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的快乐
现在时髦的话很多，有一句叫“花钱买健康”。于是，人们便有了一种类似疯狂的外出欲和娱乐欲，圣人说智者乐水，游泳也就成了项热门。水乃生命之源，人一到水里就现出了生命自身的本真和率直，充满欢乐，生机勃发。因之游泳馆里的风景也就变得五彩缤纷，光怪陆离。
先说游。人类游泳的姿势归纳起来无非就是蛙、仰、蝶、自，但在对外开放的游泳馆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泳姿，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可以把蛙泳游成“鼠泳”，只露着个脑袋在水面上晃悠；把蝶泳游成“狗刨”，四肢乱扑腾；把仰泳变成“漂死人”；把自由泳游成“垂死挣扎式”，看他像是正玩命挣扎，眼看就要沉底，待你过去要救他，他却扑腾出脑袋又向前挪了一块。有人力气大，胳膊抡起来横扫千军，不管两边是男是女，是老人的脑袋还是年轻人的屁股，抡上谁算谁。有的人在水里以慢见长，那个慢劲可真叫功夫，像慵懒的胖头鱼缫籽，好半天才摆动一下尾巴。有人慢得几乎就成了游泳池里的“礁石”，倘是“雄礁”，任游得快的人撞一下关系不大，若是“雌礁”就得小心。偶尔还有“鸳鸯礁”，那是情侣在水里嬉戏，大家像躲避水雷一样绕开。当然也有不少人游得很好，女如美人鱼，男如大白鲨……体型就更是千差万别，有匀称的，有前凸后撅的，有瘦如麻杆的，有胖得双手摸不到自己肚脐眼的……想想吧，这样花花绿绿的一池子人，会构成一种什么绚丽的景象！
再说跳。游泳离不开跳，不跳下不了池子。站在池边的高台上，纵身一跳入水。两臂前伸，双腿绷直，池水拍击头顶，“嗖”一下直钻池底，能体验到一种鱼的快感，那叫美呵！自己觉得美，别人看着不一定美，泳友中爱跳水的人不少，大家常常一起站到台子上，一、二、三高声喊号，同时起跳，声势颇为壮观。但体型不一，跳到空中，有的高，有的矮，有的直，有的弯，有的头朝下，有的平着硬拍……人戏水，水戏人，这就有了滑稽感。但池子边上的人得赶快躲开，一个不留神躲慢了被砸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三是聊。有人进馆后下池子就游，游完上来就走。有人则不然，把游泳池当成“水吧”，游一会聊一阵，常常以游为辅，以聊为主。聊社会，聊家庭，谈股市，说新闻，交换行情，打听消息，甚至利用水里“赤裸相对”的优势谈生意……如果有个漂亮女士参与其中，很快就聚成一群，将泳道头上的台阶全部站满。而且聊起来没完没了，老头们连呼嗤带喘地游了一圈回来，靠不上岸，水深两米多，伸直腿也够不着底……有一老者甚诙谐，累得实在受不住了只好低头硬钻，前面一片白花花的大腿，怕撞上女士，就冲着粗一点黑一点的拱。
第四是拍。报纸上有文章称，健身应坚持“两拍”。一是拍手掌，促进大脑血液循环。不信可以看看老干部，一个个都活得神满气足，皆因老开会，老鼓掌，活血化淤。于是游泳的时候要用力拍手掌，水花激荡，节奏响亮。是不是真能养脑不敢说，时间长了倒可以练成“水沙掌”。二是拍脚心，医学界把脚掌称为“第二心脏”。俗云：“有钱的吃人参，没钱的拍脚心。”这就是说拍脚心跟吃人参有同样的效果，而且不上火，那干嘛还不大拍特拍呢？于是，游泳馆里的“拍”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噼噼啪啪，啪啪噼噼，或轻或重，或急或缓，有人拍得响亮，有人拍得沉闷，有时几个人同时抱着脚掌比着拍，形成很有气势的节奏，被称为“浴室欢乐颂”。
第五是唱。人一沾水就高兴，一高兴了就想唱。洗澡的时候真有唱得好的，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什么歌都唱，而且一张嘴都带着水音，令人大饱耳福。但只要另外两个人一张嘴，这些唱得好的人就全不做声了。一个是京剧票友，嗓音极其洪亮宽厚，他一叫板，那真能震得房顶子嗡嗡响。他换衣服的时候唱，淋浴的时候唱，坐在水池边上唱……大概就是游着半截的时候怕喝水不唱。但是，他每天只唱一个字或只唱半句，比如今天练“呜……”，这一早晨就光“呜呜呜……”或者是“听谯楼打罢了……”唱到半截就回去，反反复复只有这半句，本来是不花钱的享受，却变成了折磨。还有一位更怪，专唱流行歌曲。乍一听像歌，却又明明不是那个歌的味儿。他一张嘴，音都是斜着钻出来，而且带钩挂刺，四棱八权，然后斜刺里劈啦啦向上拔，直不愣噔，走腔跑调。不论什么歌经他扯着脖子喊出来，音调全变，旋律诡异，那真能唱得池水变色，乾坤颠倒，好像要大地震！特别是在他来的不巧没有淋浴位子的时候，他便对着淋浴间的镜子，一边往身上涂着肥皂，一边扬着脖子自己过瘾。旁边的人可就惨啦，有人赶紧佩带“强心卡”以保护心脏，动作利索的草三了四地洗两把赶快逃，正好把淋浴的位子给他腾出来。有位坚持了十几年的老泳友向我抱怨，他说一听见这个人唱歌就血压升高，神经错乱，肥皂在毛巾上搓下去小半块，却不知道往身上抹。我开导他说，把歌唱得像歌不足为奇，世界上好歌多得很，好歌星也有的是，只要我们愿意，想听什么歌、想听谁的歌都不难。但在公共场所能理直气壮地把歌唱得这般恐怖、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让人变颜变色，脑袋发蒙，手足无措，这样的机会人活一生也难得碰到几次。所以在他一张嘴的时候你就赶紧做好精神准备，端正态度，抱着欣赏的心境告诫自己：这种声音可是地上难找，天上难寻，在别处是绝对听不到的，只有在游泳馆脱光衣服洗澡的时候才能有此耳福，机不可失，好好享受……
水真是好东西，它一视同仁地接待所有裸体，什么人在水里都会变得真实。
论风水
——读《风水理论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房地产大热，将“土木不可擅动”的古训忘得干干净净，到处建房子，全民搞装修。城市普遍变高了，变大了，也变得彼此相像，大同小异。同时还多了另外一种景观：“烂尾楼”和“鬼楼”——空空荡荡，阴气森森，面目古怪，无人问津，如同城市裸露的伤口。
无论多么高档的住宅区，建成后只要被人说成风水不好，房子就很难再卖得出去了。人们对风水这玩艺儿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倘若再被说成是“凶宅”，那就躲之唯恐不及。这是一种世俗心理，祛祸求福，趋吉避凶。有些不信邪的楞头青开发商，就因忽略了这种固有的文化心态，栽了跟头，赔了大钱。
风水学就是这样若明若暗的却是深刻地影响着建筑业。明在民间，暗在官场；明在心里，暗在嘴上；明在南方，暗在北方；明在农村，暗在城市。百姓们可以公开信风水，任何一个建筑单位，在施工前大都要请风水师堪舆一番，至少也要在开工的时候放几挂鞭炮，或烧几张纸钱。但官员们在桌面上则对风水之说噤若寒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官职大、地位高就不信风水，甚至恰恰相反，凡活得好的人都是活得在意的人，权势越大越怕出事，就更在乎风水的好坏，时时事事处处都渴望能逢凶化吉、福寿满堂。所以，有钱人比穷人更信风水，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更讲风水，南方比北方更注重风水，城市比农村更在意风水。
而建筑界公认的事实是：从世界建筑文化的大背景下来比较，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即各种建筑活动，无论都邑、村镇、聚落、宫宅、园囿、寺观、陵墓、以至道路和桥梁等等，从选址、规划、设计到营造，无不受到风水理论的深刻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对空间环境的整体处理，包括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大规模建筑群的空间布局和组织，都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实践成就。像有口皆碑的北京紫禁城，往细里看，一点一滴都无比精美。往大处瞧，整个建筑群的空间组合在体量、尺度、造型形式乃至质地肌理等方面的大小高卑、远近离合、主从虚实、阴阳动静的变化，其艺术效果臻于完美。而且非常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要求，在感受效果，特别是在视觉感受效果上，能引起强烈的精神震憾和审美愉悦，故为中外学者所折服。
中国人无论懂不懂风水，看到一处好地方，见到一片好房子，最容易发出口的一句感叹词就是：“这儿的风水真好！”那么到底怎样解释“风水”这两个字呢？
晋人郭璞著《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郭璞还简明扼要地概括出风水的选择标准：“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深浅得乘，风水自成。”
后人解释说，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南京的明孝陵和中山陵，其建筑设计独具一格自不必说，环境设计就更为高妙，成就了优越的生态小气候和自然景观。以北障陵寝为底景的后龙能挡风，迎纳阳光；夏季则招来凉意，使天际远景有个悦目的收束。左右阜丘环护，“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故云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尚如《葬经翼》）而陵寝的南面，有峰峦成对景，“易野一望无际，有近案，则易野之气为之一收。”风水是义理之术，其生死观为：人是自然生态链上的一环，“万物不能越土而生，人亦万物中之一物”；“人由五土而生，气之用也，气息而死，必归葬五土，返本还原之道也。”所以风水极为重视“养生送死”、“慎修追远”和“视死如生”传统观念，对陵墓的修筑是极为讲究的。如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北京的明十三陵，以及清东陵、西陵等，凡亲临其境者，无不为奇佳的建筑环境所感染，抚膺叹绝。
这就是好风水的魅力！
《青乌先生葬经》对风水的解释则更简练易懂：“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所谓内气萌生，是指穴暖而生万物；外气成型，是指山川融结而成像。气之来，有水以导之；气之止，有水以界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无风则气聚，得水则气融，故要得水藏风。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一个围合封闭空间，典型的采用了“藏风”理论，而且是多重封闭，加强了封闭的层次。
苏州城，是春秋时通过伍子胥“相土尝水”而决定的位置，城址千年不变，显示了风水相地的意义和优越性。处于“金城环抱”的四川阆中古城，现址乃唐宋时的格局：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山主静，水主动，山为阴，水为阳，山水交会，动静相宜济，阴阳合和，为情之所钟处。还有云南的丽江城，山包水，水包城，城包水，有山有水有城，得水聚气藏风，千多年兴盛不衰！
风水学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水就是生态环境所必须的“地气”、“生气”。能构成现代城市环境美的最突出的个性因素就是水，设若没有黄浦江，上海还能成其为上海吗？当年也是“九河七十二沽”造就了天津。相度风水须观山形，亦须观水势。有俗谚云：“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山管人丁水管材”。古人将水比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有水便如血脉贯通，气血调宁，骨肉强壮而精神发越。“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则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至今也还是如此，沿海地区发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富庶，相对来说缺水地区往往贫穷。
风水学甚至认为水“能移人形体情性”，即水与人的疾病夭寿有着种种密切的关联。风水学中“相土尝水”，以鉴别水土质量而断吉凶之说，竟从近几年国家对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疾病的调查中得到证实。在同一地域却分成有病区、重病区和无病区，原因就在于地貌和水土质量不同，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的结果，恰与传统的风水学相合。可见风水学成为古代一门实用的学术，被长期倚重是有原因的。甚至在国家机关中，也有钦天监专设官员职守风水事宜。如《大清会典》载：“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
天津大学著名建筑学家王其亨教授，在《关于风水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中写到：“风水在科学上的价值，不仅涉及古代中国，而且惠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目共睹的要属指南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业已清晰揭示出，这一伟大的历史贡献，正是中国古代的风水家完成的。他们是在体国经野、辨方正位的长期职业活动中，即在建筑选址规划及经营时，为选择最佳方位以臻天时地利人和的完善统一，经过不懈地追求和探索而发明的。”原来指南针竟是古代风水大师的创造，它的迅速传播和广泛应用，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马克思说：“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英国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况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所以，素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传统的中国古代士人，每每会涉入风水理论，欣赏并弘扬其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自汉以来，如张衡、王景、郭璞、萧吉、李淳风、吕才、一行、王洙、朱熹、蔡元定、刘基，以及晚清的魏源、翁同龢等等大学者，都曾致力于风水学，促进了风水理论的发展。
由于风水的美学成分极其明显，也格外为文人所瞩目，古代留下了大量的“风水诗”。《诗经·小雅》：“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描述建筑面对青山，靠近涧水。谢灵运《山居赋》：“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赤眉，附碧云以翠椽。视奔星之俯驰，顾飞埃之未牵。”杨万里《东园醉望暮山》：“我居北山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南山如髻鬟。怀抱冬独暖，髻鬟春最先……”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杜甫：“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李渔：“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
毋庸讳言，在中国的传统风水学中不乏迷信内容，有渲染神秘和宿命的色彩，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古人才有“达者玩之，愚者信之”之说。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对风水这一指导中国建筑活动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方法，在它发源的国度里却一直欲言还止，羞羞答答，成了“神圣或邪恶的禁地，或不能触犯，或不屑研究，或不敢探析，使风水经历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禁锢，或其迷信得不到有力的批判，或其科学内涵得不到合理发掘。”
倒是外国的科学家和学者，怀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深入探索，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果。如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阿伯隆比说：“在乡村问题上，中国风水的处理，已较欧洲任何国家都前进甚多。在风水下所展开的中国风景，在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美妙风景中，可能是构造最为精美的。”美国城市规划权威开文·林奇在其代表作《都市一象》一书中写道：“风水理论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教授们应组织起来，予以研究推论……专家们正在向这方面谋求发展。”剑桥大学的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中国风水理论实际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重新考虑它的本质思想和它研究具体问题的技术，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这真是没有想到，当下中国建筑业正在经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强烈冲击，而西方建筑学却转而向中国的传统风水理论汲取营养。这就是世界的多元性，个性和差异最值得珍贵。你不可能不吸纳世界，也不可能不被世界吸纳。风水之说本来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长时间笼罩在迷信的阴影下，造成想和说、说和做不统一的“两层皮”现象。
