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云、志敬回家后问祖母，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吴瑟亚的鸦片馆老板。祖母觉得名字有点耳熟，但一听是鸦片馆老板就没好脸色，说：“不知道。”
志云随即拿出那包钱，把吴家老板娘的表情、动作、语言详细说了一遍。祖母听完，开始发呆。
祖母在闸北地区的一个贫民窟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全家大小都挤在里边，晚上一起打地铺。
到了闸北，志云、志敬才明白，为什么他们去还债时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
家难，撞上了国难。
闸北，已经是一个战场。就在祖父去世的前几天，日本军队从几个方面向上海发动了进攻。与闸北隔了一条河的南岸，有两个受英国、法国、美国控制的“租界”，日本军队暂时还不敢侵入，成了一个“孤岛”。前些天志云、志敬看到的那些搬家人家，都是从租界外面向租界里面搬。余家本来住在英租界，这下反倒搬到租界外面的闸北来了，在当时完全是逆向行动。
闸北地区的人流越来越大，主要是上海周边几个省逃避战乱的难民。不巧安徽淮河又发生水灾，大批灾民涌来，壅塞在街道、弄堂、屋前屋后的每一个角落，连走路都很困难了。
正在这时，原来家里的女佣陈妈找来了。她告诉祖母，自己正在附近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工作。收容所目前缺少人手，陈妈知道祖母处理麻烦事的能力，因此问祖母，愿不愿意参加。
祖母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那些日子大家都忙着抗日，她总觉得自己也要做点什么。这份工作有一点微薄的薪水，可以勉强地养家糊口。
大儿子志云在另一个难民收容所里做事。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先前在一家佛教精舍担任文书，战争爆发后他在难民收容所里办了一个小学，自任校长，每天回家都疲惫不堪。
志云病了几次，医生说，都是从灾民中传染的。志云问医生有什么方法防治，医生说，这年景也找不到什么药，多吃大蒜头吧。
有一天，志敬急急跑到祖母面前，兴奋地说：难民收容所新来了一位负责人，竟然是吴阿姨。
“哪个吴阿姨？”祖母问。
“就是那个退钱的鸦片馆老板娘！”志敬说。
祖母刹时停下了手上的活。那包钱，实实在在帮助余家渡过了难关。她本想好好去道谢，却又不愿意面对一个鸦片馆的老板娘。好几次，她重复地听着两个儿子对这个老板娘的描述：浓妆艳抹，高挑个子，绣花拖鞋，细长的手指上涂着指甲油……
她急急地拍了一下志敬的肩膀说：“快，领路，我要见她！”
祖母见到这位女人时上下打量了一下，发现她已经完全没有浓妆艳抹，只是嘴上还叼着香烟。祖母对她诚恳地笑着，又指了指志敬，说：“吴太太，我是他的母亲。上次的事，真该好好谢谢你了！”
“是余太太啊，”吴阿姨上前一步，对祖母说：“其实是你开导了我。这是阿坚，我的儿子，我想让他与你的儿子多交往！”说着她把一个蹲在地上玩的男孩子拉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祖母叹了一口气，对志敬说：“打仗是坏事，却让我、陈妈、吴阿姨，还有很多女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志敬说：“刚才阿坚说了，那天我们去了以后，他们家关了鸦片馆。”
大蒜毕竟只是大蒜，防疫的功能有限。
三年后，大儿子志云终于从难民、灾民中传染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绝症。
志云很快就去世了。由于家里房子太小，完全无法隔离，他的病已经传给了三弟志夏和四弟志纪，他们也都在一年之内走了。
又过了一年，女儿志梅得了一种说不清名目的怪病，人急剧消瘦，而且连日高烧不退。医生说，需要用美国生产的一种药，但这药跑遍上海的药房和医院都买不到，最后也只能放弃。到一九四三年，祖母的七个儿女只剩下了三个：志敬、志杏、志士。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苦的年月，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死人，在那个时候变得稀松平常。到处都是纸幡飘飘，哭声连连。祖母的嗓子哭哑了，却很少有人听见。
