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是个喜欢收集珠宝之人，在张居正死了以后，他甩开膀子再无人约束，他不放过任何聚敛钱财的机会。官员们也不断上本，请他豁免房税，停买金、珠，减免织造，希望以此来减轻百姓的负担，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可他一概不予理睬。由于边境长年战事不绝，又加上用了前后两百年的时间来修筑明长城，国家财力耗损严重。导致万历皇帝修建自己的陵墓定陵，耗时六年时间才最终建成。定陵工程艰巨，每天役使军工、民匠三万余人，全国平均每户需摊派劳役六天半，共耗去白银八百余万两，为当时全国两年田赋收入的总和，可供一千万农民一年的口粮费用。
这时候明朝的税收继续沿用两税法，本来是由财政部（户部）主持，但皇帝另外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征税系统，由他亲自指派的宦官负责。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坤宁宫发生一次火灾，由于没有及时扑灭，连乾清宫一起被烧为灰烬。修复两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这样一来国库再次吃紧。于是万历皇帝再次将手伸向地方，他命地方四处开采金银矿和原砂矿，只要发现矿源，就立刻派个宦官去管理。宦官通常都是带着官衔下去的，官衔为“×地×矿提督太监”，老百姓就戏称他们为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等。太监，的确是太能监，简直是无处不监。
这监和那监，官名一听就不像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官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帮家伙一向是以“为天下之民脂民膏服务为己任”的，收钱的来头还不小。一个个披着权力的虎皮下到地方，“口衔天宪，手握皇纲”。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替万历皇帝收钱，实际上干得更多的是个人敛私财的勾当。当然不敛也没办法开展工作，因为这些“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大堆人在集体祸害权力系统。
我们就拿矿监为例，按道理说，派个矿监就是一个宦官，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挂实职的是这一个宦官，但屁股后面最起码还要带上百个随从。在这上百个随从里面挑选出来负责干实事的就那么十来个，其他都是喝茶看报吃闲饭的。这还不算，这十来个官吏也不是单架子，每个人起码又要带上一百多个手下。这样本来是几个人就可以搞定的活，跟滚雪球似的滚来滚去就滚成了一个庞大的矿监集团。粗略一算，就算每个随从五个家人，一个矿监就解决了五千多人的吃饭问题。比如如果说矿监税使每年盘剥近千万两白银，上缴内廷的就只有百万，也就是说，只有十之一或二的数目作为任务被上缴，而十之八九的数目都要落入矿监、地方官员、各级胥吏的个人腰包。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明神宗又向全国各地派设税监。矿使、税监往往是二位一体，主持开矿者，同时也兼征税收。此外，有的太监是专职征税。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到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各路矿使、税监共搜刮三百万两，并隔三差五的向皇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皇帝下派太监到基层搜刮地皮的做法，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吏部尚书李戴在当时就指出了其中的猫腻，他说：“矿使、税监到地方征税，如果以十分计算，落到皇帝手里的只有一分，矿使税监本人私入腰包有二分，他们的随从人员就地瓜分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
《明史·沈一贯传》记载：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二月，万历帝忽患病。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万历帝说：“我病得很重了，但是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我的孩子就托付给先生您了，请您把太子辅佐为贤君。原来设矿监收矿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大殿还没有完工。现在可以停下来，派出去的太监都召回吧。”他说完这番话，沈一贯哭了，太后、太子、诸王都哭了。沈一贯赶紧出去拟旨。
当天晚上，阁臣、九卿都在朝房值班。第二天，万历皇帝又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太监赶紧找沈一贯，把那个谕旨追回来。
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几个大臣都说不行，天子无戏言，既然说了，就下发。
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二十人。宦官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沈一贯一看这阵势，只好交还圣旨。
其实，太监也不是都赞成皇帝收回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就据理力争，气得万历皇帝拔出刀来要杀了他。但是田义仍旧坚持己见，毫不退缩。这时候太监拿着沈一贯交还的那份上谕屁颠屁颠地回来了。后来田义只要见到沈一贯就鄙视他，“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就是说，您要是再稍稍坚持一下，矿税就撤了，为何这么胆小怕事啊！
其实，明朝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夏税”和“秋粮”的起运与留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体现。起运主要用于宫廷消费、京官俸禄、边地粮饷和其他管理费用等；而留存主要用于宗藩禄禀、地方官员俸禄、驻军军饷、地方赈灾和教化等。留存支出最多的一项是藩王禄米。
明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不能仅仅用税收去衡量百姓的负担或国家的收入。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必须是国家收入中，税收占绝大多数。可是在明朝，税收占多大比例呢？皇帝和国家获得收入的渠道和办法很多。在这里，我大致归纳其种类。