现代社会的发达，足以让现代人傲慢张狂。但现代世界的种种困境，如“三P危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又使现代人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有机关系，懂得尊重古人，而不是苛求古人，从而能真正认识和发掘风水的奥秘。
——这真应了一句老俗话：“风水轮流转。”
灵川《狗肉经》
桂林以“山水甲天下”而著称于世，你到桂林不一定找得到“山水经”，满耳朵里听到的却是这样一句话：“来桂林不吃灵川狗肉，等于没有到过桂林。”
灵川——是指广西桂林地区的灵川县。中国有三个地方的狗肉最出名：贵州花江的“水煮狗肉”、吉林朝鲜族的“烧全狗”、再就是这个灵川的“黄焖狗肉”。前两个地方虽然狗肉出名，却没有关于吃狗的著作传世。惟灵川人，不仅擅食狗肉，还把吃狗的种种经验体会以及烹狗的绝招秘方著书立说，流传于世。
《灵川狗肉杂谈》就被灵川人奉为“狗肉经”中的经典之作。其作者蒋毅即灵川本地人，后来当到桂林地委书记，人称“狗肉书记”——万不要以为这是贬词儿，在广西能被尊为吃狗肉的权威是一种荣耀。灵川能够开发狗肉业，并使之成为全国的名牌，蒋毅的“狗肉经”功不可没。灵川还是全国“百强县”之一，狗肉已成为他们的重要产业，人们谈不谈吃狗，蒋毅写不写“狗肉经”，狗肉反正还会继续吃下去的。在广西，“狗肉”还泛指朋友，据说北方人常挂在嘴边的“酒肉朋友”一词，就是从广西传过来的。由于发音的差异，把“狗肉朋友”误传成“酒肉朋友”。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我游桂林，蒙灵川现任县委书记黄荣健请我吃狗肉，在狗肉尚未上桌的时候他先讲了一副关于狗肉的对联。
上联：狗肉吃狗肉越吃越狗肉
下联：牛皮吹牛皮越吹越牛皮
横批：两个畜牲
上联里的第一个“狗肉”显然应该理解成朋友，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朋友吃狗肉越吃越朋友……”灵川人就是这么厉害，狗肉还没有吃到嘴，先跟你大谈“狗肉文化”。我自然要打问，灵川吃狗肉是怎么兴盛起来的呢？有客人发问，主人就乐不得地借机讲起了“狗肉经”……
其实，广西人历来视狗为吉祥动物。过去农民烧石灰在点窑和灭窑的时候要杀狗，修堰筑坝要杀狗，一个家族在祭祖的时候要杀狗，娶亲时在轿夫出发去抬新娘之前要杀狗……总之，凡有重大活动都要用狗开道，可以辟邪，求得吉顺。久而久之，由对狗的喜欢和尊敬变成了对狗肉的嗜食，视狗肉为一种高贵的奇特的食品。富贵人家在过年的时候都要杀一条狗以示其富有，没有钱的人家就只好“杀猪过年”，或多拿一点猪肉去兑换一块狗肉。就这样，狗肉业便渐渐大红大紫地发达起来了！
人类一方面称狗是“最忠诚的朋友”，一方面又大嚼其肉，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为了自欺和欺狗，就给狗肉起了许多别名，嘴里可以吃狗肉，却尽量回避从嘴里说出这个“狗”字来。比如，把狗称做“梅花印”——指狗爪子踩在地上像梅花；“香肉火锅”——实际就是狗肉火锅；“地羊”——也是指狗，好象真正的羊是在天上飞的，为此中国人还创造了另一个家喻户晓的句子，“挂羊头卖狗肉”。
狗的种类繁多，怎样选择食用狗呢？在蒋毅的“狗肉经”里，明确申明不吃狼狗、警犬、猎犬和观赏狗。对食用狗排队，依次是“一黄二白三花四黑”。黄狗烧掉了毛，连皮也是黄的，其肉才是上乘。黑毛狗，皮发青，肉质差，有腥味，是狗肉中的下品。对狗的大小又有什么讲究呢？过去讲究“斤鸡六狗”——1斤重的鸡6斤重的狗最好吃。老秤6斤等于现制7斤4两，这种狗仔还在吸食母乳，刚出满月，肉质细嫩。但，我们蒋家的“狗肉书记”蒋毅，积多年吃狗肉的体会，认为“已经成年却还没有交配过的黄公狗最佳”。
好啦，现在狗选好了。要想将狗肉吃到嘴里，第一道程序就是杀狗。其他地方杀狗不外乎两种办法，一种是用绳子勒住狗的脖子，挂到树上吊死。这未免太残忍了！还有一种办法是先把狗赚进笼子，然后沉到水里淹死。这滋味也不好受！灵川人对上述两种杀狗法均嗤之以鼻，认为太笨了，被这样“勒死”和在水里“闷死”的狗，会把血留在狗肉里，这叫“呛血”。“呛”了血的肉做熟了会发黑，味道也欠鲜美。
那么，灵川人又是怎样杀狗呢？他们在背后会藏一根小木棒，先是跟狗戏耍，趁狗玩儿得高兴毫无防备的时候，用木棒猛击一下狗的鼻梁——那是狗的命门，受击后会立即昏倒。然后再用刀杀死，放净狗血，紧跟着烫毛……
灵川的“黄焖狗肉”关键还在一个“焖”字上。但程序复杂，非常细致，而且牵涉到“技术专利”的问题，我在这儿不能讲得太多。只提纲挈领地透漏一点精华，读者诸君可据此去慢慢揣摩：
“吃狗要吃全，头脑、心脏到足尖。”
“狗鞭一根，价值几十金。”
“吃狗不吃肠，等于没有尝。”
“狗肉不带皮，味道降三级。”
“一只狗脚，三付补药……”
怎么样，您会做了吗？
人身上有多少泥
《红楼梦》里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清一浊，很容易混合在一起，男人很喜欢这样说。
可，谁愿意真的承认自己是一堆泥呢？
人的一生都在躲避泥，天天洗泥，直到洗死。死后还要通身擦洗一遍。擦洗干净以后却要入土为安，最终化为泥土。人都是土里刨食，最后被泥土所吃。人虽然厌恶泥，却注定要和泥为伴，难解难分，相互转化。
由此看来，无论男女都是泥做的。
摸摸身上的肉，用力掐会痛，用刀子割会流血，怎么会是泥呢？
当你接触水，认真观察水的时候，就由不得你不信。游泳中心有两个池子，大池50米长，8个泳道，可举行正式的游泳比赛，平时有专业运动员在这里训练。还有一个浅水小池，供初学游泳者在里面练习水性。大池是循环水，永远清澈湛蓝，一碧到底。小池是死水，一周换一次水，换上新水后能清澈两天，第三天就有点像清汤的颜色，第七天就变成了广东的沥汤。我一直在大池里游，只是对小池里的水的颜色感到奇怪，但没有想得太多。
有一次服务员放水清理小池，我走过去看，不禁大吃一惊，池底一层黄糊糊的黏泥。我问服务员这泥是哪来的？服务员对我的大惊小怪不以为然，说是人身上掉下来的。我仍不解：人身上哪有这么多泥？
答：人身上都是泥。
看了这一幕，谁还敢说自己“体面干净”呢？
此后再看社交场合那些红男绿女，会场的主席台上那些衣冠楚楚的人物，车站、码头、广场上那些拥挤的人群，觉得和自己一样都有一股泥腥味。下了水池没有一个人能保持神秘感。水真是一种伟大的液体，不仅一视同仁地接待所有裸体，还能测出裸体上的泥。
农民讲，出水才见两腿泥。永不沾水，就不显泥。文明人发明衣服就是为了遮泥，遮住泥就是遮住了羞。所以到处都只见衣服不见泥，人于是就变得大模大样了。
热了容易出泥，即便是刚洗完澡，再一出汗，仍是一搓一把泥。“四清”时有句名言：“让干部下楼洗个热水澡”。历届政治运动都运用热水下泥这一道理。不仅政治运动出泥，体育运动也出泥，如果人站在水池子里不动，池底就不会存那么多泥。谁若不承认自己有泥，一运动泥就出来了，运动洗泥。
大池子里游泳的人更多，池底反而看不到黄泥，因为是活水。活水冲泥，死水存泥。一个人也一样，不活动泥就往里长，久而久之，泥把内脏封死，离整个人变为泥土就不远了。
泥养人，泥埋人，人讨厌泥，人又沾泥、生泥。一部人类史，就是生命和泥土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过程。
大自然设计的规律就是如此绝妙，没有任何生灵能够违背。人该躲泥的时候就得躲，该承认有泥的时候也得承认。顺其自然，抵制不自然，方能自自然然。
接触的艺术
天地间一切奥秘无不取决于接触的技巧。
接触产生了世界，创造出宇宙间的万千气象——风雨交加，雷鸣电闪，山呼海啸，陨石飞落，无一不是大自然家庭成员中相互接触的结果。不接触就没有火，没有光，没有水，世界也不会有运动和变化。
火车的价值要依赖车轮和铁轨的接触，汽车的速度来自轮胎和地面的接触，滑冰运动员的成败取决于冰刀和冰面的接触，踢足球靠脚和球的接触，打篮球靠手和球的接触，拳击是拳头和皮肉的接触，钓鱼是钓钩和鱼唇的接触……
一切运动都离不开接触。
创造，更是接触的艺术。绘画、写字是笔墨和纸张接触的学问，雕刻是刀锋和对应物接触的技巧，乐器发出声音是接触的结果，演员感动观众是情感接触的效应，等等，世上找不出不靠接触而产生的艺术。
亲吻是接触，拥抱是接触，男人和女人的接触，让人类知道什么是爱情，并子子孙孙繁衍不息。
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靠接触而维持生存。
人生就是接触。
接触的成败往往能决定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比如：一次偶然的接触交了一个朋友或找到了爱情，一次意想不到的接触使自己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接触中增加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历练了人生。人们常说的运气好、碰巧了、瞎猫撞上了死耗子，等等，都不是与世隔绝的产物。“运”、“碰”、“撞”，都是接触。先有接触，后有奇遇。而所谓幸运者的一生，就是靠那么几次奇遇般的接触。
立于当今这个开放的热热闹闹的商品社会，“脱离接触”就无法生存，更不用想能干成什么事情。活着的学问变成了接触的学问。现代人讲究社交，社交就是接触。善于搞公关的人成功的机会多，到处都受到重用和欣赏，“公关”就是接触，“公共关系学”就是“接触学”。
由于每个人对生活的切入点不一样，接触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商品社会喜欢用物质跟人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请吃请喝是通过食物和酒精接触对方的心，送礼和行贿是通过物和钱接触人。经济人喜欢经济接触，经济接触使经济案件成几何倍数增长……
在所有接触中最难的又是人们最渴求的是心和心的接触。没有心的交流，使人跟人的接触变得既无法回避又复杂微妙乃至险恶了，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深了不行，太浅了也不行。每个人苦乐不均，品格不同，修养不一，地位不等，再加上感情的起伏跌宕，外部环境的瞬息万变，每个人都是“君”，“伴君如伴虎”。
——接触不再是万无一失的了，一不小心，接触会变成伤害，如同刀锋和伤口接触一样。贪婪和贪欲接触，奸和恶接触，关系紧张，生活也变得紧张了。人跟人是如此，国跟国、民族跟民族也如此，战争就是一种残酷的接触，是武器弹药之间的接触。海湾战争期间最出风头的接触就是爱国者导弹和飞毛腿导弹的接触。
于是，现代社会的接触，变成了一种奥妙无穷又须小心翼翼的艺术。
人们怎么可能活得不累不烦呢？即便是厌恶接触的人也逃脱不了接触。因此，研究接触的学问，掌握接触的艺术，变得急迫和至关紧要了。纵观当今社会的成功者，哪一个不是擅长接触的高手？他们敢于接触，乐于接触，主动接触，连续接触，四面八方地接触，全方位地接触，不知疲倦地接触，深得接触的奥秘，享受接触，广收接触的果实。他们的接触靠智慧、靠力量，恐怕还离不开真诚和善意。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功。再狡猾的人也不可能长时期地以假收获真，以恶换取善。
接触，接触，人们时时、处处都生活在接触之中，生活在接触中进步。
情境领导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关于“情境领导”的小册子，知道中国还有一所“终生领导艺术管理学院”。单是这名称就很特别，难道是专门培养“终生领导者”的？莫不是想复辟终身制？世界上真的有“终生领导”这样一种“艺术”？
其实，“终生领导”就是“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终生职业就是当企业的领导者，或者说这是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终生追求。目前全球已经有一千多万职业经理人，应该说这是一个职能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动之中的职业选择，并不是一种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
那什么是“情境领导”呢？其定义为：“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可以解决他们被替换的问题”。请注意“被替换”这个词——说得非常准确，简直是触目惊心！
“被替换”——就是被淘汰！市场体制下的竞争中人，谁不怕被淘汰？对“被替换”的恐惧就像一根鞭子，把现代商品社会驱赶得剑拔弩张、鸡飞狗跳，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
在充满激烈竞争以及公司间频频并购重组的时代中，每个企业、每种产品以及每个人，都面临“被替换”的巨大压力和实际问题。所以，“情境领导”的模式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方法教会领导者可以在多种不同的情况下，正面对追随者施加影响力，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
“情境领导”最大特点是关注追随者的行为，同时以具体任务为基本要素，充分体现了组织行为学的特点。追随者的状态是动态的，随时可以改变。这种动态，一方面是指在不同的任务面前，追随者的状态是不同的；另一方面，采取何种领导风格，也会引起追随者的状态变化，或者往正面的方向发展（例如从没有意愿的状态上升到有意愿的状态），或者向负面的方向衰退（从有意愿的状态下滑到没有意愿的状态）。还有一个因素，人是社会动物，其情绪会随着外部事件而波动，如股市下跌、配偶有了外遇、孩子没有考上重点学校……
因此，领导者是否使用了最合适的领导风格至关重要。正确的领导风格会促使追随者的状态提升，而不合适的领导风格则会造成追随者状态的下滑。可以说，“情境领导”的根本宗旨，就是有意识地变换领导风格来适应和激发追随者不同的准备状态，提醒领导者该何时介入，何时不介入，以及如何正确有效地介入。从而在管理过程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进入崭新的领导境界，使追随者达到最好的工作状态：有能力，有信心和有意愿。并最终实现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共同发展，提高组织的绩效，创造和谐人性的企业文化。
“情境领导”告诫企业领导者要善于挑选和组织那些赞成、支持、笃信他们所确定的方向而又能发挥作用的伙伴，具备那种赋予人们力量、鼓励人们实干的能力。世界500强之一的强生集团总裁拉尔夫·拉森说：“一个人所能行使的权力是有限度的，除非你能想方设法使人们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否则便算不上什么领导艺术。”
人的心理以及人性化的认知和表现都有许多共通之处。老子也说过：“欲上民，必以言之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善用人者为之下”，如果你要成为领导者，首先你必须懂得如何追随。这与“情境领导”的内涵不谋而合。或者干脆说“情境领导”的倡导者抄袭了老子的思想，老子才是世界上第—个管理咨询大师！
简单一句话：“情境领导”就是为了提高领导力。而领导力，就是影响他人的能力，能够影响他人做本来可能不会做或做不好的事情。目前，领导力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因素——需求最高而供应最短缺的品质。
不信看看世界500强就明白了，一个优秀的企业绝不是某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但有一个相同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都有一个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近年来很受商界推崇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就格外强调领导力的重要，他认为整个企业的工作是从最上层的领导开始的，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为整个公司定下基调，他们工作的力度决定了他们所领导的企业的工作力度，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和与下级的沟通，能获得成百上千倍的效用。
尽管优秀的企业领导者在做人的风格上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在领导艺术上却有着本质相同之处。比如，为企业确定明智的方向——领导者最根本的创造力是精到的战略头脑，准确地预测和把握未来的趋势，给企业带来变革，“在真正地较量中做出重大决策”。创新就是生命，有人给企业家定义为：“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独霸世界电脑芯片市场十多年的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葛洛夫出过一本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偏执狂”就是对市场极度敏感和执著，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走在别人前面。
平庸的企业家会认为，从他们登上总经理的位子起，就登上了人生的顶峰。卓越的总经理会认为，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像比尔·盖茨，许多年来一直毁誉参半，甚至官司缠身，他却从没有被这些杂事所困扰，继续领导公司不断开发更多更完善的软件，从网上热线服务到网络系统，设计自动防浪板的电脑程序……因此才使微软的效益不断翻升，直至最后赢得了官司。
