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人都喜欢学着政客搞计谋了。你张自忠的这一手，我会看不出来吗。无非就是要利用我萧振瀛，达到对付宋哲元的目的。
吃萧振瀛这碗饭的，要在春秋战国时那都是标准的纵横家，一般人在他们面前比划这个，纯属班门弄斧。
当着张自忠的面，却还不能这么说，萧振瀛只能拿早已过时的兄弟大义来推托。
大家都是兄弟，不能这样。为了国事，为了义气，我甘愿牺牲。
见萧振瀛“死不改悔”，张自忠又去串联冯治安和赵登禹，几个人秘密找到萧振瀛，吵吵着要推他为首，举兵倒宋。
萧振瀛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万万使不得。
不是说没有力量倒宋。事实上，当时萧振瀛只要愿意，倒宋是很有把握的。除了张、冯、赵之外，29军的骑兵部队都是原来的东北义勇军，那是当初萧振瀛招抚过来的，又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只要他登高一呼，自会应者云集。那样的话，宋哲元是抵挡不住的。
可是如此一来，29军内部骨肉相残不说，更会引狼入室，使华北丧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是萧振瀛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鉴于继续留在华北处境尴尬，萧振瀛便以去京开会为由，向宋哲元辞行。临行之前，他流露出想留在南京的想法。可是宋哲元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不行，你不能留中央，甚至不能留在国内，只能出国。
潜台词就是，我无法用你，别人包括蒋介石也不可用。
此时的萧振瀛痛苦至极。也许他在内心里还曾寄望过宋哲元能挽留他，未曾料想对方不仅无此表示，还非要逐他出国不可。
29军，心血所铸成，到头来自己却被第一个鸟尽弓藏，扫地出门。这就是一切有功之臣的必然结局吗？
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欢笑还是眼泪，到最后或许全都会失去。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内御外之策：
29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这是萧振瀛苦思多日才设计出的一个用人方阵，也可以说是他留给宋哲元的最后一个“锦囊”。
29军的四个师长，以张自忠为最强，但他又有跟宋哲元别苗头的架势，因此不能放在身边，得让他顶到天津去做前锋。
刘汝明根本就不买宋哲元的账，你再怎么拉都没用，不如让他做后卫，最起码还可以保住一个察哈尔。
唯一可以重用的是冯治安！
当初29军建立时，冯治安本人并无一兵一卒，能一下子进入高层，是因为他过去在老西北军时曾对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后者要报恩，才向宋哲元鼎力推荐，也就是说，没有张自忠的面子，冯治安是做不了师长的。
这也是张自忠私下搞串联，打算造宋哲元的反时，冯治安不能加以推托的原因之一。
冯治安的弱点，就是他的腰杆始终不硬，只要把基本部队交给他掌握，再施之以恩，就能使之成为嫡系心腹。
你可以放心地让冯治安居中，今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不说进，至少退还是有余地的。
最后还有一个赵登禹。
萧振瀛在他的安内策中并未提及如何安排赵登禹，不过这位华北第一军师其实是看得很明白的：稳住了冯治安，也就稳住了赵登禹。
因为赵登禹和冯治安的私下交情很好，长城抗战时，赵就是在冯的下面做旅长，冯不叛，他也不会叛。如此，宋哲元身边又可多出一个策应前后场的自由人。
虽然宋哲元当时还没想到萧振瀛的布局会影响那么长远，但他对张、冯、赵等部将“躁动不安”的情况已有所耳闻，而且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掺杂私心杂念，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到了分手的最后时刻，萧振瀛无限眷恋地再次环顾了眼前熟悉的景物，在这里，他曾顽强苦斗，这里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基，然而现在只能挥手告别了。
何日才能归来？
想到这里，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忽然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备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谁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这个现实，连蒋介石都不能接受，却又无可奈何。
黄、萧都不在，华北今后麻烦了。
幸好，萧振瀛还留下了“锦囊”，又幸好，宋哲元照做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29军内部得到暂时稳定，日本人无孔而入，又接着打起了绥远省的主意。
这就有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正是这个大捷，令黄郛在弥留之际仍激动不已。
百灵庙大捷的创造者是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时任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的成名之作为涿州之战。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给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100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一定要进攻，最好还是离这位姓傅的远点，因为他的那张盾轻易是戳不破的。
到了长城抗战，傅作义又再次让日军领教了他善守的特点，他在牛栏山成功阻击并杀伤了铃木旅团，堪称长城抗战末期中国军队的少见佳作。
正是知道傅作义的厉害，所以日本人在攻之前，颇想使老傅不战而降。
来绥远招降的是板垣。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始终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玩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回答，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如果以傅作义为首，关东军将会予以全力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作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