第一种是贡品，也就是各地把好东西无偿拿来，供皇室享乐。这贡品是不计入税收的。
第二种是劳役，每个成年老百姓每年都要放下手头的活，无偿给国家进行若干天的劳动——当差，这些也是不计入税收收入的。
第三种是还有大量的专门给国家进行无偿劳动的专业家庭，工匠要每年为国家无偿服役造宫殿、修坟墓、做家具，灶户要为国家无偿生产食盐，兵户还要无偿地提供兵役，妓女和演艺工作者还要为公家无偿提供演出活动和性服务。
第四种是皇室通过权力占有社会上最好最肥沃的土地，获得很多的粮食、土产，但这些土地是不上税的。这些收入，自然也不计入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的田赋加派始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当时时局紧张，俺答进犯京师，东南又被倭寇侵扰。这样一来，增兵设防需要的军饷增多，国家财政有些吃不消。于是，明王朝就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加派。
田赋正式加派始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这一年辽东发生战事，为筹措军饷，明廷议决，除贵州外，每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仅仅过了两年，标准又再次抬高，再增两厘。三年三增赋，共得银五百二十万两。
这宗以“辽饷”为名加征的田赋，后来被朝廷固定下来，成为常赋。
崇祯十年，为镇压农民起义，明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开征剿饷。
崇祯十二年，朝臣们议练边兵，于是在天下田土中，每亩又加赋银一分，共增赋七百三十万两，作为“练饷”的专款。
辽饷、剿饷、练饷并称“三饷”。而在三饷之外，还有加饷、助饷、新饷、均输、丁银、差徭、杂项等。
除了上面这些之外，更多的还是政府通过额外加派的办法对老百姓进行的敲诈勒索。看起来土地上承担的税赋不重，可是额外巧立名目收走的往往是正式规定的税额的数倍到十倍，名目多到无法一一指出。粮食收上来后，还要老百姓千里万里运送到指定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以明朝的道路运输条件，将粮食千里万里运到规定的地方，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耽误多少正常工作，而这些运费全部是由纳税农民自己承担的。虽然一切耗损已经提前以数倍的数额预收了，但是，一旦运输中真的出现耗损和风险，仍然完全由纳税农民承担。
这样的榨取使社会实在无力承担了，张居正就实行一条鞭改革，把一切苛捐杂税合法化。但下面实行时仍然是“条外有条，鞭外有鞭”，就是说，旧的苛捐杂税合法化后，新的苛捐杂税立即产生。而这一切不合章程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是不计入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的。
按照史料记载，明朝的官员工资水平极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过上奢华的生活。尤其那些数十倍于官员的大量吏员，更是没有工资的，但他们同样过着比普通老百姓体面十倍的生活。他们如何能够在极少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的情况下，过上令人羡慕的体面而奢华的生活呢？一句话，他们有来钱的门路。
其实，他们来钱的门路也很简单，贪污当然是有的，把国家的钱装到私人口袋里。但是这么做还是有风险的，毕竟国家经费是有账可查。可查的账就是最大的风险，搞不好就让自己栽进去了。
我始终认为明朝的官员和吏员活得比任何时代都更有技术含量，他们趋利避害的本领超越了他们的前辈。既然死工资没什么搞头，那么就要另找发家致富的渠道，敲诈勒索成为首选，也就是通过刮地皮来养家。上面的吃下面的，下面的没有办法，就通过加派的办法，通通摊到了农民的头上，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分赃机制，顶端是中央大员、皇室、皇帝，最底端的是千百万多如牛毛、不列入国家财政编制、靠敲诈勒索过日子的胥吏、衙役。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权力食物链网络。
这些刮来的地皮，以陋规的形式，进入到各级领导的腰包。
即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海青天海瑞，根据研究，其正式工资也是根本不够维持自己一家大小的生活的。他有老婆，有孩子，还娶了若干年轻的小妾。如果只凭他当公务员的俸禄，他能够养活全家十口人吗？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是模范官员海瑞，也要拿陋规，这是毫无疑问的。官场普遍如此，谁不拿，谁就没办法活下去。
这种不计后果的“国家搜刮”运动带动了各级官吏层层“搭车”，而搜刮和搭车的一切后果，最终都将压在老百姓的身上。大批无地的老百姓无法忍受苛重的赋税，只好流亡外地“趁食”（谋口饭吃）。
明朝后期，全国的流民大军发展到六百万之众，占全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局部地区完全是十室九空。就在朝廷和百姓最困难的时候，老天爷还接二连三地变着花样抛出各种天灾。老百姓就是对着老天狂喊“老天爷，你个王八蛋”，也是无济于事。
没得吃，就没得活；没得活，只好扯旗造反；农民造反，朝廷就要镇压；朝廷镇压，就要增加军费开支；增加军费开支，就要加重搜刮；加重搜刮，农民就要造反……这样的恶性循环将大明帝国活活拖向死亡，拉都拉不住。
疯狂的最后一跳，仍然填不满军费开支这个巨大的无底洞。
内外两条线上的作战使大明王朝只剩下一副空壳，财政不可避免地陷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发展到最后，朝廷实在无力为前线开饷，皇帝只好厚着脸皮欠饷。一次可以忍，两次可以忍，时间一长，加上军官贪扣，士兵们没吃没喝，扛刀扛枪的劲都没有了，还指望他去灭谁吗？他们只有通过哗变反抗，劫掠扰民，甚至加入义军。
明朝的财政危机不断加剧，整个帝国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饥荒状态。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当年国库流入白银三百六十七万两，支出四百二十二万两，超支五十四万两。到了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再加上万历后期“节支乏术”，节支乏术就是不会过日子，有时大手大脚，有时吝啬小气，该花的钱不肯花，不该花的钱不少花。我们可以想象，皇帝这边咬牙跺脚吃着鲍鱼，一边哇哇哭穷；老百姓那边能嚼上草根，就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