一天，祖母到菜场为难民收容所采购食品，一个熟悉的身影挡在了她的眼前。祖母一愣：这不是海姐吗？
祖母对她，有点害怕。
祖母站在菜场的过道上一时不知言动，却眼圈泛红。海姐，自从那天你拉我到二楼小客厅里说了鸦片的事情之后，你知道余家发生了什么吗？
海姐一把拥住了祖母的臂膀，还是亲亲热热地叫“阿嫂”。这一声“阿嫂”，叫得祖母头皮发麻。
“阿嫂，你家的事，我全都知道。四个孩子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给他们的父亲抬轿子去啦。不多不少，正好四个。所以，你要赶快给你先生好好做个坟。坟做好了，他也就不必再坐轿子了。”
祖父去世后立即运回家乡安葬了，但是，坟做得比较马虎，这倒是真的。家乡已被日本人占领，灵柩运回去时一路麻烦重重，能安葬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听海姐一说，祖母半信半疑，但无论如何，把家乡的坟重新做一做，是应该的。
要重新做坟，立即想到的是墓碑。书写墓碑最好的人选，远近都知道，是后来成为我外公的朱承海先生。朱家应该还很有钱，但按照祖母万事不求人的脾气，再困难时也没有想过要去叩求“朱门”，因此差点儿想不起来了。这时猛然记起，又知道海姐是他的亲戚，就问：“朱先生怎么样了？”
海姐一笑，说：“他呀，也气数将尽！”
祖母问：“怎么回事？”
海姐说：“像你老公一样，陷到上海的一个黑洞里去了。”
祖母问：“也抽上鸦片了？”
海姐说：“不，他是迷上了跑狗场的跑狗。”
祖母松了一口气：“哦，那还好。”
海姐说：“什么还好，比抽鸦片还上瘾，手上的五家厂已经毁了三家半。怎么，你有事找他？”
祖母说：“请他写墓碑。”
海姐说：“这好办，我告诉他，他一定答应。”
祖母说：“不，这不是小事，还得我自己上门去求他。”
过了几天，祖母叫小儿子志士陪着去朱家，志士竟然明确拒绝。志士现在已经十五岁，上了中学。他与姐姐志杏最要好，志杏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前些年已经虚报年龄到一家纺织厂做了工人。志士上中学的费用，都是志杏供给的。志杏听母亲说过，父亲临终前曾说希望余家出一个读书人。现在家里最有文化的大哥去世了，志杏决心让小弟弟把书读好。
志杏在工厂里受到社会反抗力量的强烈影响，年纪轻轻就成了罢工和示威的积极分子，很快又成了组织者。后来她显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还是一个不小的首领。这一来，她对弟弟上学的目标有了更明确的设定，希望他成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到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延安去。
志士在姐姐的影响下，已经开始阅读革命书籍。但他在文化上受大哥志云和堂叔余鸿文的熏染很深，更喜欢的是《红楼梦》。这种喜欢他只是藏在心底，而在社会观念上，则越来越明确地追求公平、正义、进步、反抗。因此，他完全不能接受朱承海先生这种天天迷溺于跑狗场的富家士绅，认为他们是国破家亡中的“寄生虫”。即使只是见见面，他也不愿意。
他知道，这样激烈的观点不能讲给自己的母亲听，因此换了一种说法来劝阻。他说：“这个人与爸爸，算得上是两代世交。但是，除了在爸爸出殡的时候送了一副挽联，后来就百事不问了，这算什么人哪？墓碑不能让他写，你更不要亲自上门！”
祖母听了，深深吐了一口气，说：“他不是一个势利人，而是一个糊涂人。糊涂人不知人情世故，你不求他，他想不到你。”
祖母觉得，凭着两代交情，墓碑还是要请他写。但又担心志士心中有气，到了人家面前也会露出脸色，就不要他去了，让志敬陪去。
朱家在沪西安定盘路，口语中叫忆定盘路，现在叫江苏路。当时，这是富人的聚居区。志敬刚刚在铁门环上轻轻叩了两下，门就开了，好像早有准备。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快速从书房来到门厅，满脸是一种像做错了事一样的笑容。
有哪个人做了一大串让人生气的窝囊事惹得什么人都想斥责他但一见他真诚的眼神就会把气消了一大半的吗？有哪个人已经两鬓斑白满脸皱纹却又能不知伪饰地咧嘴而笑而且笑出一个既天真又无知的童年的吗？如果有，那个人现在正站在祖母和志敬面前。
祖母一看就明白，今天这里的气氛，完全是海姐造成的。她昨天就派了一个佣人来通报了，什么人将来登门拜访。
