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心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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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1950年,我们全家从重庆迁到北京。父母虽原籍都是四川,却从小随祖父在北京长大,北京于他们而言不啻第二故乡。在北京安顿下来以后,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父母总要带我们子女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母亲是个爱记日记的人,平时那平淡的日子里,油盐酱醋茶的家常细事她都要记,何况游览归来后。有一次,全家游颐和园归来,母亲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姐姐偷看了母亲的日记本后,笑得合不拢嘴。她说,那篇日记的最后一句是:“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哥哥们听说,也都笑。我那时还小,不懂他们笑个什么;但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那倒不是恶意的嘲笑;母亲对他们的笑,也报之以笑,一家人很是快活。后来渐渐琢磨出来,姐姐和哥哥们是觉得母亲那文言白话夹杂的文体,在那样一个新时代开始以后,显得挺滑稽的;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文本”和“语境”有些个“疏离”。

后来我大了些,也翻看过母亲的日记本。母亲实在是个无甚隐私的人,为了父亲,和我们子女的成长,她日复一日地操持家务,日记所载,便是那含辛茹苦而任劳任怨的流程。母亲日记的内容确实平淡无奇,但我喜欢那里面所充溢的生活情趣。比如,有一次母亲上街买菜,被扒手偷走了钱包,她记下这件事时,还画了一幅小画儿,画着她自己气恼的面容,又在她自己的像后,画了一个比例小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许多的、逃跑的扒手的背影,非常生动,旁边还有文字说明:“扒手可恨!给新社会丢脸!”她为自己的日记插图虽不是很多,一个月里也总有几回,记得有一幅荷花画得很好,是记录到北海公园赏荷的印象,那荷花上,还立着一只——我以为是蜻蜓——母亲告诉我应该叫作豆娘。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母对新社会赞不绝口。那时北京先是疏浚了什刹海等水域,后来又掏尽了几乎全城的阴沟,所以全家一起看了老舍的《龙须沟》以后,父母都赞生动真实,对舞台上的角色喊“万岁”,非常共鸣。后来我再大了些,懂得那一时期叫新民主主义社会。那时的国产影片,厂标是工农兵的雕像,随着一段悦耳的乐曲,微偏的雕像缓缓旋转为正面,叠印出制片厂名称;我现在仍能哼出那乐曲的旋律;后来那乐曲不仅从电影片头消失,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再也听不到了;到了“文革”时期,上海首先揪出了作曲家贺绿汀,对他猛批时,点到了那首由他谱出,一度被使用到电影片头的乐曲,原来叫作“新民主主义进行曲”,而“新民主主义”,据说是刘少奇对之格外地衷情,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是他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一大罪状,此罪既定,贺绿汀为“新民主主义”谱“进行曲”,自然也就“罪该万死”。说实在的,解放初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时间虽然短暂,但那时我已十多岁,所获得的感受里,却没什么阴影。那时国营经济蓬勃发展,但私营经济也很活跃,我记得父亲带我去先农坛参观过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会,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而我家附近的隆福寺庙会,更显示出多元的社会景观;当时的东安市场,更仿佛一座美不胜收的琳宫宝殿。还记得那时母亲常一边在厨房炒菜,一边赞叹物价稳定。也还记得在饭桌上,父母不经意的对话中,其实是在赞叹新社会的好处,比如取缔了妓院,禁绝了鸦片,消灭了土匪,振奋了民心,等等。所以在“文革”时,读到那些痛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想法是“狼子野心”时,心里只有诧异和恐惧,只好拼命地去跟那“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认同。后来,从逻辑上确实也弄通了,革命就是要一波一波地迅疾推进,以致最后要实行“全面专政”。但“反右”、“大跃进”以后,我步入青年时期,却留下了害怕“片语致祸”和物资匮乏乃至饥饿的记忆阴影。

母亲直到“文革”前,一直坚持记日记。哥哥们和姐姐后来都离开了北京。我长大了,自己也记上了日记,因为懂得日记是私密的话语,自己的既然怕别人看,别人的当然也就不应该看,所以那以后再不曾翻看母亲的日记。直到母亲1988年仙逝后,她的几十本日记成了遗物,我才通读了一遍。我发现,她那日记,最生动活泼的部分,就是1950年到1956年那几本,插图最多的,也是那几本。而“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一篇那一句,在我心中激出的涟漪,久久环荡。我体味着那文白夹杂的字句中,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身逢太平盛世,安度平凡生活的诗意情怀。

我的父母,无论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看,都属于大时代中典型的中间人物。他们对革命的认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革命者所营造出的,一个好的生存空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也该成为革命者。他们拥护革命者,接受革命者领导,愿意在革命政权下更放松地做一个好人。正因为他们这样给自己定位,所以,像父亲,他在上班时认真工作,可是下班后,保留着自己的个人爱好——逛旧书店和吃西餐;而母亲,在从事家务劳动和积极参加一些街道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闲情逸致,比如反复阅读《红楼梦》和记日记,并写下“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样的句子。