优秀领导力的另一个体现是“坠入情网”。出色的总裁首先要热爱自己的企业，以恋人般的热情投入，不顾一切。现代社会变化纷繁，企业家只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领导力，才可以帮助公司提升整体竞争力，才有可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作家，你为什么不自杀？
去年秋天，我应广西理工大学之请做关于当代文学的讲演。在讲演的后半段请听讲者提问时，有个人传递上来这样一张纸条：“现在的作家为什么不自杀、不发疯？这是不是没有大师的一个原因？”
当着两千多人的面，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手里没有资料，待回去后写成文章，并寄给广西理工大学作为回答。
天才与精神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世界上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
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积十年心血研究出了结果：精神病是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异常表现，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然而，创造性才华和病态心理这两个人类心理活动上的极端，竟有着某种联系。天才中多有精神疯狂症，而精神疯狂症又时常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性。因此，许多高智商的人患有精神病，高智商和精神病在遗传上有着双基因的可能性。
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艺术家、作家进行测试，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
政治家中有17%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希特勒、林肯、拿破仑等，他们中有嗜杀如狂的恶魔，也有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总统。
科学家中有18%，如高尔登、门德耳、安培、牛顿、哥白尼、法拉第等。
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
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
画家中有37%，如梵高、毕加索等。
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等不胜枚数。艺术家是波斯特研究中的“重灾区”，他解剖了50名文人，除莫泊桑以外都有轻重不同的精神病！
惨啦，文人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这与所从事的创作职业有关，敏感易冲动，或雷霆震怒，或极度狂喜，或愤世嫉俗，或精神分裂，容易发作，也容易压抑，容易狂傲，也容易绝望。所以世界著名作家自杀的特别多：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几乎可以列出一个近百人的大名单！
难怪大学生感到奇怪，现在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自杀的？也许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是现在的作家没有写出惊世之作，不具备发疯和自杀的资格。
其实，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天才，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他们是在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之后才得精神病的。真正在疯癫中走上创作巅峰的似乎只有梵高，他自小就有神经质，从1888年开始，以每三天一幅的速度创作了一千三百幅画后突然发疯，住进圣保罗精神病院。曾手持剃刀想割断他的朋友、同是印象派大师的高更的喉管。后来在狂怒中只把自己的耳朵齐根切下，寄给了他钟情的妓女。也就是在他疯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出了传世杰作——幽蓝的《蝴蝶花》。
那么，现在的文人为什么自杀和发疯的少了呢？
波斯特是这样解释：“现代社会里文人艺术家们精神不健康者明显减少，原因是他们都变得很现实，不再像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那样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就少了许多苦闷和烦恼。”又岂止是文人，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也同样变得很实际了，难得再有发神经病的。他们现在比较普遍的病是因养尊处优而过于肥胖。
天才的疯子或疯狂的天才越来越少，对于人类社会不知是幸耶？悲耶？
话里话外
现代人生存在高度信息化的环境中，世界只是一张网，天下人和天下事皆在网中。咫尺天涯，出神入化，事无巨细，无所不能。而信息需用文字表达，“高度信息化”就是“高度文字化”，全新的书写方式和载体，带来了铺天盖地般的书写和书写的快乐。
人人都可以是作者，又是出版者，于是就事在必然地引发了一场“话语革命”：宇宙间无时无刻不在飘荡着或传递着无以计数的句子，叙事的，抒情的，评论的，祝福的，嘲讽的，咒骂的，建议的，或精妙绝伦，或粗俗不堪，或莫名其妙……在中国作家协会公布各种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的同时，《羊城晚报》首届手机短文大赛金奖揭晓，明明只是一家报纸举办的大赛，却被称为“全民写作的盛事！”
可见其影响力。吸引了无数的人为“拇指文化竖起大拇指”。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民皆兵”的时期，现在则是“人人能文”的时代。
每个人在享用奇奇怪怪的句子的同时，也都可以生造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句子，只要你造出来并传播出去就成了“官”的，谁若看不懂，谁就是笨蛋、老土。“吧蝇”有“吧蝇”的术语，“碟兔”有“碟兔”的行话，“网虫”有“网虫”的惯用语，“车狼”有“车狼”的专用词……到处都时兴“小鬼当家”，成年人听不懂少年人的话。
有敏感者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提出了“保卫中文”的口号，鼓动人们打一场“保卫语言的战役”。然而，高度文字化带来的“话语革命”是一场语言的大海啸，虽泥沙俱下却势不可挡，并对你要保卫的东西甚为不屑。你保卫你的，人家创造人家的，你闹腾得越厉害，就越显得你是唐吉诃德一族。
如今写作，被叫做“话语事业”。但“话语高手”，却未必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以前各种版本的格言、妙语、绝句，无不出自经典作家的笔下或口中。而2004年，无论是由全国或全球媒介和民间组织评选出的妙语，无一是由专业作家创作的。
比如，2004年男女结合盛行老少配，有些老少配还造成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深圳某年轻俊男娶了一个大款老太，面对众人的困惑，他就这样自揭谜底：
“用钞票的时候，还需要关心它的发行日期吗？”
——此语之所以受欢迎，可能是道出了其他一些老少配的部分因由，引起了众人的共鸣。中国的许多学校都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性启蒙教育，性知识的增加带来性感觉，性感觉带来性麻烦。某大学生将自己的校园生活概括为：“开着灯的打麻将，关着灯的搞对象……”
成都一个参加高考的男生，抱怨前排的女生穿着太暴露，影响自己发挥水平：“写作文时，一抬头就看见她的光背，再加上浓烈的香气，实在有些受不了……”
一位陪女儿去医院的母亲对医生哭诉：“我17岁时不知道什么是恋爱，可我17岁的女儿却要做人工流产。”
2004无疑还是“经济年”，诸事要靠经济调节、经济推动，这从农村的大标语可以看出经济的分量：“少生孩子，多养猪！”
“结致富的扎，上脱贫的环！”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如果又想超生，又不挨罚，怎么办？求助于“科学”。据《哈尔滨日报》1月6日报道：在哈市一家医院，2004年10月至11月间的短短40天里，接生了7对双胞胎。一个叫小玉的29岁女人，经人介绍大剂量地服用一种价格仅十几元的促发排卵的药物，竟怀上八胞胎！真是低成本，高产出。一位叫马也的先生评论道：“人有多大胆，肚有多大产！”
外国人也有穷疯了的，俄罗斯一个叫奥斯皮夫的律师，向当地公证人办公室递交声明：“我申请对世界各国上空的云朵拥有所有权，我已经在全世界的法律行业中开创了一个先例。”
针对当下的各种重要社会现象，老百姓都有精彩的语录。评价一些干部读在职研究生：“一是认认人，二是学学词儿，三是养养神儿。”
事故、灾难、污染、艾滋病……百姓这样表达对生活的无奈：“安全带、安全帽、安全套……现代社会里能给人安全感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塑胶制品。”
南京大学的公告栏上贴出了一封“辛酸父亲的来信”：“自从你考上大学，成为我们家几代里出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之后，心里已经分不清咱俩谁是谁的儿子了。”
……
每年的元旦，我都要在电脑里设一个新的文件夹：“××年语录”。因为到年底的时候，总是要“瞻前顾后”的，对刚刚过去的一年总结一番、体味一番，对即将开始的一年展望一番、规划一番、祈祝一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打开“语录”文件夹，浏览一下全年的经典性妙语，基本上就能对过去一年的重大事件了然于胸。
或许是现代人没有耐性听长故事和说长话，无论多么复杂的事件都喜欢用三言两语就给出答案。像调动多国部队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立体战争，打垮一个国家，其堂而皇之的理由不过十个字：“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既如此，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用短句子不能概括的？比如，2004被称为“选举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评价美国大选时说：“美国的选民看起来愿意接受一个说谎者并选举他为总统。美国人民基本上都很无知，他们认为美国就是世界。”
——我发现，超级大国的总统敢干，而小国家的领导人敢说。
去年3月，法国媒介举行一次特别的专题采访，7位法国前总理都参加了，并一起向公众大倒苦水，讲述担任总理的种种辛酸。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法国总理的生活如同下地狱。”
英国首相布莱尔面对媒介的采访说得就更形象：“我现在非常疲惫，就好像有一千个人在不分白天黑夜地踢我的屁股。”
去年11月12日，他和布什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当场问布什，是否认为布莱尔只知道追随他？布莱尔尴尬地请求布什：“千万别说我是你的狗。”
2003年在“奥斯卡金猴奖”的评选中，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世界恐怖主义一号人物本·拉登，2004年继续在大山里钻来钻去，周围只有石头和山洞，有好几个月连他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于是，为呼应美国悬赏重金抓他的通告，便在8月公布的一盘录音带里他不无幽默地抱怨说：“如果你们能知道我现在在哪儿，请立即告诉我。”
——这就叫找不到北了。会藏的人，藏来藏去竟真的把自己给藏丢了。
这些语录就像轻风般掠过时空，然后飘落在人们的记忆里。重新拣拾一番，有实际性，也有思辩性。它们经得起再读，也经得起再思索。去年的性丑闻、性交易、性官司比较多，漫画家朱德庸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定义如下：男人的一半是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剩下的一半是各式各样别的女人。”
老百姓紧跟着创作了“新威胁论”：“已婚的女人威胁老公，单身女人威胁已婚的女人。”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也凑热闹，公布了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胸部丰满的女性，智商要比普通女性高出10点左右。”
——难怪娱乐业的女子，都千方百计地在胸部出奇制胜。只是这家研究机构还缺乏一个有力的证据：世界上的知名科学家，特别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有多少是大胸女人生的？
在第7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上届影后妮可·基德曼颁发男主角金像奖，借介绍入围五部影片男主角的特点，顺便就概括了当今全世界通行的男女关系：“一个浪漫热情的小伙子，一个臭脾气的超龄坏孩子，一个有权威的一家之主，一个海盗，一个陷入中年危机的男士。对女人来说，他们是不同年龄段的约会对象。”
——老天哪，这就叫“通吃”！
圣哲们讲：一种语言是一种拥有军队和舰队的力量。语言，更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各个社会的思想差异总是首先通过词汇表达出来，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人们都喜欢将生活经验倾注在简短的俏皮话里，将无奇不有的种种社会现象凝固在冷峻的短句子中，这就是当今这个社会的特点，也是妙语、格言独有的奇特效用。
所以，一部几十万字的普通长篇小说，正式出版后也只能拿到几万元的版税。而一篇只有4500字的“手机小说”，却能卖到18万元的高价。一位“手机小说”作家向我介绍他的创作经验时说：我的每部作品的诞生，都是先由自己写出故事初稿，大约要有一、两万字，有时甚至达到三万字。然后花钱请一个高中生或大学二年级以下的“小枪手”，负责加工凝练成三、四千字的“手机小说”。因为这些“小枪手”更会精短，语言更现代。“手机小说”一般是每70个字一段，连人物的名字都不要，有名字就会多占字，只用你、我、他代替，所有的人物名字都是一个字解决问题。连“OK”，都只说一个“O”！
厉害，创作已经进展到这种境界，难怪我会落伍。
看来，现代语言要“绝句化”。其特点是生猛鲜活、精准狠快，表现出一种野性的生命力。“现代绝句”要求句子本身就是故事，就是人物，就是行动。
其实又何止是手机短文的作者，作家的高下无不取决于语言的丰富与优越。现今能给人以强烈冲击力的专职作家，也是得益于他们惊世骇俗的语言天赋。如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曾被人称做“龙旋风”，文字能刮起旋风，可见其语言的威力。李敖也是个敢说、能说、会说的主儿，他创造了不少能在社会上流传、甚至让政治人物们也经常引用的名言。比如：“我们的悲哀并不是陈水扁是我们的敌人，而是国民党是我们的朋友。”
还有专栏作家陈文茜，也有过从政的激情，写出不少名句：“在政治里有很多经不起权力考验的面相”。“政治是照妖镜，能照出每个人生命中属于魔鬼的那一面”。“我经常鼓励女人要离开不适合的男人，对我来说台湾的政治就是一个酗酒的男人”。
大陆作家里的“话语高手”就更多了。韩石山的语言就称得上机智泼勇，敢于真话实说，也能够实话巧说，是个真实而有趣的人。在温温吞吞的文坛上，他的文章常能激出点波澜，或演变成一个事件，或传为一段佳话。
语言是作家思想的排列，更是个性的表露。我之所以先拿韩石山说事，是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当今文坛对批评家颇有微词，说他们“擅长将自己的不屑藏在袖筒里”，多以奉承话做礼物向外派送，经常要为时尚文学上油打光，是“专职的表扬家”。我的看法却有不同，觉得当下最具爆破力的语言多出自批评家笔下。
比如朱大可，几年前就卫慧现象曾发过警句：“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在中国的文坛上，能具有这种点名的勇气是很不容易的，发惊人之语要有胆识。最近他在回答《人物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又进一步解释说，“流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肉体化，人们对身体的关怀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远远超越了对心灵的关切。这当然是信仰崩溃带来的后果。但一个对自己心灵问题不关心的民族，是注定要溃烂下去的。”