对于余家的事，外公知道得很少。不是因为糊涂，而是他被一场心理风暴击倒了。
他在启慧学校与余鸿文一起，信奉国学救国，甚至从学术到服饰都在警惕“汉奸嫌疑”。但是，事实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他极为尊重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和另一位国学水准很高的官员郑孝胥，居然都做了汉奸。他认识的一个长期研究古代谋略的长髯学者，居然用文言文写了一本《支那之诈》在日本出版，连“中国”也不想提了。在他自己庞大的朋友圈中，对国学最精通的，是清代硕儒梁章钜的孙子梁鸿志，他经常到毕勋路梁公馆的“三十三宋斋”请教。这个斋名就让人只敢仰望宋代，不敢多提明、清的事。但是，上海沦陷后，外公再到梁公馆，说已经搬到日租界去了，梁鸿志结交了日本军方。
外公发觉自己错了，却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从根子上不喜欢西学，现在又失去了固守国学的理由，心中立即变成了荒原。
他一次次喝醉了酒痛骂汉奸又痛骂自己，骂过后，走向了跑狗场。那跑狗场，离原来梁鸿志的“三十三宋斋”只隔了一条路。
在跑狗场，他总是输。唯一的办法，是贱卖家族企业。他当然不愿意说“贱卖”，甚至连一个“卖”字都不能说，只说“盘”。这次他又搓着手对身边一个企业主说：“我把兆丰公园后门那家厂盘给你，今后不管赢钱输钱，都算在那个账里了。赢够了，把厂还我；输光了，把厂给你。”
过不了一年，兆丰公园后门的那家厂完全不属于朱家了。丢了一家再把另一家“盘”出去，海姐说原来拥有的五家厂已经毁了三家半，其实第四家的产权转移文书也已经签过，海姐不知道。
外公有很多酒肉朋友，主要是同乡。同乡的概念，以余姚、慈溪、龙山为主，东至镇海，西至绍兴，再远一点，就不算了。把同乡当作自己生存的第一群落，这是当时上海的风尚。连已经出了大名的虞洽卿、黄金荣、张啸林、黄楚九等，也不会拒绝与同乡一起喝酒。
那年张啸林做了汉奸，相传即将出任伪浙江省省长，朱承海先生就把同乡们召集起来，几十人签名写了一封绝交信，放在一只砸破的酒坛里，叫人抬到张啸林家的门口。绝交信的最后几句话是朱承海先生自己想出来的：
吾等与尔绝交，实乃家乡与尔断情。故园山水，桑梓鸡豕，皆鄙尔唾尔，啄尔逐尔。倘若奸公读此函而发怒，下令缉捕，则不必四处查访，吾等于沪西跑狗场左厅大包厢静候。
当然，张啸林并没有下令到跑狗场来缉捕，他成天提心吊胆，后来确实也被暗杀了。只不过，朱承海先生自从策划了这件事之后，觉得自己的民族气节问题已经解决，就更加安心地跑狗、喝酒了。偶尔，喝到一定程度，他还会冒出半句豪言壮语：“我连汉奸都不怕，难道……”
“难道”什么呢？他永远无法把这句话讲完。
此刻祖母看着他友善而尴尬的表情，笑一笑，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她拍了拍志敬的肩说：“他父亲的坟，想在乡下认真做一做，麻烦你为他写一个墓碑。”
朱承海先生一听，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立即就说：“阿哥的碑，我当然要写。这不麻烦，举手之劳。不，不能说举手之劳，我会恭恭敬敬地写，一遍遍写到满意为止，你放心。”
说着，他向门外挥了一下手，招进来一个托着木盘的仆人，木盘上，有几沓塞得满满的红纸袋。显然，这是早就准备好的。
“阿哥家的事，我一直没有尽力。又要过年了，我给孩子们准备了一点压岁钱。这是给孩子们的，大人不能拒绝。”
他边说边把脸转向志敬，又说：“我记得阿哥下世时你们兄弟姐妹有七个，我准备了七份，你代我去分一分。”
一看红纸袋的厚度，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压岁钱，是他对余家的一种援助。这些钱，可能与他刚刚签过产权转移书的第四家工厂有关。
志敬束手，不知接还是不接。祖母慢慢抬起手，从木盘中取下三份交给志敬，然后又把木盘搬到朱承海先生面前，说：“死了四个，只剩下三个了。”
朱承海先生一震，后退一步，眼睛直直地看着祖母：“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祖母说：“我代表三个孩子，谢谢你这么厚重的压岁钱。墓碑写好后，我叫志敬来取。十天，够吗？”
“够了，够了。我很快就能写好。志敬，你明天下午就来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