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二十年了。记得1955年，报上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编者按语里说，像胡风那样的反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成千上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父亲在饭桌上跟母亲说，他看完那些从胡风等人的私人信件中摘出的段落与句子编就的材料，确实不懂，自己算是一个“善良人”吧。1958年，《文艺报》搞了“再批判”，把丁玲、王实味、艾青、萧军等人20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文章登出“示众”，并再加严厉批判。编者按说，这些“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可以使“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也是在家中饭桌上，父亲叹息说，怎么竟看不出丁玲写的是反革命文章，自己到头来还是“天真烂漫”的“善良人”啊！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里头说，“打红旗的敌人比打白旗的敌人更危险”，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是马大哈，那就是糊涂人”；父亲很惶恐，承认自己是“糊涂人”。都到1966年年底了，我跟他说，刘少奇肯定要打倒了，他却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刘少奇不也在天安门上吗？他就那么一直“善良”、“天真烂漫”、“糊涂”到底。
在父亲所经历的一波更比一波汹涌诡谲的政治运动中，“善良人”不是一个好称谓，充其量，是可以教育、改造的中间派的意思吧。到“文革”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以后，“善良人”、“糊涂人”等的存在空间也被取缔了，主流话语中也不再有争取“善良人”的字句了，原来在“革命者”扩大化地打击“反革命”时，尚可充当缓冲剂的父亲那样的“成千上万的善良人”，也基本上都沦为了“牛鬼蛇神”。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时代里，父亲是个失败者。但父亲给我留下了一份遗产，就是即使认同了必要的斗争，心头也总舍弃不了一份善良。个人能够坚守善良，社会能够容纳善良，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许便会少些悲剧吧。
1998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