1957年以后的事态发展,从母亲的日记里,隐约可以看出,是很快地,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地道的革命者,不再允许中间人物的存在。思想舆论要求一律,文体也要求一律。父亲在单位里出了事,当时我们子女并不清楚——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发了个什么言,后来被开会批判,但最终没划右派,档案里落下了“中右”的结论,这就在很多年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我们这些子女的命运,这里且不多说——父亲在单位里的遭遇,他瞒着我们子女,却告诉了母亲,母亲去世后我通读她的日记,在1957年秋天的某一日,她写下了很含蓄的一句“天演说错了话”,天演是父亲的名字;在“说错了话”四个字下面,她画了圈,而且,“错”字和“话”字似乎描涂过好几遍,事过多年,从那笔触里,仍可看出那件事给予她心理上有过多么锐重的刺激。母亲日记中的情趣从那句话后竟消失殆尽,以后的日记中不再有“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样的句子,越来越简约,成了干巴巴的备忘录,当然更没有什么插图了。到母亲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她恢复了日记,但年事已高,精力不逮,写得也都很简单,再没有像当年那种郊游回来,既有描写又有抒情的篇章了。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种情调,后来我懂得,要被划为“小资产阶级情调”。1956年以前,在文艺界,这种情调已然被指认为“不健康”;到后来,有“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主张”的大批判,小资产阶级也就跟资产阶级煮成了一锅了;到“文革”,那就只剩下一种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有的文体了,不依规范,“说错话”或“写错文”,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幸亏母亲不是搞文艺的,她的日记从未公开发表过。

母亲日记的情调,使我想到丰子恺的文和画。他们是同代人,也许,阶级成分和人生站位,也差不多,都属于所谓“小资产”吧。“文革”风暴一起,上海首批揪出的“牛鬼蛇神”里,就有丰子恺,这很使人惊讶,他那些“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满山红叶女郎樵”的作品,究竟碍了革命者、革命政权、革命路线什么事儿呢?

母亲在“文革”中,和父亲一起下“五七干校”,装载他们那些知识分子的火车,原来是运送牲口的闷子车,后来母亲回忆说,一千多公里的途程,没有座椅,大家坐在车厢底板上,这倒还能忍受,可是,车上没有厕所,而又经常很久都不停车,男女同在一个车厢,有的随往家属还是青春少女,那尴尬与狼狈的情景,真不便形容。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丰子恺式的人生情趣,自然已被尽悉碾碎扫荡。

去“干校”,据说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革命者。那时候民族的生存空间里,要么你是敌人,要么你就得是革命者。你如果想,我既不反革命,也不革命,行不行呢?或者,你觉得自己成不了革命者那么优秀的人,但革命者所革出的局面,如果好,你会拥护,然后在那个前提下,努力劳动,认真工作,然而也保留自己的一份个人生活,比如扶老携幼地郊游、赏花,甚至欣赏立在荷花上面的一只纤弱的豆娘……并在当天的日记最后,写下“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的句子,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不仅不行,而且,恐怕敢这么想的人,那时候也越来越少。

现在的世道,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总的来说,变得比以前好了。但问题也不少,有的问题甚至相当触目惊心,尤其是权钱交易造成的腐败堕落,还有明显的社会不公。不少的仁人志士,都挺身而出,意欲从理论上、实践上,解决问题。这当然很好。但我希望,不管是哪一派别,最好都把矛头,直接指向那问题的主体,指向责任者;只要你那理论确实有益,尤其是付诸实践真有效果,一般的俗众自然会被吸引,成为你的拥护者。最好不要矛头并不真正对着那问题的主体,不对着那责任者,而先对着俗众,责备他们怎么不跟你的理论认同,没有积极参与你提倡的斗争,或怎么没成为你自己那样的仁人志士。不管是革命,还是改革,还是改良,乃至于改进,目的是要给一般民众带来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公平的生存秩序,要达到目的,当然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拥护,但却不必要求芸芸众生都一律成为革命者、改革者、改良派、改进派。容许社会上,有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其间繁殖生息过着常态“小日子”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或叫作“中间人物”,有那样胸怀的大人物,我以为才是值得尊敬的大人物,倘若他还能进一步为众多的小人物营造出太平盛世,以公平的“游戏规则”组织好社会生活,那他就不仅值得尊敬,更应该倾心拥护了;倘若他的宗旨,只是着力于把亿万小人物都改造成跟他画等号的存在,遇到阻力,推行不顺,便大发雷霆,大施惩罚,那,大规模的社会悲剧,势必发生。这是我从母亲日记上一个抒情感叹的句子,所引发出的联想,最终所达到的憬悟。

1999年2月12日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