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五种最重要的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其中有三种是由亲属血缘关系所构建的。皇帝与其臣僚的关系通常被视为父权，是家庭和家族关系的放大，在中国古代一个地方的行政官员被称为“父母官”。
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的人情关系网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差序格局”的方式伸展、纠结而形成的。“差序格局”的概念是由已故学者费孝通老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的基础是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高度融合。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姓氏形成自然村落聚族而居，同一姓氏的家族生活在特定范围的地域之内，传统社会的经济形式也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人们与外界的交换十分有限，同一村落基本上是同一祖先，人口流动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胶着密切。与此相应，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是随着不同参照系而滑动的差序格局，即以我为基点，随着不同的血缘或地缘的亲疏远近关系即人情向外推延，形成一个不同层次的水波一样的差序。
这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家天下的“抱团自肥”：
秦朝的官家制度构建了一个中央、郡、县金字塔式的三级管理模式，从隋朝开始，那些底层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向上流动的通道，补充权力集团新鲜血液的科举制度也随之产生，直到唐朝官家体制才算是真正得到完善。“家天下”起源于西周的封建制，它的主干部分就是统治家族内部，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亲疏远近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和权力结构。在一个帝国的框架内，嫡长为天子，余子封为诸侯，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到了诸侯层面上，则继承爵位的嫡长为大宗，其余的封为卿大夫的为小宗，依次类推，到了士这一层次为止。封建世袭制下的士大夫家族所享受的特权和俸禄不过五代就消耗殆尽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士以下就变成了平民，也就是变成了被统治者。这样的封建制，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属于一种家族式的权力架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家天下”模式。
得势的权力者不断地变换，让官家的权力结构陷入不断被否定、肯定、又否定的历史旋涡中，周期性短、变化快，让人无法把握其规律性。皇帝为了使自己的权力阶层有唯上的服从力，让它的垄断管理有自下而上的管制凝聚力，权力被当做利益分割的黏合剂使用，家天下也就成了皇帝和官僚集团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抱团自肥”游戏。
——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有多硬：
家与国在结构上并无不同，只是在规模上有着大小之分。在国的层面上，君为臣纲；而在家的层面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就是政权与父权、夫权、族权的“四权对接”。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在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里，男性家长往往掌握着最大的私权。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他们不会用手中的权力来侵害自己子女或亲属的利益。而在由家庭放大无数倍形成的国家里面，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和平民百姓之间就剥落了血缘亲情这层关系。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官员滥用制度授予的正式权力，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权力效益。官家奉行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伦理体系，让官员们认为自己动用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事。
既然说到国与家的关系，在古代官家的权力结构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那么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到底有多硬？说到“硬权力”，我们绕不开一个概念，那就是“裙带”关系。
权力家族之间结成的“裙带”关系并不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有现象，有消息称，这种镶嵌在权力结构中的家族“硬权力”在国外也有。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就是裙带关系受惠者，他的外祖父是自民党创始人之一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他姥姥的外祖父、岳父、妹夫都是社会背景相当深厚的风云人物。推算起来前首相安倍晋三还得叫他“表叔”，前首相岸信介、桥本龙太郎、宫泽喜一也都算是他的远房亲戚。
在《红楼梦》中，贾雨村府上的差役为初涉官场的主子上了一堂“权力家族”关系学课：“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丰年好大雪’之‘薛’，——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都在外的本也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
一个衙门里的小小差役，就能将这种由“裙带”扯出的权力关系说得如此通透，可见这种潜规则已毫无秘密可言，于是才有“老爷如今拿谁去？”贾雨村不是个傻子，这个关系网中的哪一个是他能够得罪得起的。《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就是以联姻为主而结成的家族共同体。不但台面上的四大家族之间盘根错节，而且由四大家族散发出去的婚姻枝节更是上可达皇权、下可连那些手握实权的大小官员。只要简单梳理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以贾政为圈子核心的姻亲脉络图：贾政、帝王——翁婿；贾、史——姑表；贾、王——郎舅，并亲上作亲；贾、薛——姨亲，并亲上作亲；贾政、贾雨村——联宗；等等。
恩格斯就中世纪的婚姻曾下过一个定义：“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在官家的权力背景下，生长在这些豪门望族的女子们，她们的爱情婚姻注定是一场又一场的悲剧，只见利益，不见幸福。
家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往往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古代官家刑法中的株连法与此有关。历史上那些触及到皇权利益的，被判了连诛、连坐的高官们，基本上都是以几百号，上千人的杀戮为结局，以一个家族的消亡为代价。由于权力家族之间有着“共损”与“共荣”的利害关系，其他权力集团要想从外部攻破这些家族的联盟是很难做到的。权力家族的消亡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从内部逐步败落。《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的衰亡，是因为传宗接代的男性主子们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养尊处优的心理，糜烂奢侈的生活方式，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实际上就是家族权力的自杀式消亡。
官家的“裙带”关系最为盛行的时期应该是东晋时期。“裙带”从字面上拆开看，就是妇女服饰上的一根带子，这根带子让服饰成为一件合体的衣服，引申开来就是由妇女姻亲关系所带来的官场利益关系。
东晋时期的权力结构很多都是来自于豪门士族的政治地位，而决定政治地位的高低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士族成员自身所取得的政绩；二是士族阶层通过婚姻构建起来的关系网，来自于关系网内部的彼此提携与利用，也就是裙带关系。
我们知道清浊之分和士庶之分是南北朝时期官场上最重要的界限。士族阶层就是那些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阶层，他们除了没事聚在一起扯扯闲篇别无它好，唯一的职业就是做官。好像除了做官，这些人也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他们就像寄生在权力躯体上的寄生虫。士族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固而奇异的家族共同体。在这种状况之下，作为个人来讲，人在江湖都需要交情，作为权力集团成员都热衷于通过裙带关系来夯实自己的权力底盘。
士族之间通过联姻形成共同体，同时士族和皇族之间也通过皇家纳妃而成为权力场上的一对连体婴儿。
政治地位越接近，相互之间通婚的几率就会越高，因为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也不会占谁的便宜，这样就容易结成一个看上去相对稳固的利益共同体。社会和婚姻的隔绝使得士族成为封闭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小团体。他们内部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扯出一大堆人站出来反抗。
当时士族之间最为盛行的就是“世婚”，也就是连着好几代都有姻亲关系，老子是亲家，儿子还是亲家，将亲家关系进行到底。这种婚姻表面上看起来有亲上加亲的伦常观念在里面，其实私底下的政治目的才是根本。所以很多士族将自己的子女婚姻作为权力筹码，借助于婚姻使自己的家族权力得到巩固。
比如说东晋时期一代豪门谢家的崛起，就是家族共同体的化学反应达到巅峰的真实写照。
谢家的家族共同体主要还是依靠“裙带关系”来拉动，“裙带”成为血缘的联系纽带。谢氏并不是天生的名门望族，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奋斗成为望族大姓的。
在东晋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谢氏与琅琊王氏并列为南朝最牛的两大家族势力，可以说完全垄断了官家权力市场。在所有的“裙带”关系中，与皇族攀亲是终极目标。
褚蒜子是谢尚的外甥女，嫁给琅琊王司马岳为妃。司马岳即位为晋康帝，褚蒜子被封为皇后。外甥女成了皇后，谢尚也水涨船高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从没有实职的文官飙升至封疆大吏豫州刺史。可以说褚蒜子不光是谢尚获得权力的助推器，也成为他政治上的强有力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