张柠说，“东方明珠是上海的睾丸”。我在一篇谈城市建筑的短文中也引用过这句话。不要以为他是在调侃上海，这是对上海的一种恭维，至少说明“东方明珠”给人印象深刻。请问，当今国内还有哪一个电视塔能给人这般深刻的印象？各大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高塔，却千篇一律的用一根钢筋水泥的柱子支着一个钢筋水泥的球，都属于“烟筒类”，造型单调，用途单一，毫无创见。因此，你就不能不承认上海的“东方明珠”从一开始设计就千方百计要出新，在造型上拓展了塔的涵义，张扬了上海的城市个性，一落成便成为上海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建筑景观，似也可以排进世界现代名塔之列。倘若张柠的比喻能流传开来，就更会成全“东方明珠”，使它声名大噪，将吸引如潮水般的参观者。因为现代人（无论男女，或许女子尤甚）都格外崇尚阳刚，各大名山上的阳刚石无不被游人抚摸得流光水滑。甚至连悉尼名人蜡像馆里的克林顿的裤链，从展出的那一天起就不停的被参观者拉开，大家似乎都对老克中段的风光很好奇。后来管理人员为了保护他的那个家伙不被摸坏，不得不用尼龙线把他的裤链缝死。
我还曾下工夫揣摩过李敬泽的语言，句子造得那叫漂亮，真是一道道“思想的闪电”，其中藏着丰富的智慧，常会出奇不意地“电”得你灵魂出窍。历来文人们都认为，语言才能是神的恩赐。他调侃着，质疑着，优雅着，灿烂着就把想批评的东西损得连骨头都会发青。
妙语有灵犀，可以钻到人的心里。语言的精妙与否取决于角度，有一个好角度就事半功倍。内涵最丰富的概括，往往又总是最简洁的。现代“话语高手”，就是要能说出社会公众期待的话，让大家心里格外爽。当今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名言妙语，给现代话语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其中充满通俗的哲学和生动的美学。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影迹，无论在哪里，风俗和时尚一变，必首先在语言上体现出来，随着一种观念和时尚的流行，语言的创新程度丝毫不亚于习惯改变的程度。千奇百怪的警句妙言和新的生活、新的经验相配套，它总结现实，常常比现实更精到，更雄辩。
古人讲：“吉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现代商品社会比较浮躁，躁动不安的人多，所以各种各样的怪话、笑话、牢骚话、俏皮话就多。甚至可以说，当代的“语言巨人”多于“行动巨人”。这是因为，语言是女性的，而行动属于男性。人们不是经常抱怨，现在的男人不男，什么都要打美女的牌吗？
能把难听的骂人的话说得好听而俏皮，也是一种本事。语言精妙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现代社会是太过聪明了，具有“三寸不烂之舌”的人很多，所以盛产各种各样的惊言妙句，处处都有惊人之语。这些话里藏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所谓众口铄金，街谈巷议，必有可采。
语言又是人们心灵的印章，是现代人灵魂的出入口。警句妙语对治愈灵魂的疾患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妙语就是妙药，古人就曾用绝句有效地医治过头痛。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社会之所以盛行“现代绝句”，是现代人的情绪所需要，对稳定社会自有它一份功劳。
来自林阿香们的恫吓
福建一农民，捡到了一个名为林阿香的身份证，他端详着这个年轻女人的照片，不免想入非非：阿香，好香，好艳，好靓……脑袋灵光一闪，随即冒出一个发财的主意。
他想办法搞到了一份官员名单，再到泉州建设银行开了一个账号，然后以林阿香的口吻写了一封信：“大哥：您好！我曾在贵地一家酒楼上班，真名林阿香，您一定还记得吧！您还经常应酬吗？因取缔三陪我失业了，前几天家里又出了大事，急需用钱。走投无路我想起了您，您曾跟我说过遇到困难时会帮我的……希望您收到信后五天内，往下面这个账号汇3000元钱来。如果这么一个小小要求您都做不到，我是什么都可能去做的……”
他将信打印后寄出，很快就有148个官员上钩，陆续汇来37万元之多！（见《明鉴》2003.2）这个家伙真是把某些官员的心思摸透了：凡吃腥的大多都不是张一次嘴，嫖的多了对小姐们姓字名谁难免记不清楚，只要是被阿香、阿妹的咬上，自会乖乖地掏钱，以求“破财免灾”。恐惧没有极限，比危险更可怕。
难怪眼下有些官员会对“小姐”两字过敏，一听到有小姐找便胆战心惊。如曾引起传媒广泛关注的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政法委书记冯同杰，一年多以前迷上了一个叫阿玲的小姐。不想在他尝到放荡滋味的同时，放荡便已不再是快乐，而成了梦魇。那个女人是无底洞，不停地要这要那，一得不到满足就扬言要揭发、要告状。冯同杰被恐惧追赶，由当初的挖空心思找小姐，变成想方设法躲小姐，最终忍无可忍，恶向胆边生，在自己的警车上杀死了那个女人。
应该说，时下的许多官员最是小辫子上拴秤砣——打（搭）腰！他们有权有势，在商品社会权势是可以兑换一切的。可偏偏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官员却成了被敲诈勒索的对象。黑龙江纪检委和监察厅合办的《明鉴》，去年发表过一个调查：《为什么遭遇敲诈的总是你？》这个“你”就是指官员。有的在办公室被绑架，有的找到家被恐吓勒索，有的骗子竟假藉中纪委的名义送达“廉政通知书”以讹钱……如浙江瑞安市农民陈仕松，绰号阿太，采用蹲坑、盯梢的办法搜集领导干部嫖娼、受贿的证据，然后一一要挟，让当地官员都要对他惟命是从，连市委书记叶会巨也不例外。就这样，无赖阿太竟成了当地的太上皇。
掌权的领导干部阶层，成了被恐吓和敲诈的重灾区，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像黑色幽默。其实道理很简单，谁做了亏心事，半夜自然怕鬼敲门。这或许预示着社会的一种畸变，说明官员阶层存在着明显的“软肋”，明显到人人都看得见抓得着，武侠小说里管这叫“死穴”。而社会上就有那么一些人，认为只要点住了官员的“死穴”，就是自己发财的机会。
已经出事的官员们基本上都是因两大爱好：爱财和好色。《法制日报》最近统计：“时下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的有情妇，行为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的人包二奶。”至于“一夜情”、嫖完就散的还不知有多少。贪官们的色情腐败已经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且愈演愈烈。当年江西副省长胡长清，从广东空运一妓女到南昌淫乐。浙江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朱承岭（正厅级），在北京学习期间，竟以生活枯燥为由，从杭州空运三名“绝色美女”到北京“床上伺候”，创造了糜烂的新记录。
任何邪恶都有它的诱惑性，惟淫欲最炽盛，恶人从欲，如奴仆主。而且一旦惹上火，就再难罢手，只会愈淫愈乱。因为纵火的手，扑不灭火，最终必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著名的“淫棍书记”张二江，连嫖带包搞了108个女人，“那边常委们正等着他开会，这边他还在办公室里搞女人，然后提上裤子就去大讲反腐败。”显得他是多么地会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其实他要的就是这股劲，这副派头。这是一种性表演，性炫耀，表示我行，我敢干，也能干！
许多年来人们不是一直在讨论“腐败的土壤”吗？什么权力绝对呀，缺乏监督呀，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呀，收入低呀等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知是被忽视了，还是大家有意回避，那就是社会上淫风大盛。这体现在文化上是褒女贬男，美女广告、美女包装、美女大赛、美女主持、美女影视、美女经济、美女文化……另一方面壮阳的东西铺天盖地，好像天下的男人离开补药全不行了，无男不痿，无男不衰。于是便男女老幼一起大讲荤段子，网络上、手机里充斥着黄故事和黄笑话，刺激性欲，给男人们壮胆打气。甚至连糖果也做成女人的形状，据说很受男人的欢迎，他们在吃糖果时臆想着是把一个个的美女吃进肚里。有一种酒瓶子做成女人样，蜂腰肥臀，曲线玲珑，让酒酣耳热的男人们握在手里，想入非非，喝了一瓶又一瓶……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男人最怕戴的帽子就是“阳痿”，你说他放荡、乱搞，那是抬举他。故张二江之类的贪官，都有相同的心态：我是头，我行，大头行，小头也行。可以腐败，不可以阳痿！所以有人奇怪，反腐败反了这么多年，且不说成效如何，就腐败本身为什么不像想象的那么臭？皆因一个“淫”字托着，以淫为能，以淫为乐，以淫为荣。此风不肃，腐败难除。
但官能享受，终究是灵魂的墓地。那些淫棍们从淫乱中追求的并不是快乐，而是刺激。久而久之，刺激变成麻痹、报复，最后会孤注一掷。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庆普（副厅级），要打破张二江的纪录，先后搞了236个女人，曾在公务车上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同时还写下95本“性事日记”，搜集收藏了所有和他淫乱过的女人的体毛、内裤、卫生巾等物。很显然，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变态了。
所谓放荡是什么？西方社会学家下的定义是：“肉欲快乐的利己主义追求，构成它的是利己之心。”贪财跟贪色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古人讲骄奢必淫佚，皆因宠禄太过。这些贪官们的心里都有一匹脱缰野马，那便是色欲，一旦失控就会被一个“色”字牵着鼻子走，他手中的权力也随之变为国家和民众的祸害。如刚被逮捕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到发廊推个头就跟发廊妹腻乎上了。堂堂一个“封疆大吏”，怎会这么容易就被一个“烂妹”拿下？
越是轻浮，越会热烈。人类的弱点之一，就是喜欢表露情感，滥情是无情的表现。再加上刘方仁借权势催情，无时无刻不处在发情期，势如色中饿鬼，见诱饵焉有不吞之理？那个发廊的郑小姐有丈夫，还有姘夫，贵为一省书记的刘方仁不过是成了这个荡妇的又一个姘夫。排在他前面的那个姘夫还给他送钱送物，忙前忙后的为他安排跟这个女人鬼混的地方。你看看，省委书记成了一个“下三烂”。然后就大笔给那些姘夫姘妇们批贷款、批工程，这看似刘方仁帮了那些流氓的大忙，实际是把流氓们给害了，没有刘方仁，他们小得溜地偷点情，偷点税，或许还不至于弄到现在这般淫情大暴光，倾家荡产，还得到监狱蹲几年！
孔丘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每一个贪官周围都有一批专门“成人之恶”的家伙，而贪官也成全了他们的“恶”，以相互帮忙始，至相互坑害终。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哪个贪官出事后不都带出一大串？可这“一大串现象”，却尚未引起社会的重视和思索。有泥在，老“萝卜”拔走还可以再长新“萝卜”，倘若清理干净污泥，“萝卜”又缘何而生？这就是腐败的“土壤”问题。
老话说人贪财色如双斧伐孤树。何况贪官们大都把“酒色财气”四个字占全了，业已构成社会公害，那斧子自然也会越来越多。一个林阿香不就让一百多个“嫖官”暴光了吗？
看科学家们打嘴仗
一位学富五车的老教授，听北京一位著名的保健医生说吃大蒜能抗癌，便大吃特吃起来，反正上了年纪味觉迟钝不怕辣了，也不再面对学生，无须担心嘴里的大蒜味儿。但没过多久，癌是抗住了没得上，眼睛却坏了。同样著名的眼科医生说，是吃大蒜过量害的。
呜呼，现代消费社会，科技发达，知识爆炸，信息多得打架，人人都活得无比明白，却又十分糊涂。过去医生们都说，咀嚼坚硬的食物可加固牙齿、强劲和发达下巴上的肌肉。而解放军306医院最近发布的研究成果却正相反，咀嚼坚硬的东西对牙齿损害很大。
此类相互打架的“科学知识”多了去啦，比如：这个说吃盐多了不好，那个说盐分不足危害更大。一会儿说腌咸菜吃多了能致癌，一会儿说腌雪里蕻是很好的抗癌食品。这个主张吃水果要削皮，皮里有农药残留物；那个说吃水果不能削皮，皮子里维生素最丰富，甚至连“吃葡萄要吐葡萄皮”的习惯都是错的，对心脏有好处的红葡萄酒里的白藜芦醇，就含在葡萄皮里……
在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上，科学家们也照样在打嘴仗。国际上评选出的《2004十大科学预言》中有两条格外惊人：一条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到2020年，东京、伦敦、纽约等世界名城都将在地球上消失。另一条是到本世纪末，人类只能住到南极上去。却还有一条说，20年后人类将获得长生不老之术……现在的这些科学家可真敢说呀，他们也不给个解释，地球上的人都不死了，只有一个南极怎么能搁得下呢？
不管科学家怎么吓唬，看看周围的人有害怕的吗？没有。现代人早就被吓唬出胆儿来了，越是大事越不怕，离自己还很远的事就不操心，或者干脆就认为这是猴儿拿虱子——瞎掰。比如，2004年冬季气象预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句子是“暖冬”，可有五、六次我的自行车气门芯被冻坏，致使车胎煞气。我骑车40多年，以前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不是说去年冬天是40年来最冷的，我只想说经过40年来的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连我们的自行车的小小气门芯都变得无比敏感和骄气了。
所以，遇到又有新知识在你眼前“爆炸”，不要轻易就被吓住，再等等，说不准还会有别的声音。果然，2005年2月初，在英国埃克塞特举行的研讨会上，有些科学家又开始反击上面的预言，说全球变暖只是一个大神话，南极的冰盖不仅没有融化，而且越来越厚，年增厚度6.5毫米。这50年来南极没有变暖而是变冷了。至于海平面上涨的问题，世界海洋在2万年中总共上升了120米，最近海水上涨的速度大大下降，比过去慢了10倍……
你看看，这到底该信谁的？
还有，前几年对胎教吹得神乎其神，好像再要生个比尔·盖茨就得从一做胎便开始进行全方位教育。怀孕的妇女们真恨不得把贝多芬、达芬奇连同四书五经一古脑儿都塞进自己的大肚子，以至于有人老贴着孕妇的肚子给胎儿放音乐，使婴儿出生后“听力受损”。最近科学家又变调了，说胎教屁用也不顶，胎儿在出生之前和分娩期间没有任何知觉，只有在呼吸作用开始后，身体组织出现氧化时才会产生感觉。
我还见到有更奇妙的科研新成就：人在说谎的时候，大脑活动的区域更大，脸部的肌肉活动更细腻、更丰富，因此经常说谎的人智慧更发达，显得更年轻。好啊，科学研究已经“细腻、丰富”到这般地步了，人类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于是，辣椒酱用苏丹红染色，海产品用甲醛保鲜，四川眉山市查出2万多条剥了皮的癞蛤蟆当鲜牛蛙卖……现在这类事多了去啦，用一句老话叫“罄竹难书”。人们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吃东西没点胆量是不行的，活着全靠撞大运，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毒一下。毒不死就是赚的。
难怪科学泰斗级的人物爱因斯坦说，科学能减轻人的劳动量，给生活以安逸和舒适，却不能带给人们幸福。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完全有意义的利用它。什么叫“完全有意义的利用”？这是说人类在发展和利用科学时，缺少全面的道德和责任。科学给了社会善恶两面，人类的德行跟科技的发展不能同步，科技在带来方便的同时，必然也带来麻烦。就像网上所报道的，一个德国男子在一次车祸中丢掉了命根子，医生利用现代高超的医术给他又造了一个，他甚至还利用这个新造的东西让妻子怀孕了。但他总觉得这个后造的玩艺儿样子太丑陋，便花钱让医生又造了个好看一点的。医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造好了第二根并未把第一个割掉，当这小子脱裤子向他妻子炫耀有两根阳具的时候，那个可怜的女人当场吓昏，醒来后拿着自己的东西逃了。现代科技常常就这么恶作剧般地成了男人裆里的第二根生殖器。
所以，最近公布的《中国科普现状调查》结果，让许多人大出意外。调查是由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的一些权威机构和一批权威专家共同完成的，具有无可言喻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每2个中国人中有1人相信求签，每4个人中有1人相信星座，每5个人中有1人相信周公解梦，在50个人中只有1个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这就怪了，国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现代科技之中，利用现代科技造假坑人的手段是那么邪乎，胆性那么狂野，为什么真实的科学素养反而这么差呢？人们到底是越活越明白，还是越活越糊涂？甚至懂得越多，人类就越找不到祖宗，不知自己是什么变的，该跟谁攀亲。就像以前人们都相信自己是猴子变的，后来又发现人跟黑猩猩最接近，现代科学则证实3亿年前人跟鸡是同宗……
就这样有时太明白了反而像糊涂，傻到家反成了大聪明。前不久国际上热炒过一个新闻，10位科学工作者到非洲考查，其中一人还带着没人管的傻儿子。他们不幸被困在大沙漠中，两次都以为找到水了，奔到跟前才知是海市蜃楼，懂科学的人都躺倒在沙漠中绝望了，只有那个傻子不懂何谓海市蜃楼，只知道自己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水喝。于是他又拼命翻过一个沙丘，果然看到一个水塘，便大声招呼那些人。可那些聪明人谁也不动弹，知道那不过是海市蜃楼又在捉弄人，从心里同情傻子，不如保存点体能，或许还多一些活下去的希望。这时候沙漠里起风了，傻子直扑水塘……后来当救援队找到他们的时候，只有傻子一个人活着。救援队百思不得其解，那些人离水塘这么近，为什么只有傻子肯翻过沙丘？
