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驻兵上，确实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城区（“留驻其现在地位”），但城区内仍有中国军警可以控制。实际上，至7月17日日军全部撤出上海后，所有其退出地区已完全由上海市公安局行使警察权。昆山、常熟一线离上海并不远，如有紧急情况，所驻部队绝对来得及在第一时间内赶赴上海。
有人认为，《淞沪停战协定》让日本驻军更方便了。这一点本人有些不敢苟同。
协定上面说的是，“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地带）”。事实是至5月底，除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外，其余日军已全部撤离了上海，也即恢复到了“一?二八”会战前的状态。
至于日军还可以在租界以外的地方驻扎，主要是这一段文字：“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指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之毗连地方”。
关于这个，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 上面说的是“暂时”。
第二， 实质上日军后来都撤走了。
第三， 日军这样的机动化速度和效率，想来上海马上就能来，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天天窝在这里，还要不断开销军费。
最后一个，主权损害问题。我看到一本专著（平心而论，这本专著在同类著作当中还算是比较严肃客观的）上把共同委员会都拿出来说事了。
因为这个委员会，有“监视”《淞沪停战协定》的“履行”，以及“查明”中日军队驻扎情形的权力，作者就说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我有些无语。你要硬这么说，不是抬杠吗，那现在联合国部队还进非洲国家监督双方停战呢。你要把事情办完办好，总得找个第三方的公证人吧，要不然，你让日本人来“监视”或者“查明”？
一场并没打赢（当然我们也不承认打输）的战争，能够得到上述结果，至少我认为，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如果你一定要把日本人的衣服裤子当场剥光，然后让他们光着屁股滚回东京，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要有这个实力才行。
这跟有的哥们儿老是想着明天就登陆日本列岛，给它也来个“东京大屠杀”什么的，其实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对于这些兄弟超凡的想象能力，本人表示佩服，对他们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始终认为，我们毕竟不是整天生活在真空或穿越之中，我们的周围也不是幼稚园，因此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来。
少做些白日梦，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也不能怪大家。对这个谈判结果，当时就有很多人受不了。
当然了，有些东西是从不会有所改变的。比如说，下面几个“照例”：
照例，要求是强硬到底，绝不妥协。
照例，倒霉的还是在一线谈判的人。
照例，挨打受罪的是非军人、不带枪、搞外交（我总结了，这三个特征都很重要）的外交官。
上海某爱国团体代表数十人涌入郭泰祺住宅，这些人一开始还好，只是文斗，指着鼻子骂骂人，后来不行了，情绪激动起来，有人要武斗，于是桌上有什么就都朝郭泰祺劈头盖脸地砸将过去，郭泰祺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即送往医院救治。
我不知道郭次长此时是个什么心情。我想他一定在感慨，在中国，外交这一行当实在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啊。
没错。如果要让我去的话（假设我有这个能力和资历的话），我一定会买上一份大额的人身安全保险，然后戴个安全帽，再浑身穿上重甲。
你们爱怎么招呼就怎么招呼吧。
但是郭泰祺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要求首先释放被带至警局的伤人者，并表示他们虽然行为过激，但所作所为均系出于爱国热忱，他能理解。
第二天，郭泰祺的伤还没好，局子里的这些人就被放了出来。
这下可好，等到《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定时，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个也无法到场。一边被炸断了腿（植田和重光葵，凑一块儿才能来），一边至少破了相，就算能强撑着过来也有碍国体。
不过协定总算是签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6日至3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 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海军第3舰队（一部）逐次离开上海回国。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中间没有那个兴冲冲而来却一仗未打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
他们赖在上海了？没有。早走了。
去哪儿？充当救火队员，到哈尔滨去对付北满抗日部队。
好了，上海这边可以暂时放一放了。别忘了，还有一个始终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东北。
江桥之战后，在日军的软硬兼施下，“抵抗将军”马占山意外地动摇了。现在哈尔滨（哈市）成了日本在满洲要到达的“最后一站”。
