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营长冲进阵地，发现战壕里到处都是尸体，一个营已全部打光，只剩下一个还能拿枪的山西兵。
刚才打枪的就是这个老兵，周围的同伴都已战死，但他从没想到过要逃跑或后退，那种决死的气势把本来笃定的对手都给吓跑了。
在杨行保卫战中，第1军的伤亡是惊人的，仅以主力第1师为例，旅长两个，伤了三个，团长四个，折了五个。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倒的人比实际职位还多呢，答案很简单：多出来的就是增补上来的，最后增补上来的也挂了。
在固守一个星期之后，第1军营以下官兵伤亡率已高达80%，连长除位置不固定的通信连长外，整个都换掉了，中间补充兵员更达四次之多，也就是胡宗南带来上海的老兵所剩无几。
眼瞅着越打越少，胡宗南仍旧一声不吭，不诉一句苦，只咬牙独自硬挺。
反而是上级知道实情后，赶紧打电话通知胡宗南，让其换防休整。
胡宗南这才告诉对方，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去了。
第1军初到上海时，尚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1200人而已。报人张季鸾由此发出感叹，说第1军向为精锐之师，想不到牺牲如此之惨，直叫人泫然泪下。
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如钢铁，但当他启程返回西北时，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1000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
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
在胡宗南的舍命死守之下，松井击“腰”不成，“中央突破”战术也随之失败了。
这时，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团已双双陷于苦战之中，自登陆之后，共伤亡4080人，其中有些联队伤亡尤其惨重，如果没有后续兵员补充，有跟没有都差不多了。
除了战死战伤之外，生病的也有很多。
听听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名字，什么江湾、蕴藻浜，都跟水有关系。江南水塘蚊虫又多，逢到天气热，蚊虫更多，这些蚊虫别的做不了，咬上鬼子两口还是可以的，那些身体稍差一些的鬼子兵一旦受不了就只能躺下歇工。
如果海军陆战大队登陆上海市区是第一次增援，那么两个常备师团登陆上海北郊则应该算是第二次增援，日本统帅部本以为此次增援可以一锤定音，然而举起的锤子却始终落不下来。
怪谁呢，怪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指挥无方？
松井一脸委屈状，他说他从东京出发时就跟送行的杉山元强调过，两个师团是不够的，五个还差不多。
行了，那就再派援兵。
当初为了向华北增兵的事，日本军政两界讨论来讨论去，口水满天飞，弄得陆相杉山元本人都差点没有脾气，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日本的气候，使得派兵出国已成惯性动作，没人拦了。
杉山元更是着急忙慌，恨不得手指头一点，第三批援兵就可以马上漂洋过海，飞到上海去。要知道，在开战以前，他可是在裕仁天皇面前信誓旦旦拍过胸脯的，说是一月之内就可结束战事。如今一月早过，淞沪会战连一点消停的迹象都没有，这让他如何能坐得住。
只有身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仍坚持原有主张，即不能再向中国增兵，同时要停止作战，可是他的意见还有谁会听呢？
之前，参谋次长今井清一度支持过他，可是随着香月轻取平津，老头子便再不言语，直到因病退职。
继之而起的是多田骏。这位在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也曾大力推行“华北自治”，要归类的话也算强硬派。
现在的石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痛心疾首。
你们只看到一个中国“支那”，却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大敌——苏美。
在东北周围，苏军光步兵师就有14个，关东军有多少师团呢，呵呵，四个！
现在的苏军已经突飞猛进，他们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就不比日本的师团差，14打4，怎么跟他斗？
是啊，我们的机械化特种部队看上去很牛，在华北几无人可敌，可是在东北一带呢，关东军有200架飞机，苏军有900架；关东军有100辆坦克，苏军有800辆，只是人家的零头而已。
这是北方，在南方，据情报显示，美国已经在菲律宾和马尼拉大肆构筑地下工事，那分明也是冲着我们来的。
多田骏如今毕竟身份不同了，他不能老像做“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那样，一味贪功，多少也得有点大局观。
听听石原所说，似乎颇有些道理，中国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北方的苏联，如果专盯着中国打，消耗了实力，怎么对苏备战？
于是他向稳健派跨了半步。
可是也仅半步而已，多田骏身上同样有日本人常有的那种侥幸和自大心理，他认为只要再用一下力，对华战争即可结束，到时再谈对苏备战不晚。
石原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眼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无法协调，只得亲自去皇宫晋见裕仁天皇。
裕仁如今已不记得杉山元的“一月为期”了，经过自己亲家的一番说道，马上点头同意，好，那就再增兵吧。
天皇既已批准，到石原这里无非是过一过程序。
9月7日，石原在增兵计划上签了字，随即他就辞去了作战部部长一职。
20天后，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自此离开了日本军界的权力中枢。
终于出局了！
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的“民族英雄”确实廉颇老矣，不再能称其为英雄了。
即使重回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也很不愉快，他一直看不起那个被他称为“上等兵东条”的上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石原认为东条纯属平庸之辈。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庸的上司一路春风得意，后来竟做到了首相。做了首相的东条毫不犹豫地给时任师团长一职的石原穿了小鞋，迫使这位天才属下退出现役，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教的课是国防学，可是真正的日本国防其时已摇摇欲坠，而“石原教授”仍旧无可奈何。
他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只能和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失败的命运走去。
某种程度上，石原就像那个长了一对阴阳眼的占卜师，预知到了未来的灾祸，然而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恶果其实还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在若干年以前，在柳条湖，在“九一八”。只不过当初他以为栽下的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想到却是差点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毒苗。
虽然是敌国，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石原是一个颇有些远见的谋略之士，一个有点头脑的人。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那时的他称得上英姿勃发，充满朝气。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这也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
这样说来，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这就是先贤曾经反复说过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石原再聪明，也没有能超越这个局限，而这恐怕才是很多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