因为他傻，心里反而有信念，有定力。这可真是一种讽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精明过头或过于敏感，往往也最容易被炸蒙、震昏，乃至搭上卿卿性命。活得傻一点，单纯一些，反而成了一种强大。
草的级别
我在农村长大，自小就对草有着特殊的感情，小小年纪就能辨认各种各样的草，不认识草又怎么能分得清苗呢？待长到能帮助家里做活了，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洼打草。知道什么样的草硬，什么样的草嫩，哪些草牲口爱吃，哪些草牲口吃了不长膘……
草可是好东西，农村不能没有草，农民也不能没有草。但草不能长到庄稼地里，无论什么草长到地里都要锄掉。
后来到城里上学，经历了1957年，城里人见不着草，却知道有一种草叫“毒草”。我的老家没有毒草，查《本草纲目》，才知道有些草药带毒。后来参军，每到学雷锋的日子就去帮着当地农民除草。再后来复员回到工厂，工厂在郊区，占地数千亩，不能地尽其用，凡没有钢铁和水泥的地方就长满了草。每有领导人物来视察或有外宾来参观，全体职工就要在厂区内拔草，把房前屋后以及所有空地方的草都拔掉，让工厂变得光秃秃，再撒上石灰，就算干净了。
总之，城里人不喜欢草，因为城里人只吃牲口而不养牲口。
198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令我惊异的不是他们的高楼大厦，而是他们的草。农村自不必说，就是城市里也种着大片大片的青草，有些中小城市，草地比建筑物还要多。我不免生出疑惑：一个国家发达与否，是表现在楼上，还是表现在草上呢？
将近20年过去了，中国人对草的认识也变了。城里人买房先看小区里有没有草，旁边没有草的楼没人要，拥有较大的草地的住宅小区，楼房也就特别值钱。你说是楼贵，还是草贵？好象还是草贵——因为现代社会的等级，是以草来划分的。如前面说过的，大凡富裕的国家，无一例外的草也最多。穷地方才缺草，叫“寸草不长”！现代人的贫富差距极其悬殊，可在吃上穿上不大容易区分开来，也要靠草来标明阶级——人的级别高低贫富差异全取决于占有多少草！
在西方私有制国家，贵族和有钱的人都有自己的私人草场，草场的大小要看财富的多少和贵族头衔的大小。最底层的贫民则没有属于自己的草坪，眼馋草了就只能到公共草地上去呆一会儿。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了带草坪的私人豪宅，和有大面积草地的豪华住宅区……草——在中国岂不是同样也正在变成“富贵标志”。
有些城市漂亮，还不就是草多？草多了，有钱的人就去投资，就去住……如今的草是真正的富贵草！有人说此草非彼草，这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洋草，并不是你在农村时割下来能喂牲口的野草。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买进这些外国的富贵草，不仅要花大价钱，而且无比娇气，老是水土不服，许看不许碰。实际上连人们多看它几眼也受不了，不知怎么就打蔫了，半死不活，赖巴拉饥。
真是邪门儿，如今的草竟然比人还娇贵！越娇贵就越脆弱，死了换，换了死，为了移植成富贵草，为了显示一点富贵气，钱可糟踏海去了。我不免又瞎操心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靠买进外国的富贵草到多咱才能把黄土都盖过来？
再有了出国的机会，我对洋草比洋人还上心。看了世界上草化比例最高的英国，感觉又是不同，他们不提绿化——也许是因为已经绿了，而是有意识地倡导“野草化”。何谓野草化？以自生自长、野性十足的杂草，取代那种品种单一、整齐娇弱的富贵草。我在一位爵士的庄园里住过，他有9公顷的私人草场，除去中间一块用来野炊和嬉戏的草坪是要修剪的，四周都是荒草地，各种各样的杂草异常茂密，人一走进去就会惊扰野兔、松鼠和其它小动物乱跑乱窜。我在爱丁堡住过的一家私人旅馆的草坪，干脆就是荆棘丛生的野草坡！
剑桥是一座名城，有一条剑河款款地从城中流过，河的两岸除去校舍就是草坪，有的草坪是修剪整齐的富贵草，有些大片的草地就呈现着杂草丛生、野花怒放的自然生态，深处荆棘挂衣，古木森森。距离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没有几步，就像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剑桥有个“果园”，是当年令徐志摩流连忘返的去处。有天早晨我和妻子遛早想进去看看，走到门口却看不到门，野草野花竟有一人多高，掩藏着一条窄窄的土径。我不知这小径是不是能走得通，也不知闯进这野草阵中还能不能再闯出来？愣了一会终究没有敢进去。
第二天，由法学博士单文华先生领路，二闯果园，果然就是从那条野草丛生的小径走进去。所谓果园，也完全像一片野生园林，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和各色干枯的花瓣，四周有天然的灌木和粗大的原始林木，包围着枝干弯曲而低垂的苹果、桃、梨等果树。单博士买了一壶茶和几样小点心，我们便坐在树下享受这恬静的野趣，居然会有小鸟落到我们的木桌上，争食盘子里的点心渣。小鸟可不是广场上的鸽子，它们极为敏感灵巧，你稍微弄出一点声响就嗖地飞走。但很快又有其他的鸟落下来。能与鸟共食，在我还是平生第一遭。
旁边的剑河里有不怕人的野鸭，两岸长着齐腰深的茅草，间或会挺出一蓬蓬的荆棘和离流歪斜的杂树。我请教单博士，这么好的自然条件是没有人管呢，还是不想管？他回答说：这是精心维护成好象没有人管的样子，追求一种完全自然的野性生态。
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学西方，除尽自己的野草改种他们的富贵草，谁料他们又把富贵的标志改为养野草。
这才叫折腾人呐！可，为什么挨折腾的老是我们呢？
闲聊“顺口溜”
无须否认，现代社会流行顺口溜，而且已经“溜”成了一种奇特的世俗文化景观。
你说吧，近年来，中国人谁没有听过或传过顺口溜？一提这三个字，人们的脑子里立刻就会蹦出几个精彩的段子……现在还有什么现象、什么领域、什么人，是顺口溜不能编排的？只要是老百姓关注的东西，准会有顺口溜编出来。
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通俗上口，广为传播。
顺口溜竟然这么受欢迎，自然是有原因的。装做没听到或没看见，不如正视这一事实，研究一下顺口溜是怎么“溜”起来、并“溜”成气候的？
别看谁听到新的顺口溜时都会哈哈一笑，但人人心里又都很清楚，顺口溜现象的产生并不像表面的逗笑那么单纯，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和现代人的心理因素。听起来简单，深咂滋味却不简单，别有意趣存焉。
当然也不可否认，顺口溜作为群众的口头创作，有着大量粗俗不堪的内容。那么作为眼下最红火的网络文学，以及很正规地印成铅字的流行文学，不也有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吗？又何必苛责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顺口溜呢？
当然也有许多报刊会经常正式摘发一些当下正流行的顺口溜，还有人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流行的顺口溜收集整理，编辑成册，正式出版。我至少见过四种版本的《顺口溜汇编》，每一本都很厚，定价不低，销路却还不错。
但是，眼睛阅读印到纸面上的顺口溜，跟用耳朵第一次听到这首顺口溜的味道，可要大打折扣，效果差远了，有些根本就让人笑不起来了。你说怪不怪？世间有许多东西靠耳朵听不行，需用眼睛看才过瘾。而顺口溜为什么看不如听呢？
顺口溜、顺口溜，顺口溜出是为了让你顺耳进去，你听就听，不听就随风而散，查无此据，概不负责。它的魅力，或者它的杀伤力，就在于它的生猛鲜活，以直对隐，以粗对雅，以下犯上。一旦印成文字，必然要加以修饰，让它合文法，不刺眼，太直了要绕一下，太粗的要弄细点……这样一来顺口溜就变成了“顺眼溜”，味道自然也大不一样了。
怪也就怪在这里，正是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却以一种无法阻挡、防不胜防的强势，加入到当前的社会流行文化当中。不能不承认，这种顺口溜出来的东西，却对社会时事和权力阶层多多少少起到了一点监测作用。当然是民间的测试，民心的度量。无论是谁，成了顺口溜嘲讽的对象，就离倒霉不远了。俗云：“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顺口溜视为群众的一种呼声，口无遮拦，荤素全有，出奇不意，以逗笑为目的。其中所有的寓意，包括调侃、规劝、嘲讽、鞭打，都是通过笑来完成。这是民风所致，国情所致，中国人特有的机敏和幽默所致。老百姓以顺口溜的形式发言，是民意的宣泄，也使社会有了通气孔，不至于闷得发酵而酿成沼气。让生活健康明朗，阴阳调和，平安少事。
故此，真还要感谢顺口溜。
但我翻遍了手边的工具书，却查不到关于“顺口溜”这三个字的出处。或许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民谣？《诗经·魏风》有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解释说：“曲和乐曰歌，徒歌曰谣。”可以称顺口溜就是不配曲的流行歌谣，它的传播广度，绝不亚于现代流行歌曲。
袁中郎《答李子髯诗》称：“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竹枝词也是一种民间歌谣，竟被袁宏道评价这么高。顺口溜来自民间，百姓因心之忧，心之忿，“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所以，顺口溜最爽直快捷地表达了群众的情绪，直出肺肝，平实质朴，幽默鲜活，辛辣刺激。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场的有多少人，无论是些什么身份的人，每听到一首新的顺口溜，都会抚掌称快。
请问，当下还有什么作品，能有这样的社会效应？如《四大闲》中先把“大款的老婆”和“贪官的钱”摆在了前面，是大款们制造了“现代多妻制”，养二奶、包情人、带小蜜，“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办公室有好看的，身边有发贱的，远方有思念的。”据报载，广州等一些发达大城市的郊区都出现了“情妇村”，其四周挤满美容院、健身房、歌舞厅、酒吧等娱乐消闲场所。
贪官的钱“含金量”最高，“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有些贪官出了事，家里犄角旮旯都藏着钱，闲着没有用。他们贪，不是因为缺钱，而是一种心穷的病态反映。
顺口溜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谁也无法知道作者是谁。这些年社会上流传了那么多顺口溜，简直可以车载船装，特别是在盗版盛行、版权纷争不断的今天，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抢哪一首顺口溜的版权。
顺口溜的创作讲究切中时弊，又要自然流畅，好的顺口溜甚至很严密，漏掉一句或改动一句味道就变了。有时你在向朋友们转述一首新顺口溜时忽然忘了一两句，自己若想临时现编几句补上去，那可就难了，怎么编都不是原来的味道。哪怕是请在场的人一起帮着编，大家当场可以凑出许多句子，却每个人都觉得不怎么顺，不如人家原汁原味的顺口。
而顺口溜首先就要“顺”，要有一种自然的流畅感和诙谐感。可见，能够流传开来的顺口溜，创作时是经人下过工夫的，或集多人智慧反复推敲和锤炼而得。
那么，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才叫创作不为名利，“万人如海一身藏”。
笑谈“黄段子”
伴随顺口溜一同兴盛起来的还有各式各样的笑话，以黄色笑话为最多，又称“荤段子”。或三言两语，或百八十字，不必像顺口溜那么压韵，却保证能让听者一笑。有些还久传不衰，堪称“经典之作”。
民间的各类笑话很多，为什么唯黄段子独领风骚，几成铺天盖地之势？
全国几千万乃至上亿只手机，无时无刻不在储存和发送着各种带色儿的笑话，在各地奔跑着的成千上万辆旅游车上，不厌其烦地绘声绘色地讲着一个又一个的荤段子，还有数不清的饭桌上、茶话会上也在复述着这类笑话……
几年前我参加一个“边塞笔会”，大家分乘三辆车，到后来男女老少拼命要挤到一辆中级面包车上去。原来那辆车上有位北京的老记者，擅讲黄色故事，一个一个又一个，一黄一黄又一黄，连讲几天不重复，可谓此中高手。
凡是这样的高手，在任何笔会上都是最受欢迎的人。去年，一位老相识是正部级的在职领导干部，平时一贯不苟言笑，勉强被拉到山西参加一个活动，说好第二天一早就得赶回来。不想一到山西，每饭必有荤段子拌着荤菜下酒，外出视察一坐进汽车就听黄笑话，晚上更是听得黄天黄地荤头荤脑。此兄竟一连听了三天，还跟我大谈民间文学多么了不起，应该大力开掘等等。
荤段子——就是性故事。而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弗洛伊德说它是其他许多行为的驱动力。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对它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直至晚年。
人类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没有像性那样在生活中起到这么特殊的作用。而现代时尚又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自由的性态度，在这个已经为消费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性也成了一种消费品，花钱可以购买。
但，五花八门的性病，特别是染上就会要命的艾滋病，又给现代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焦虑和孤独，真实的性快乐变得让人沮丧和惊惧。那么谈性就成了时尚，既省钱又安全，性饥渴和性压抑，却可以通过嘴的大谈特谈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于是，荤段子便应运而生。这确实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会迥然不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性行为标准，一个民族的文化会限制这个民族的性行为模式。
中国虽然也在实行商品经济，社会也在大开放，但中国的文化背景决定不会制造出西方真杀实砍的“性解放运动”，倒能够造出一个“谈性的运动”——中国文化中的含蓄和智慧，让人们绕着弯子编出了无穷无尽的性故事。
在中国这是有传统的，哪个年代都有黄笑话，不过是于今为烈罢了。以前讲黄色笑话似乎是男人的专利，现在黄段子大普及，不能不承认跟女人们的加入有关。中国的导游小姐擅讲荤段子已经很出名了，还有一批年轻的女明星、女强人、女白领，也乐此不疲，甚至大大方方地专喜欢讲给男人们听。一群一伙的大老爷们儿，听着一个女人讲荤笑话，那自然就更刺激，兴头也会越发的浓烈。
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特点。既然是讲笑话，男人可以讲，女人也可以讲，男人可以享受，女人也可以享受。现代科学研究积累的大量证据表明，男女之间的相似之处大大超过了差异之处，而且男女之间的绝大部分差别，并不是由于生物因素造成的，而是社会和文化塑造出来的。
正是现代社会的开放，文化的活跃和自由，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禁锢觉得难以忍受，讲黄色笑话能够获得犯禁的刺激和快感。却又不犯大忌，正好借以消除旅途中的疲劳和寂寞，打掉无聊应酬中的尴尬，和等待时的无奈以及烦躁。
现代人平时被套话、官话、假话弄得外壳都比较僵硬，装模作样，假眉三道，有时甚至被会场上的气氛压得喘不上气来。一个黄故事讲下来，大家都彼此彼此了，谁也甭想再严肃正经、装腔作势。导游小姐之所以开场先讲荤段子，就是上来先把每个人的陌生面具和包装全部撕去，这实际上等同于“下马威”；在最短的时间获得组织和管理大家的便利。
另外，在旅途中如果大家都瘸子脚面——绷着，那也太累了。
人们却也不必为此忧虑，这股“黄风”是会刮过去的，连美国六十年代的“性革命”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都有个结束的时候，何况讲荤段子只不过是逞口舌之快，讲来讲去就没劲了。
社会的进步和成熟就在于容忍了顺口溜和黄段子的存在，我们也才得以用轻松的心态关注它，并借此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当前的社会情势和文化形态，要说也不无裨益。
买王兰珠宝
看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问嘉宾：经历了抗非典的斗争，哪件事情最让你感动、记忆最深刻？嘉宾略一思索，回答：王兰当义工。
我心为之一动，似有同感。
王兰，北京大雄珠宝公司董事长。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最好的买卖、趁钱的大买卖是开银号和经营珠宝店。干干净净，说说道道，有眼光，有身份，不受大累却赚大钱。至今西方的盗窃高手或亡命之徒，都还讲究抢银行，偷珠宝店。几十年来，是珠宝行业里发生的故事，支撑着好莱坞悬念大片的主要情节。
王兰在首都北京有一家自己的珠宝公司，可以想见其做人做事的成功和品位。
她的丈夫是北京304医院的血液科医生，非典疫情爆发后报名进入了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王兰再也难以安心，她从报纸看到一条消息，地坛医院的一些护工因惧怕感染非典而辞工了。于是她就给所有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打电话，要求去当一名志愿护工，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拒绝了再要求，直至北京佑安医院最终接受了她的请求。