进攻齐齐哈尔，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苏联的一个试探，看它会不会有所反应。
苏联反应了，那就是向日本再次重申不干涉政策。
那样子倒像在鼓励日本人：你专心干吧，我决不会打扰你的。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群滚刀肉，眼前的情形令他们更加急不可耐——国内，从陆相到参谋长（应该是参谋次长，因为那个亲王参谋长不怎么管事）都是战争的支持者，国外，苏联人知情识趣地躲到一边去了，加上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上海一点火，国际舆论再也顾不上关注东北。
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但在具体策略上，其内部又分成两派。
当然了，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以华制华”仍然是他们的首要策略。这两派也一样，都首先强调发挥汉奸或者伪军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一派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陆大33期）为代表。这一派主张用软的一手，即通过张景惠来进行“内部策反”。
另一派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陆大35期）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硬的一手，即通过吉林熙洽掌握的伪军直接攻占哈市。
百武晴吉这派首先碰了壁。
张景惠虽然早就暗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并曾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宣布哈尔滨独立，但他与吉林的熙洽不一样，后者多少是有点兵权的，而他却是个软脚蟹，名符其实的“豆腐王子”，手上既无枪也无炮。
没有枪杆子，说话就不硬气。也难怪日本人扔了一个“黑龙江省主席”的官帽过来，马占山一瞪眼，就吓得他连就职仪式都不敢去参加了。
哈尔滨的实际兵权掌握在滨江镇守使兼第28旅旅长丁超手上。丁超是东北军中的“士官系”代表，至少军队里的人对他不得不服。
当时丁超的态度实际上模棱两可。作为一个老牌军人，他投降不甘心，抵抗又无把握，就在那里晃过来晃过去，反正不轻易表态。
丁超不发话，你就是借张景惠两个胆，他也不敢明着把哈市给卖了。
张景惠不争气，连累了他的后台老板。百武晴吉没多久就走人了，顶替他的是那个无事也要生非的土肥原。
在不想派关东军直接上场的情况下，土肥原自然赞成大迫通贞的主意。
两个特务机关联手，逼着熙洽这个奴才赶快对哈市动刀子。然而此时熙洽却自顾不暇，别说动哈市的心思了，连吉林都有些搞不定。
二马占海
让他如此不安的人叫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他带的这个卫队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编制相当整齐，除了有3个步兵营外，还像模像样地配有骑兵营、重机枪连、通信连等配合兵种。这种规模，当时只有日军联队里才有，连老蒋的德械师都不完全具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熙洽就投他在日本的老师多门做了汉奸。他知道卫队团的实力，很想把冯占海拉下水，便对其以“吉林省警备司令”的官衔相诱。
冯占海不吃这一套。
什么东西，我姨父让你守着吉林，是要你帮他保家卫国，没想到你却卖国求荣去了。
当即率领卫队团打起了抗日的旗帜。
这个旗号一打起来，可不得了，找上门要打鬼子的人海了去。
来的人里面有三种人打鬼子的热情特别高：
第一种是原东北军官兵。这里面大部分是被堵在吉黑两省，无法顺利撤回关内的部队，其中却也不乏既不想撤退，也不愿投敌，就打算在东北战斗到底，与鬼子死嗑的仁人志士。
第二种是青年学生。除了东北各大学校外，还有特意从关内赶来要求参军抗日的学子（那时候日军对关卡的控制还不严密，一般老百姓走得出去，也跑得进来）。
第三种——
胡子。
要不是“九?一八”事变，他们基本上属于被官军剿的那一类。但如今不一样了，打鬼子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也召集了过来。
冯占海的姨父、“辅帅”张作相对错用熙洽这件事又悔又恨。他派人到吉林另建了临时政府（建于哈尔滨下宾县境内），同时正式委任冯占海为吉林边防军司令。
此时，冯占海的部队已由3000人发展到了2万人。到江桥抗战爆发时，他和马占山一南一北，成了日伪军头痛不已的两把利剑。当时的东北百姓称他们为：“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可见人心所向。
对这样的刺头，熙洽当然必欲拔之而后快。
现在他需要人才，帮助他对付冯占海这样的抗日武装的人才。
很快就找到一位。
于琛澄，绰号于大头，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马科，做过东北军骑兵师的师长。据说他对马很有感情（可能跟专业有关），但凡死匹好马，不仅要淌几滴眼泪，情到深处还要立个碑哩。
当年由于他涉嫌跟郭松龄一道反对张作霖，结果早早地就被罢了官职，只好回乡办厂做生意去了。
收到熙洽的邀请后，于大头起先犹豫了一下——我估计他是在盘算办厂和当汉奸，这两桩生意哪个更划算。
到底脑袋大，犹豫了那么一下，马上就整明白了：做汉奸划算。
熙洽随即任命于琛澄为日伪吉林“剿匪”司令，纠集了5个旅的伪军向吉林抗日力量发动进攻。
当时，于大头主要针对的是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是冯占海，驻在吉林舒兰县。
另一个是吉林东北军的张作舟，他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交界处的榆树县布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