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区大出洋相的维克斯轮式坦克，就是从英国买来的。当时一共进口了10辆，结果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维克斯很差劲，只是城市巡逻用车，但这并不表明英国坦克都很烂，事实上，它有好的，英制最新式坦克时速达到30公里，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可是人家不卖给你。
英国人说我们自己家的部队还没装备哩，先给你，怎么可能？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是英国，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于是又去找法国。
法国人一摊手，要新坦克没有，还没造出来，旧坦克倒是又多又好又便宜：雷诺坦克。
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雷诺。那会儿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次生产了3000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越来越多，不只英法这两家，强一点的都能自行制造，用不着买你的。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于是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中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呢。
对着日本人，法国人只说了一半实话，雷诺又多又便宜是真的，好却未必。
地球在不停旋转。一战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武器技术早就突飞猛进，你要再说雷诺有多么了得，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
日军拥有的雷诺坦克，一部分是直接购自法国，另一部分则是“九一八”后从东北军仓库里抢来的。
在上海庙行战场，法国雷诺曾被金泽第9师团投入使用。可是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再正常不过，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对手会把你们当活靶子给干掉的。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淘不到好的，日本人不得不咬咬牙走国产化道路，89式中型战车应运而生，可是刚刚出场时也没弄出多大动静。
东北战场上天气实在太冷，连坦克都受不了，冷冻液被冻住那是常有的事，机械部件脆裂也屡见不鲜，所以经常坏，加上速度慢，不客气地说，马占山的骑兵都比它好使。
在上海庙行，89式曾与雷诺一起上阵。论地形，庙行的确比江湾要平坦得多，但也只是相对而言，那里开起坦克来也一样不爽，由于转动不灵活，89式的履带经常陷在泥巴里动弹不得。
日本人是比较善于总结的，也确实有一股子追求完美、深钻到底的劲头。“一·二八”淞沪会战刚刚打完，他们已经在埋着头思考怎么提高坦克的性能了。
针对中型战车机动性能较差的缺点，日本人又研制出了92、94系列的轻战车。
一个火力强，一个机动性好，这两种坦克凑一块儿，优势互补，在大部分为开阔地面的南天门如鱼得水。
它们不是英国维克斯，没有轮子可给你炸，它们不是法国雷诺，不会“间歇性死亡”，它们的装甲很厚，你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手榴弹都射不穿，轰不破，对于严重缺乏反坦克装备的中国军队来说，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天敌。
徐庭瑶在南天门连筑六道预备阵地，但当关东军战车队发动冲击时，别说六道，十道都顶不住，基本上一道阵地，只能坚持一到两天。
徐庭瑶手下的三个师长，杜聿明就不用说了，刘戡向被评价为脑子一根筋的人，打起仗来疯狂得很，然而即便是他这样的猛人，面对坦克汹涌而至，也变得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因为丢失阵地，刘戡一度急到了要抹脖子自杀的程度。
前线死伤累累，以血肉之躯挡新锐之器，却仍挡不住日军的疯狂进攻，徐庭瑶内心无疑受到了极大震撼。
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数万男儿千里迢迢，满腔热血地来保卫长城，未料几个回合不到，理想的帆船就已经面临着搁浅的危险。
事实证明，光有美好愿望，却无足够力量，还是必然会在风雨中折戟的。
从那以后，在徐庭瑶和他的弟子们脑海里，就一直回响着这两个字：坦克，坦克，坦克！
中国未来的装甲兵团将从这里隆隆驶出。
虽然防守很困难，但徐庭瑶毕竟也只需要负责一个南天门战场，坐镇北平的何应钦却要协调整个华北战局，自然难上加难。
为了不致把这位军政部部长的肩头压垮，蒋介石又派来了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实行双头领导，即何应钦主抓军事，黄绍竑主抓政治。
在北平，何应钦和黄绍竑常去一个地方，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八面威风，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致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
快撤，刚才还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中国不是日本，说是协调华北战局，其实关键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样把大家伙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当然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前线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1933年4月9日，关东军发起第一次滦东战役。
此时的关东军，已与本庄繁时代有很大区别。经过那次大规模改组，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成为关东军历史上最为出色的司令官。
武藤信义，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死后由大将晋升为陆军元帅。
当年本庄繁使尽浑身解数都奈何不了马占山，但武藤上任后，不仅迫使马占山退出东北，还把东北义勇军逼入绝境，因此被日本人誉为“满洲的守护神”。
毫无疑问，武藤时代的关东军正处于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滦东战役从4月9日开始发起，到4月17日结束，仅仅八天时间，关东军便击破了由晋绥军商震镇守的冷口，驻防滦东的十几万东北军更是到了望风披靡的程度。
外界都以为是冷口失守在前，导致29军腹背受敌，喜峰口才会失守在后。
实际上在滦东战役之前，喜峰口就已经丢了，只是宋哲元怕因此砸了29军的招牌，才对外隐瞒了消息。
只剩下一个南天门，不过也就最后两道预备阵地可守了。
前线军事一塌糊涂，几乎不可收拾。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作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悠闲，多么放松，也间接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平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行，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力，远不是能够惹是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人说话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何应钦和黄绍竑在北平城里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不用亲自到现场，通过一份份电报往来，蒋介石就已断定何、黄二人再也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必须再派一个人去北平。
经过内部商讨，南京政府出台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起用已迁居上海的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元老，在华北威望很高，但是他年纪一大把，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实属强人所难。
第二个是起用山西王阎锡山。
在中原大战之前，华北地盘本来就是属于阎锡山的。你现在要他去主持，他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这样必然会引起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华北其他派系不服，同时阎老西也可能会趁势而起，在华北形成新的地方势力。
两个方案都被否决，蒋介石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最佳人选。
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
他是蒋介石的义兄，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他很早就参加了同盟会，当年也是一个不惜性命也要推翻满清的热血青年，但终其一生，却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其后他在北洋政府任外交总长，并代理过内阁总理。
再后来，他又出任南京政府第一届外交部部长，是“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而所谓“改订新约运动”，即“革命外交”的前身。
北洋和国民党，一北一南，那时是势不两立的死敌，这个圈子绕得有多大，可想而知。
显然，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思想也非常复杂的人。
好几年前，我到浙江莫干山去旅游，曾经在一处别墅群的旁边吃饭。那座别墅群的建筑风格十分独特，问过导游，才知道是一座民国建筑群，国共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共和国主席，自然也有蒋介石——就好像庐山那样，能用于避暑的好地方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家伙只好扎堆了。
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悄悄流了过去。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有一处著名别墅，叫白云山馆，主人便是蒋介石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完全湮没的人。
1933年春天，白云山馆的主人离开莫干山北上，从此他将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
这个人能拯救华北危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