佑安医院因第一批收治非典病人而名声大震，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非典压力，希望她第二天就能上班，并答应每天给她50元钱的报酬。
王兰明确谢绝一切报酬，重申自己是志愿者，是义务护工。
她将公司交给一个手下人打理，家里还有7岁的儿子和年迈的父亲，全都托付给保姆。第二天准时到佑安医院报到，当即被分配到消毒科，“每天要为好几个病区消毒，十几、二十几公斤一桶的消毒原液，一天要搬运100多桶。有时也为在第一线抢救非典病人的医护人员做服务性工作，让公司的人买了水果送来，每个病人一份……”
许多天以后，电视台的记者曾采访过她，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长时间受消毒水的呕呛，王兰嗓子沙哑，说话很吃力，只简单地说了四个字：“回报社会。”
观众或者说社会，又该怎样理解这四个字呢？
在当今中国，一个富翁知道并承认自己的财富来自社会，有回报社会的一份责任，已属难得了。我们在生活中见到的许多有钱人，一张口都是讲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同凡响，他之所以有钱全因他有挣钱的本事。如果他能到哪儿投资或做一点慈善事业，那就更会以社会和公众的施与者自居。而王兰回报社会的方式，是有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
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报道非典如何危险，传染性如何之猛烈，凡是要到第一线去或即将被隔离的人在跟家人告别时都要痛哭流涕，像生离死别。王兰这可不是作秀，谁若不服也这样作秀一番让人看看？她做好了有去无还的准备，“即使自己回不来，相信等儿子长大后也会理解自己的选择。”这也不是一般的捐款所能比的。在王兰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北京非典医院以每月4000元的报酬招聘护工，却无人应聘。媒体为此还做过一番炒作，感叹当今社会有责任感不怕死的人太少了，花4000元的高薪竟招不到护工！
我颇不以为然，非典医院之所以招不到护工是把献身和卖身的概念搞混了。4000元如果是工资，对于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的确不低了。可是你要用这个价买人家一条性命，似乎又太便宜了点。人家如果想献身，就一分钱不要。人家如果想卖身，价码就要相当。你出4000元，还要做出一副出了高价的样子，将来人家有个三长两短还要背个贪财的名声，谁会这么愚蠢？目前中国媒体的毛病是太咄咄逼人，自以为是，有时喜欢扮演替弱势群体说话鸣不平的角色，却又常常低估弱势群体的智慧。
如果没有媒体帮倒忙，我相信北京的非典医院会招到很多护工。问题是你要事先跟人家说明白，工作有多大的危险性，医院负什么样的责任，被传染上非典怎么样，死了怎么样，没有传染上非典怎么样……精神是精神，待遇是待遇。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兵不就是这样吗？至于战争的意义呀，崇高的美国利益呀，伟大的牺牲精神呀等等，都不否认。但，受了伤会享受什么待遇，阵亡了又会享受什么待遇，都有明文规定，战士们一出征心里就一清二楚，所以才有青年人就是为挣学费而去当兵的。尽责任是尽责任，拿报酬是拿报酬。
因此，王兰做义工，就有了强烈的社会教育意义和精神象征性。她和医务界的许许多多的王兰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良知，或者说让人们认识到这个社会还是有良知的，对这个社会树立起信心和好感。王兰是现代社会的成功者，按世俗的说法是活得很好的人，应该是最害怕伤了自己羽毛的。可恰恰正是她，在非常时期表现出了非常的勇气和高尚。在她以大无畏的行动回报社会的时候，决不会想到社会还会怎样回报她？
我有一同事要娶儿媳妇，他非常欣赏未来的儿媳，决定到北京王兰的大雄公司去买一件珠宝送给她。我问他，为什么非要特意进京去买王兰的珠宝？天津不也有许多珠宝店吗？他说，珠宝最容易以假乱真，好坏难辨，而普通人是没有能力鉴别珠宝真伪的。买王兰珠宝就没有这个问题，她的珠宝绝对都是真的！
——经历了非典的人们都愿意这样相信。
王兰，一个在关键时刻豁得出自己命的人，绝不会、也用不着再去欺骗顾客。人们看见了她的心，当然就信任她的产品。在非常时期，只要你付出真诚、善意和敢赴危难的勇气，会更容易建立起信任和荣誉。可惜，有不少下三烂商人，在非典灾难中专使歪脑筋，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有的赚了点小钱，更多的是因小失大。
而“王兰珠宝”——成了经过非常时期考验出来的名牌。
这才是金字招牌，是真正能让人信得过的名牌！
城市论
城市的精神
城市是有灵魂的。当然也有肢体，有记忆，可遗传，可延续……
这灵魂就是一种精神，渗透于每一座建筑和每一条街道，给每一个栖身于这座城市的人以温暖和支持。使他们对这座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对生活特有的感悟和态度。
城市的灵魂是一种文化。这文化的魂魄由城市的历史风俗和地理特点所铸造。甚至可以说，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文化现象：地理风貌、建筑特色、历史遗迹、文化景观、众生心态、市井沉浮，以及生产和交换，扬弃和诱惑，生机勃发的繁衍发展，博大恢宏的无穷蕴藉……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强势生命。即西方人所说的，“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
但养育文化的，却是人的心灵。
人的心灵也会对城市面貌不断地进行加工翻新。心灵是印章，城市不过是印迹。
反过来，现代人的心灵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染，也首先来自城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文化的千支万脉都与城市相连，城市汇集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浩繁、奇特，充满诱惑。致使矛盾的现代人，既希望美城如乡，又希望富乡如城，既希望地球城市化，又希望城市乡村化……
无休止的贪欲使城市急剧膨胀，膨胀得仿佛丢了魂儿。城市找不到魂儿，城市人的精神就会涣散，这似乎在证实现代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潜藏的危机就越大。作为人类智慧的奇迹并给历史发展带来无限契机的城市，很可能将变为卢梭所说的“人类的垃圾堆”。
这就是今天城市的现实，有的有灵魂，有的没有灵魂，或者说有的城市曾经有过灵魂，后来搞丢了，有的过去没有灵魂，现在有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认真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城市或自己所熟悉的城市，哪个是有灵魂的，哪些城市的灵魂正在丢失。即使一下子不能条畅明晰的说出理由，心里却像明镜般的清楚。
灵魂这个东西，常常是可以感知、可以意会，却很难名状。
比如，眼下我们似乎还不敢称自己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却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大国，我们确曾有过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有过称誉世界的发明和创造。或许正因为我们的历史太长久，传统资源太丰厚，反而对历史不够那么重视。这是人的一个习性：不太看重已经拥有的东西，眼睛老盯着自己所没有的。
而大量的现代城市建设，正是以失去历史感和砍断城市的文化根脉为代价。换来的却是一些不伦不类、半土半洋的玩艺儿，或者是在重复西方几十年前的错误。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城市开始患上失忆症，甚至到了不能不为之招魂的地步。
有些灵魂散失严重，已经无法找回的，就得考虑重新为城市铸造灵魂。
历史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产生这样一个城市，是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是不可替代的。差异即美，有差异才有丰富，每个城市的自然条件不同，界定的空间不同，城市理念和行为形象也不同。譬如大连，是个很漂亮的城市，有着自己突出的地理优势，有一个阶段喊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口号：“将大连建成东北的香港！”第一，大连无论怎么建也绝对不会成为跟香港一模一样的城市；第二，大连如果真的跟香港一样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何况古人早就教导过我们，“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呼下。”
建筑构成了城市的视觉景观，是城市的精神最直观的表达，是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风格、时尚及技术条件在建筑上的反映。抛弃了这一切，完全不顾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天下建筑一大抄”，粗制滥造，俗不可耐，轻而易举地就抹杀了城市的灵魂。
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精气神，没有主心骨，丧失了信心之源。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城市的灵魂，只有城市的魂魄才能体现本地人的意识和性格。
城市的灵魂来自有灵性的建筑，而建筑的灵性是从生命内部放射出来的，是从灵魂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东西。灵性也是一种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成果，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及价值取向。给建筑艺术下任何定义，都必须从这个灵性出发，否则就与艺术不符，跟创作无关。真正的建筑艺术是决不重复，一切都独一无二。正因为建筑有灵性，城市才有活力，会形成自己的氛围，使整个环境显得独一无二。
彼得·波特所说的，在宇宙的中心回响着的那个坚定神秘的音符：“我”——就是创造的灵性。没有灵性的建筑就是死建筑，塞满了死建筑的城市就不可能有灵魂。即使第一眼看上去很现代，第二眼就看出了它的呆板和僵硬，显得失魂落魄。因为建筑体现的不是文化的品位，而是权力的意志，掌权者是什么水平，建筑就是什么水平……
可见，好建筑是城市的品质，形成好城市的标志。建筑很糟糕，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是建筑构成了城市的形态和风格，塑造了城市的灵魂。想想我们的城市遭遇，经过了长期的沉睡之后突然惊醒，头脑热乎乎的还没有经过清晰的思考和过虑，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武装，就开始“大跃进”般的大兴土木，房子越建越多，却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城市的魂儿不知被埋在什么地方了？
城市的霸气
古希腊的哲学家说，幸福的第一要素就是出生在有名的城市。
应该说我们也享有过这样的幸福，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城市最发达的国家，在19世纪中叶以前，包括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和临安、明代的南京、清代的北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那么现在呢？由世界著名旅游杂志《CONDENAST TRAVELER》评选出的“世界现代新建筑奇观”的排名榜上，没有一座中国建筑。相反，建筑学界倒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一种现代城市流行病正在蔓延：“自1980年代开始，建筑设计规划领域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大规模建设，城市化缺乏理想的模式，在建设中丧失自我，失魂落魄，致使许多城市变得很难从外观辨别它的历史和文化了。”
比如，贪大求多，城市像摊煎饼一样向四外蔓延。马路比鞋子破的还快，楼比草长得还快，见缝插针有块空地就盖成房子，时时处处都能感到建筑物对人的挤压和蔑视，城市像注水的肉一样肿胀起来。现代人喜欢这种浮肿式的膨胀，喜欢当老大，什么都要大。单位大、权力大、资产大，因此房子就得大。财大气粗，要在建筑上体现出一种霸气，楼要又高又大，台阶要多，高高在上，傲视群民。
别看现代城市建筑表面上张狂，骨子里却有股子穷气。谁有钱谁就是大爷，想在哪儿建楼就在哪儿建，房地产开发商就是设计师，他们想盖个什么奶奶样的玩艺儿谁也管不着……于是规划和建筑上的城市病，又带来了城市人口剧增，就业困难，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热岛效应，交通拥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犯罪率上升。
眼下像大兵团一样向往城市、涌到城里来干活的人，却并不一定喜欢城市，更不会把城市当做自己的。许多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其骨子里也未必就把城市当成自己的，潜意识里总觉得城市永远不属于外来人。那么现在的城市里还有多少“土著”呢？即便是这些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土著”，回答这个问题时也很迟疑：城市这么大，这么杂，什么人都有，怎么可能傻到认为城市是自己的呢？
这就怪了，外来人和土生土长的城里人都不觉得城市是自己的，那么城市是谁的呢？
城市属于欲望。现代人的各种欲望都想通过城市实现，是人的欲望的膨胀导致了城市病态般的膨胀，它集中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品质：激烈地竞争，疯狂地追逐，冒险的机会和偷懒的机会一样多，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可能性一样大。
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阶层居住在城市里。可是，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字，目前全球10亿赤贫人口中的7.5亿，同样也是生活在居无适宜住所也无基本福利设施的城市地区。
你看看，“大”的东西暗影也多。任何“大”，也必有其“小”的一面。
现代城市流行病还有一显著症状：急功近利，照抄照搬，彼此相像，个性消失。前不久一位朋友乔迁新居，请我去稳居，进门后感到非常眼熟，细一看才发现跟珠海我孩子的房子一模一样。这令我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建筑设计是批量生产的，从南到北，无论城市大小，建筑都是用标准件、复制品组装起来的。
难怪现在的城市面孔都差不多，楼房差不多，街道差不多，广告招牌差不多，连那个惨白的麦穗灯都大同小异……
一个位于大兴安岭腹地的新建的县级市，有着绝佳的自然环境，却盖了一些在哪里都能看得到的俗楼，令人无比痛惜。“养在深闺人未识”，至少最宝贵的东西还保留着，保持着自然的清新、美妙、纯洁和质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没有规划好就急于开发，如同把一个少女丢进了欢场，涂脂抹粉，忸怩作态，世面是见过了，可自身最大的优势、最宝贵的东西也丢掉了，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了。
还有一些著名的古城，也都弄成了千篇一律的“石屎森林”。比如成都，曾经是个非常迷人的城市，个性强烈，特点突出。十几年没去，现在变得那个大呀，我在市区内穿行，看到的是在哪里都能见到的楼房，让我常常产生是行走在天津大街上的感觉。有人说，如果事先不告诉你城市的名称，直接把你放到各个城市的市区，你绝对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城市的特色在一个个地消失，成了“拙劣的堆积物的拙劣复制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医治现代城市病还要从根上来，切忌大哄大嗡地猛下虎狼药，重蹈覆辙掀起新一轮的大拆大迁热。
城市和塔
有位广东学者在一次聚会上语惊四座，调侃上海浦东的“东方明珠”是“上海的睾丸”。我当时却以为这是对上海很好的恭维，至少说明“东方明珠”给人印象深刻。不然也不会让人能讲出如此生动的比喻，这是多少要动些脑子的。
请问，当今国内还有哪一个电视塔能给人这般深刻的印象呢？各大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高塔，却千篇一律的用一根钢筋水泥的柱子支着一个钢筋水泥的球，都属于“烟筒类”，造型单调，用途单一，毫无创见。于是你不能不承认上海的“东方明珠”从一开始设计就千方百计要出新，在造型上拓展了塔的涵义，张扬了上海的城市个性，一落成便成为上海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建筑景观，似也可以排进世界现代名塔之列。
