我和出版社紧张起来,警觉到盗版者就在我们身边活动,不能不作出决定:书稿不邮寄,由我亲自送,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士到机场接;改变书名,新书名严格保密;从编辑、印刷到装箱全过程,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换成假名,拆箱时间和拆箱人员统一安排……

妻子笑了,说:“好端端一个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书,怎么反倒像在偷卖海洛因?”

以前,她对盗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劝我不要生气,权当在庙宇间免费发放慈善读物。但当她后来知道,盗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几十万册,近于用白纸印伪钞。在这批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写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躲躲闪闪,她便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说:“有十几页没有校改好。”

“那我陪着。”她语气有点英勇,好像我真的在参加一场搏斗。

三时半,我校改完了。她说:“今天又只能睡两个多小时。”随后把闹钟拨到六点,一迟疑,又拨晚十分钟。

“你和出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要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

她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在机场告别时,我看着她说:“两千多里地的长途汽车,颈椎、腰椎怎么办?”

她笑了,说:“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正好因用脑过度而成了傻子,两个人天天面对面。”我说。

“一个傻子推着一个不良于行的女子,在夕阳下晃悠。”我又说。

“到那时,动脑筋的是我,动肢体的是你,正好倒过来。”她说。

说到这个地步两个人已经很开心,大笑一阵后我进了安检门,她又上了那辆出租车走了。

谁也没有认出她来,苏北平原的夜幕下,颠簸着我的疲惫不堪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