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氏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她很早就帮助蒋介石掌管空军，所以被称为空军之母。
跟着蒋介石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蒋介石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绝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串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此时南京政府正就西安事变召开紧急会议。
宋美龄很清楚，这次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国民党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等”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国民党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女将之中，以火爆著称的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所谓“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蒋介石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会议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一个女人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呢？！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蒋介石，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刺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绵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掺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究竟是战是和。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和陈布雷被并称为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发动进攻，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有人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蒋介石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无言以对。
是啊，别看蒋介石不在，你们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如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蒋介石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蒋介石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允许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大规模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儿上了——别以为蒋介石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我们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当，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这两个字是她不能也不敢想象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如果像宋美龄说的那样，自然是好，可是问题也正在这里。
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蒋介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的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
尽管宋美龄亲自出马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蒋介石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辩，嘴还钝得很。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人想起三国时的一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给占领了。
主和派成了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