倘若那位广东学者的比喻能流传开来，就更会成全“东方明珠”，使它声名大噪，将吸引如潮水般的参观者。上海美学学会会长蒋冰海曾引用别人的批评，说上海城市的性格是“香、软、肥、腻”（《社会科学报》2004，9，2）。那么，“东方明珠”岂不正好雪中送炭，给上海的城市性格注入一股阳刚之气，其意义自是非同一般了。
由此可见，塔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几乎没有无塔的城市，即便没有知名的塔也会有不知名的塔，没有大的塔也会有小塔。塔的存在不只是一种形式，它还融合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和文化。
据传世界上最早的塔建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为佛教建筑，是印度僧侣为了存放佛祖的舍利，所以又名“舍利塔”。凡塔多以佛家七宝（佛经中的说法不一，大致有金、银、琉璃、玛瑙、珍珠、砗磲、琥珀）装饰，故人称“宝塔”。渐渐的凡大德高僧圆寂火化后的舍利或遗骸，也都可建塔埋葬。后来扩而大之，僧侣的墓葬群也建成塔林，比如，有“佛国”之誉的缅甸，又称“千塔之国”。
塔的建筑样式一经传开，特别是随同佛教流入中国后，形状结构便花样翻新，用途也随之扩大：如福州马尾的罗星塔，成了世界航海图上的导航标志，杭州的六合塔是钱塘江入海转折处的重要导航标志。河北定州的料敌塔，高84米，是我国现存的最高的古塔，虽然也供奉舍利，却主要用来瞭望、观察敌情。当然，古塔一个最普遍的功能是用来登高览胜，以及画龙点睛般的装点景风……如北京玉泉山上的玉峰塔、泉州双石塔、苏州虎丘塔、西安大雁塔、开封铁塔、太原双塔等等。人们向往登高远眺的境界，即使没有塔的地方也要建一座楼来代替，如武汉的黄鹤楼、天津的望海楼等。
现代城市极度膨胀，只有几十米高的古塔，完全被骄横跋扈而又冰冷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所淹没，人们必须要建更高的塔，在塔上下大工夫，除去满足电视讯号的接受和发射的需要之外，更要能美化城市，满足人们鸟瞰全城的兴趣……
由是，世界上的许多名城大都有一个非同一般的塔。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几乎成了法国的象征；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不是塔胜似塔，无疑成了纽约的旗帜；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以碑作塔，以塔作碑；伦敦泰晤士河上的塔桥，将塔和桥巧妙的结合起来；还有东京塔、多伦多塔等，无不是所在城市的标志，是造访的游客都想“登高一望”的去处……
名城配上名塔，名塔成全名城。
塔是一种文化的发射和接收，是城市精神的提升和凝聚。只可惜，在我们一窝蜂地建电视塔的时候太匆忙、太草率了，或长官意志，或急功近利，或目光短浅，或因陋就简，建了一批单调的电视讯号的收发台，没有想到扩展与美化塔的概念和意义，现在怎么办？拆了重建是极大的浪费，不拆也是一种的浪费……
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建筑一建成就是过时的、落后的、甚至是垃圾，就像我们的马路，老是拆了建，建了拆，总不得消停。而埃菲尔铁塔已建成115年了，“直到今天仍然是新鲜的和讨人喜欢的，能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大为震惊。每年可吸引600万人来参观。”
现在不是正时兴“眼球经济”吗？有人来参观就是有人来送钱，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当地的塔一年有多少参观者呢？或者说你自己是否看得见自己的塔？塔本该是一个城市的制高点，是最醒目的标志，当人们对自己的塔视而不见，甚至把它当成风水学上“黑煞”，见还不如不见，这个塔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小区的风景
天津人爱议论“五大道现象”——由五条大道组成的一片街区，建成近百年来基本还保持着原有的风格，尚能闹中取静，至今仍算得上是比较漂亮和有特色的地段。可是，在“五大道”之后又建起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住宅小区，刚建成的时候都挺漂亮，几年下来就变得面目全非，松、散、乱……这是为什么？
比如我居住的小区，两年前刚搬来的时候很整洁，很快就变得一言难尽了。楼前楼后挖沟不止，挖得很快，填的时候很马虎，复原就没有日子了。变电小屋挪来挪去，毁了草坪盖房子，房子建了一半因打官司又停工，到眼下已经跨过两个年头了，草坪毁了房子也没盖成。小区中心地带有很好的两栋高楼，一场官司之后在两楼之间竖起了一道铁栅栏，楚河汉界，老死不相往来，非常刺眼，显得极不协调，即俗话说的毁了小区的风水。
因此，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小区里却经常会出现一道格外醒目的风景，那就是“大字报”和“大标语”，并伴随着一场接一场的没完没了的官司：房主和开发商、居民和物业公司、这个开发商和那个开发商、这个物业公司和那个物业公司、房主和房主……忒热闹了，一个小区就能演绎一部春秋战国。
我曾经以为这是自己运气好，摊上了这么一个多事的地方让你长见识。后来听朋友们谈得多了，或到别的小区串门看得多了，原来还有许多小区的状况都差不多，甚至包括其他城市的住宅小区，也都有着类似的麻烦，上演着内容大同小异的连本活剧。房主们在买房子的时候，每个小区的平面和立体规划图都做得非常好看，极具诱惑力，买房者便很容易疏忽大意，没有拿着这份规划设计图跟开发商到公证处做公证。等到小区的房子卖得差不多了，开发商就开始一点点地改变小区布局，或将草坪掘掉建变电站，或毁一块公共活动区域盖锅炉房，或干脆将留出来准备建广场和喷水池的地方改作他用……
“先规划，后破坏”——成了某些房地产商的惯技。或许也不能只责怪房产商，先建后拆和乱建乱拆，似乎是我们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性。想想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城市可曾消停过？我们的马路可曾干净过？难怪相声里说应该给马路安拉锁。城市建筑更是如此，泥巴灯、干打垒、工人新村、简易楼、大板楼……拆了过时的，再建起过时的，老是赶，老是拆，不停地建，不停地拆。甚至一个领导一个口味，每个领导上任伊始先拆老的，后建新的，这些新的建筑到下一个领导上任时，又变成了该拆掉的过时货。
这股习气非常强大，流风所至不可能不影响到住宅小区，刚建成的时候都比较漂亮，几年下来就又变成了大杂院，乱拆乱盖，乱堆乱放，垃圾遍地。以前人们都习惯性的怪罪中国人的素质太差，现在应该分析一下，归归类、排排队，看看都是哪些人的素质差，差在哪里，谁该负主要责任？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在我的东窗户下面，一帮民工又开始在一片空场上挖大坑，一位老太太闯进去横躺在坑里，才迫使工人们不得不停手。四周围着许多人，不知是谁报了警，警车“呜儿呜儿”地也赶来凑热闹……我估计很快又有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挂出来，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官司也会跟着开场，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我的东窗根底下才能安静下来？
既然写不了东西，就索性下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站在人群后面听到不少新鲜词儿，有人骂一些人是“刁民”，有人指责另一些人是“刁商”，有人大声阐述自己的理论，自我防卫是人类最古老的法则，就连地上一条小虫子遭到践踏都会改变方向，要知道房主们已经花钱把这个小区买了下来，小区是属于业主的，哪儿该怎么拆、要建个什么东西，怎么可以不经业主同意就乱来，岂不是欺人太甚？
我已经没有在这种乱哄哄、闹嚷嚷的场合争理、辩理的锐气了，也没有这份激情和能量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只能躲在后边偷偷地长见识。但是，在心里还是由衷的赞赏和敬佩这些敢于挑头的人，他们不怕麻烦，不怕是非，积极组织房主们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诉诸法律。
城市里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住宅小区，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街道”，由业主们民主推选出来的业主代表，也相当于过去政府委派的“街道主任”。管得好的小区，都有热心而公正的业主代表，他们是“公共活动分子”。就像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一样，这关系着社会的进步。不就是因为有一批“院士级”的建筑学专家向国务院领导上书，作为北京奥运主会场的“鸟巢”才得以暂停施工，并进行了全面的“瘦身”吗？
还有位41岁的俞孔坚，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对中国正在“大搞城市化妆运动”的批评可谓惊世骇俗、入骨三分：“这是一个尽情挥霍的时代，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纳税人的钱。看看要建的央视大楼，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它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没有现代精神，只能是暴发户意识、封建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就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很多城市都是一个政府大楼，前面一个大广场，一个中轴线……”
茨威格曾为专家下过定义：由于职业关系，应对所有超出常规的计划抱不信任态度。俞孔坚的声音恐怕不仅让关心城市建设的人听到了，也让许多普通百姓听到了。这种声音能够如此强劲地理直气壮地发出来，并大面积传开，就是时代的进步。我不相信这对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妆运动”或者说“城市的热膨胀”，会没有一点作用。
再怎么说，我们的现实也不至于油盐不进、死猪不怕开水烫吧？
基于同样的信心，我对这些年来如雨后春笋般的住宅小区也寄予希望，这完全是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呈现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当业主们都能管理好自己的小区了，社会和国家的管理也自然会大为改观。到那时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外国人，大概都不敢再拿中国人的素质说事了。
都市里的情场
居住在湖北恩施五峰山革命烈士陵园附近的居民，投书《楚天都市报》说，现在的情侣们竟把陵园当做幽会的场所，或嬉戏于烈士的墓穴之间，或在树木、阶石乃至墓碑、墓穴上乱刻什么“某某爱你一万年”之类的昏话，或公然坐在烈士墓碑上谈情说爱、拥抱接吻……这，真是成何体统！
可话又说回来，现代城市越建越大，房子越建越多，围墙和栏杆越来越多，保安也越来越多，唯独供情人们活动的亲密空间却越来越小。你叫那些动情的滥情的憋不住熬不住的热恋或乱恋中男女，到哪儿去亲热？有亲热才好散热，倘若热度一天天在增高，却无处发散，岂不要出事？
膨胀的都市也膨胀起人们的欲望，包括情欲，格外炽盛，恨不得一步到位，神鬼不怕。而陵园这种地方恰好十分清静，私密性好，若有树木遮挡或靠山临水就更妙。说实话，现在要找这种地方恐怕也只有去陵园了……
天津当然也有烈士陵园，就建在全市最大的公园——水上公园的里边，或者说是水上公园建在了烈士陵园的里边。后来在烈士陵园旁边又毁掉一片茂密的林子，建起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纪念馆。去年的天津啤酒节就在水上公园靠近烈士陵园的一侧举行，啤酒节嘛自然要喝酒，按国人的习惯喝酒还须有下酒菜，这就要爆炒、油炸、醋溜、烧烤等等。
每天人山人海，成千上万张台子在花草树木中间摆着流水般的宴席，烟熏火燎，大吃大喝，喝多了就大喊大叫、大闹大笑。各商家为了吸引顾客，都在自己的地盘上搭起舞台，请来各种档次的演出队，那真叫唱对台戏：你冲着我吼，我冲着你喊，敲当面锣，打对面鼓，比着看谁的声势大，谁能吸引更多的人。摇滚乐砸得地动山摇，“美女野兽组合”唱得鬼哭狼嚎，又正赶在三伏盛夏，台上三点式，游客薄露透，台上疯唱，游客跟着哼哼，台上疯跳，游客跟着跺脚，越到晚上越热闹，每天都闹到下半夜。
应该说啤酒节办得非常成功，我曾询问过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贩，他说每天至少能卖出一万串。若五角钱一串，一天就是五千元！商家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老百姓过了半个月的狂欢节，只是有点搅扰周总理夫妇和先烈们。倘他们泉下有知却未必会怪罪，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不也是他们的遗愿吗？
现代城市生活无论多么节奏紧张、竞争激烈，人的天性中爱热闹的因子还不至于都丢光，生活不能天天凑热闹，可也不能全无热闹。没有热闹生活就会死气沉沉、缺少活力，该热闹的热闹一下，能给城市人的生活增添乐趣、焕发生机。所以，城市里不能没有供老百姓免费热闹的地方。你没有这样的地方，老百姓就会开辟出这样的地方。
海河流经天津市中心一段的西侧，紧靠着一条马路，这条马路边上从早到晚都坐满了人，下棋的、打牌的、拉胡琴的、唱戏的、举着牌子找工作的、或坐或站看热闹的……中心广场大草坪上的动物雕塑，也常被玩耍的孩子们毁坏。北运河边上的滦水园微缩景观，更是屡遭破坏……这是为什么呢？
恐怕跟能供人们热闹的场地太少了有关。因为人们要寻找热闹的劲头是限制不住的，特别是现在城里闲人很多，下岗的多，退休的多，老人孩子多，这么多天天都没事干的人，你叫他们去哪儿呆着呀？
但也有人想出了绝招，在草坪上面十字交叉地拉上铁丝网。本来是美化环境的草坪，却让人感到不那么美，甚至不舒服，容易联想到战争年代的封锁线、地雷阵、敌占区，产生恐怖和厌恶心理。所以越是新区，越是好地方，越缺少人气，到处都悬挂着“禁止入内、违者必罚”的大牌子。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城市建那么大、弄那么洋气，到底干什么用呢？说白了城市不就是住人的吗？就该照顾到居民的兴趣和需求，让人感到居住的方便、实用和快乐。
这让人想到早在1857年，曼哈顿还没有塞满摩天大楼和小汽车，美国的园林建筑师奥姆斯特德就预见到纽约人将来需要在市中心有个休息的地方，于是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修建了阔大的中央公园。公园建成后奥姆斯特德特意在纽约各地张贴示意图，指明去公园的路径和方向，鼓励穷人和病人到公园去，无论贫富都可以在里面游玩，公园里的草地不会让任何人有受歧视的感觉，在中央公园每个人都受欢迎。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每个纽约人或去纽约的人，都愿意去中央公园里走走看看。奥姆斯特德成功的将风景变为城市建筑，纽约中央公园也成了城市建设的经典。
城市生活无非就是三大块：商场、情场、官场。佛说世界是有情世间，城市就该有情，环境也要有情，建筑更应该有情。
圆的图腾
中国的城市正热衷于建雕塑，而由国内外知名的雕塑家、建筑学家以及城市规划设计师们组成的评审团，却给中国的“城雕热”泼了一盆冷水。他们评定了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其结论是：80%是平庸之作，好的和极为低劣的各占10%。
其中有个最为古怪的现象，即中国的城市雕塑都喜欢跟“圆形”玩儿命。《奔向未来》是一堆不锈钢顶着个圆球，《托起新世纪》是两双手举着个球，《花开新千年》是钢片上挂满球，《腾飞》是抱着球，《光华》是顶着球，还有夹着球、咬着球、转着球、抛着球……
现代人气势大，一表达雄心壮志或规划未来，就拿地球说事，自然也就老在圆上做文章了。这让人想起繁华的南京路中段，有一个著名的黄金三角地，以前长满大树和花草，给拥挤的市中心留着一片宝贵的绿荫和一个透气孔。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这里竖起一座雕塑，是切开的圆锥形，里边分别站立着工、农、兵三尊雕像。附近的居民解释说：这是一座开花坟，里边埋葬着在地震中死去的工、农、兵。
那是文革中的产物，塑成什么样都不足为奇。由于它是抗震纪念物，又是“工农兵”，无人敢动它，甚至连无孔不入的房地产开发商也不敢打它的主意，至今还矗立在那块黄金三角地的中央，并阴错阳差地形成一种类似圆的诅咒。
或者说，圆——成了城市建设的一种图腾。凡重要建筑，都要弄成个圆球：平津战役纪念馆是个地雷样的黑色铁球；体育馆是个鼓胀的飞碟，同样是圆乎乎；新建的历史纪念馆，应该说非常漂亮，却又是个滚圆的大银球，北面有一个扁而长的把柄，像一个倒扣着的马勺。后来听说，设计者的原意是一只卧着的天鹅。天鹅卧着不还是圆的吗？
当然，圆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我甚至随口还能例数出许多关于圆的好处：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圆的，人类所有跟外界接触的部位也都是圆的，头颅、眼珠、鼻头、嘴唇、手指肚、膝盖、脚后跟、脚指肚、屁股等等。只有圆的东西才能强韧，圆滑，不怕碰撞，且能钻能挤能飞能转。比如车轮、足球、弹头等等，都设计成圆的。
虽然圆的有这么多好处，可城里人终究不能光生活在圆里，想想看，无论在哪个城市走上大街满眼都是圆，那会是什么感觉？可中国的城市里为什么一下子会冒出这么多平庸俗劣的雕塑呢？其实还是老毛病作怪：一窝蜂的赶时髦，暴发户式的附庸风雅。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一、概念化、套子化，假大空。表现现代是不锈钢加圆球，表现传统就是龙、狮子、牛，外加神仙老虎狗。批量定货，大同小异。
二、长官意志，拍马奉迎，有些城雕是领导授意搞的，为个人树碑立传，有些是下边为了让头头高兴搞的，甚至就是为了刻上领导的题字。有个企业家，在工厂大门外竖起了他和他老婆以及共同创业的几个哥们儿的雕像，成了当地轰动一时的景观。兴奋之余竟托人拉我去看，想从作家嘴里听到两句好话。我看后沉吟半天，却只能说实话：惨了，你们这几个人今后恐不得安生了，塑像代表着你们没黑没白地就站在这里了，风吹雨打，冰天雪地，雷电袭击等等，鸟还要往你们头上拉屎，你们得罪了哪个员工会往你们身上啐唾沫、甚至撒尿……这些信息都会传递到你们身上，能好受得了吗？世界上有些非常强硬的人物，在大建塑像之后却迅速地或神秘地倒台了。
三、抄袭、模仿，生搬硬套。布鲁塞尔的《撒尿的男孩》，是世界著名的雕塑作品，在中国的街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正在撒尿的比利时的男孩。由此还影响到中国的影视作品，里面只要有男孩的戏，多半会给他一个对着镜头撒尿的特写。看一个男孩在特定的环境下撒尿或许很有意思，让那个外国孩子跑到中国来到处撒尿，就让人觉得不怎么有意思了。还有，到处建罗马柱，北方的城市里大造假椰子树，甚至连公园里也用绿塑料制造假草皮，你说恶心不恶心？
四、见缝插针，粗制滥造，昏昏然、昭昭然，添堵添乱。城市里本来就拥挤，好不容易有一点空地，你还弄个俗不可耐雕塑填上，跟人争空间。雕塑是一种艺术创作，应该创造出自己的灵感，塑出思想和感情的空间，这非常不容易。世界上出现过那么多的雕塑艺术大师，千百年来才留下多少有口皆碑的雕塑珍品？
现在的中国可倒好，几乎没有人不能搞雕塑：政府可以搞、城建部门可以搞、市容办可以搞、园林局可以搞、开发商可以搞、企业可以搞、街道可以搞、小区的物业可以搞……惹急了老百姓也可以搞，搬个板凳往马路上一坐，就是活雕塑。
说一千道一万，缺乏个性是城雕的通病。如果自知搞不出一鸣惊人的传世之作，能结合自己的环境和文化背景雕塑出独特的个性也好啊。许多年前旧金山的美洲银行大厦落成时，花重金请一位知名的雕塑家为大厦创作一件相称的作品。艺术家是个重实惠的人，既不想放弃这笔丰厚的酬金，又不愿拍银行的马屁，于是就用黑色大理石雕塑了一个巨型的心肝，隐喻资本家的心肝都是黑的。而美洲银行欣然接受了这件奇特的作品，并把它摆放在大厦的前面。不想此“黑心肝”很快就成了旧金山的著名景观，人们蜂拥而至，一睹为快，这非但没有给美洲银行带来晦气，反而作为故事流传开来，“黑心肝”变得强大而宽容，门庭若市，人气鼎盛。
这显示了一种肚量和品位。一个单位如此，一个城市也如此，城市摆放城雕，城雕也在雕塑城市。走进一个城市，只要看到它的雕塑品就大致可以掂量出这个城市的品位。
透绿
将公园四周的高墙，和一些有碍观瞻乃至产生污染的建筑物统统拆掉，换成栏杆，让公园的绿色透出来，让外面的人透过栏杆可以看到公园里的绿……这就是城市的“透绿工程”，无疑是一件好事。
可是，当我看到一些公园的栏杆时，却一阵毛骨悚然，立刻联想到这栏杆里面或许不是什么公园，而是监狱以及军火库一类的秘密设施。这栏杆粗看还比较漂亮，细看却极其凶险，在栏杆的顶部有两排弯曲的尖刺，一排向里弯，一排向外弯，每根半尺多长，如野猪的獠牙一般锋利。在两排獠牙的中间还埋伏着无数笔直而尖细的箭镞，纵然逃过了明枪还有暗箭……这些东西用来对付谁呢？
自然是那些不买票就想进公园的人。翻越公园的栏杆固然不对，难道就该开膛破肚，甚至被扎死？公园的主人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要把栏杆设计得这般狠毒？倘有顽皮的孩子出于对惊险的好奇而被误伤怎么办？真打起官司来，栏杆的主人恐怕得输。
这诡异的栏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的一种城市意识：看着是在为群众做好事，骨子里却把人看的很贱、很轻。以至于连公园都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游客和市民，却天天在喊什么“跟国际接轨”、“建设国际大都市”……哪个“国际大都市”里的公园还有栏杆？因为人家的公园不像我们要卖这么贵的门票，甚至连博物馆都竞相免费迎客，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还要栏杆何用？比如纽约的中央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等等。
现代城市建设最时髦的一句口号是“以人为本”，实际干起来往往是“目中无人”的。比如在我们这一大片住宅区外面修路，施工者只给汽车留出一条弯弯的窄窄的过道，将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统统挖掉并用护板隔离起来。你修路纵使有一万个理由，也不能把数千户居民的路给堵死？人活着最基本的需求是衣、食、住、行，这些人只要出门就得冒生命危险跟汽车轱辘抢道。由于这是一条连接城乡结合部的主干道，汽车格外多，而且开的贼快，人们夹裹在汽车中间，胆颤心惊，气喘吁吁，每次一进一出都像拣了一条命。
其实，要留出一条小道供行人通过非常简单，也非常自然，不必打什么“以人为本”的旗号也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得到。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高唱“以人为本”的人，脑子里真的有“人”吗？我不知道这个口号是怎么流行起来的，也不清楚它的真实涵义，却想起前年在英国遇到的一件事：当时伦敦市民正讨论和表决关于伦佐·皮亚诺大厦该不该建的问题，最后持反对意见的人占多数，致使建筑商一直未能拿到大厦的建筑许可证。
这是一座300米高的尖形建筑物，建成后将给伦敦的天空中增加一个“漂亮的锥体”，成为又一座标志性建筑。但伦敦人认为，伦敦的天空不属于政府或某个开发商，它属于伦敦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伦敦的市民。尽管大厦的开发商一再许诺，这座大厦“绝对符合环保要求，建成后将直接用泵从地下抽水，利用太阳能光板为楼内供暖，还要修建一些花园改善自然通风……”但，不获得伦敦民意测验的赞同，却甭想动工。
最近媒体报道，伦敦市民要对此进行新的论证。这是对市民的尊重，也是对城市的尊重。有了这种尊重，才会有珍惜和呵护，才会小心翼翼地规划和建设。
是建筑的理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城市建筑需全民参与。现实是，不要说一般民众对建筑没有发言权，就是建筑界的专家能够参与一下也算不错了，北京的“鸟巢”先施工再喊停，先通过再修改，整个过程非常典型地说明了现代城市建筑是一种“强势文化”，它偏重体现金钱和权力的权威意志。所以只要看到一个城市的建筑水平，大体就能了解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决策者的水平。
可是不要忘了，好城市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建筑必须要能在老百姓的心里活起来。比如过去的劝业场，民间关于它的传说特别多，当初是谁设计的，牌匾是谁题的，风水如何之好，建筑如何结实，大水泡不坏，大震震不塌……等等。当时外地进津的人必须得逛逛劝业场，不逛劝业场等于没来天津，不住在市中心的天津人，隔一段时间也得来逛逛劝业场，好像长时间不去劝业场就会跟不上时尚，容易被天津市的主流社会所抛弃。劝业场是一座建筑，却成了一种标志、一种文化，甚至挂在劝业场二楼拐角处的一幅大型滑稽照片，一个很有人缘儿的男人呲牙咧嘴地蹲在地上抠脚气，至今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想起来便会情不自禁地在嘴边泛起笑意……
市民喜欢和欣赏自己的城市，以城市的建筑自豪，才能扶持和善待建筑。若劳民伤财，与群众的情感格格不入，甚至惹得议论纷纷、骂声不绝，无论主家多么喜欢，恐怕也是失败的建筑。
遍地飞机场
最早我对发达的印象是来自公路：美国的车队如长长的游龙，开着大声量的音响，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金发女郎驾着敞篷跑车，有时会探出半个身子嬉笑、喊叫，长发和裙裾随着汽车一同飞扬……
据说在二战时期，欧洲的许多机场被炸毁，记不得是哪一方曾利用高速公路起降战斗机。这令我无法不羡慕发达国家的公路，在那么多年以前就宽阔得足以能够当飞机场用。
后来我有机会可以去欧、美看看，便抱着很大的兴趣要看他们的公路飞机场。一见之下倒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宽阔，比如欧洲，出了城市大多也只有双车道，中间一条白线，有些非干线甚至只有一个车道。但车速很快，也很少塞车或发生交通事故。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通天大道可以说是飞机场连着飞机场，穿过这条飞机跑道又登上另一条飞机跑道，可谓遍地飞机场。以在我国最先拥有高速公路的天津为例，从市区到塘沽不过百八十里的路程，除去原有的可双行的铁路外，还有两条高速公路、一条跟高速公路同样宽阔的一级公路、一条轻轨火车道……让有汽车的人感到太痛快了，只要有钱买油就可劲地跑吧。
即便是步行者或骑自行车的人，看着一条条飞机场般的大跑道心里也痛快，只觉得眼前一片空阔、敞亮。因为路两旁没有碍眼的东西了，原先的老树在修路的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移走，更多的是砍掉了，清一色都是刚刚栽上的小树苗或花草。这种看着痛快的飞机场，走起来却有点麻烦，绕个路口就得半里地。有些飞机场还没有自行车道，缺乏“碰瓷”勇气的自行车族，如今上路就要多留点神了。
可话又说回来，现在是汽车社会，谁能拉动经济，自然就要优先照顾谁的方便。
高速公路网络化的巨大作用是无须怀疑的，“要想富，先修路”嘛，这个道理连农村的小孩子都倒背如流。现代人眼界大了，心胸大了，志向大了，于是需要大的空间施展大的抱负。城市要大，楼房要大，轿车要大，广场和停车场要大，道路更要宽大，而且越宽越不嫌宽。所以，当下任何一个城市都正在跟路玩儿命，像打地道战，横截竖挡，尘土飞扬……
这我就不懂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也不再加宽绷直，怎么能载得动如此发达的经济需求呢？现在的飞机也都变大了，万一战争需要还能再拿它当跑道使用吗？有一年在剑桥，我有机会去拜望我的英文小说集的主编白霞（Patricia Wilson），她的先生詹姆斯·莫里斯（Jams A. Mirrlees）是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多次来中国讲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跑过不少地方，对中国的情况相当熟悉，于是我就向他提出了上面那些关于公路的疑问。他反问我乘车从英格兰到苏格兰，兜了这么一大圈感觉如何？
我承认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公路，说实话他们的公路跟我们比差了一个档次。倒是他们的田野，看上去太漂亮了，既无太高的山，也没有太平的地，略呈起伏，绿野开阔，色泽油油。或一大块四四方方的墨绿中镶嵌着一片整整齐齐的金黄，或一片墨绿连接着一片金黄，金黄的是菜花，墨绿的是草场，难得看见庄稼。英国人像是用植物在编织地毯，打扮自己的田野，真不知道他们不种粮食吃什么？那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
莫里斯说，英国的工业确曾长期居世界首位，进入20世纪开始衰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造船、煤炭、棉纺等工业急剧萎缩。近几十年，在汽车、飞机、化学、电子、石油精炼等工业项目上，又遭到来自美国、日本和其它西欧国家的竞争，发展艰难而缓慢。目前在国际上能打得响的是汽车和飞机的发动机，还有一部分高科技产业，如光电子技术等，大约占到国家总产值的30%左右。但现代英国的主要经济收入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伦敦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伦敦的证券交易市场在世界上也是举足轻重的……
听着英国权威经济学家的讲解，我似有所悟，现在发达国家赚钱就像变魔术一样，你看着他们成天像什么事都不干，却把大钱赚到手了。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要想富，先修路”的阶段，不再靠汽车载着集装箱在公路上多拉快跑，把挺好的路面轧个稀巴烂。其实，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早就说过，靠卖大力气只能挣小钱，靠技术只能挣中等的钱，靠钱挣钱才能发大财。“靠钱挣钱”——不就是“金融服务”、“证券交易”吗？因此他们公路的负担也相对比较轻，当然也跟管理有序不无关系。
如今在中国大地上行进，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就是高速公路，傻大黑粗，纵横交错，高出地面一大块，横躺竖卧的带着一股霸气。这经常让人怀念过去的乡间小路，那同样也完全网络化了，像毛细血管一样铺遍中国大地，土地利用率极高。那时人们下地、贩货都推着独轮车，轻便实用，没有污染。小农经济时代的农具，自然适应不了现在的大生产，所以都改成了汽车和拖拉机，这就不能不大量的毁地修道。像川西平原，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土地，也正在被混凝土覆盖……
问题是我们该怎样掌握这个度，尽量毁最少的地也能达到同等的效果。我忘不了，去年在报纸上读到国土资源部发布的通报时，所受到的震动和冲击，或许因为我是农村人的缘故，对土地过于敏感。通报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在世界上排位本来就很靠后，总的耕地面积已经降至专家们公认的18亿亩的警戒线。可在近年来的城市化和公路化运动中，却仍旧毫无节制地大量侵占耕地，致使全国的耕地面积仍在急剧减少：
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万亩；
2000年减少1500万亩；
2002年这个数字变成2500万亩；
2003年是3806.61万亩。
这个数字不知到什么时候能够停止或缩小？若是按这样的速度继续递减下去，我看爱赶时髦的中国人就无须再人为地减肥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治国方略是，“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因为我们有13亿人口，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世界就再也没有别的国家能让我们填饱肚子。在眼前的利益驱动下，不能不警惕某些进步中所包含着危险，不能走极端和一窝蜂。
其实，中国古人修路是有经验的，好像从舜帝开始建城就要四四方方，东西南北各有一门，开四方之门，纳八方来客，广阔视野，便利进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打开城门是笔直的大道，能容得下100名骑兵并排着跑下去，可以跑三天不变队形……但现代城市至少有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塞车的问题却并未彻底解决，有时还更严重了。因为大家都以为路修宽了，可以随便跑了，没想到前边修后边坏，或前边铺后边挖，修路的自管修路，在路上挖沟的还自管挖沟，大家都是吃路的，你修路有钱赚，我挖路照样也赚钱……谁能真正说得清城市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
有些是管理的问题。如果城市继续无节制地膨胀，汽车继续无节制地膨胀，而交通管理又跟不上，光靠修路就能万事大吉吗？终不能把城市都变成路吧？眼下在上下班的时候，许多城市从高空看下去，就很像停车场。
草的对话
现在城市里最娇贵的东西是什么？答曰：草。
不信可到任何一个现代住宅小区里去看，越是豪华的富人聚集区，或是标榜什么“美国风情”、“欧洲格调”的小区，都在中央的脸面部位——即整个住宅区最好的地方，不建房子不修广场，像捧着珍珠宝贝似的养护一块草坪。
既然富贵体现在草上，有钱的必须要养草，没钱的也都想有钱，就更得养草。有钱的养好草，如美国草、澳洲草、加拿大草等等（真是邪门儿，国家要是发达了连草也高贵），没钱的就养点本地草或野草。因此，看一个城市，根据草的状态就能判断出哪儿是高级地段，哪儿是平民区。
过去我上班经常路过的一片居民区，现在就出现了“斗草”的景观。第一期工程先拆掉了几千户老房子，建成一个新式小区，自然也少不了弄上一快装门面的草坪。第二期工程却出了变故，老房子拆掉后就停下来，不知是开发商出事了还是筹集不到资金，将一片空地一撂两三年没人管，于是便长成一大片半人多高的野草：蓑草、芦草、稗草、鼠尾草、蕙草、艾蒿、野青麻等等。
过去这儿几十年甚或上百年都住着人，怎么人一走草就疯了？这些野草籽和野菜籽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它们有土就能自生并随风而长？还是原本就埋伏在房子底下，只要上面没有东西压迫，就会破土发芽，争相往高里拔节，往四下里伸枝？它们长势凶猛而密集，有缝就钻，有空就占，探头扒脑、横七竖八地越过栏杆侵占到新式小区的草坪上面。
而有专人看管，并定时浇水、修剪的小区草坪，竟长得癞癞疤疤、半死不活，有的地方绿，有的地方黄，还有的地方草已经枯死或快要死了，呈现出斑斑驳驳的灰秃。我每次从那儿经过都要驻足看上一会儿，总觉得这两种不同的草势很有意思，好像要告诉人们一点什么……
有一次分明听到了两种草在对话。
小区草坪上的洋草已经奄奄一息，气喘吁吁地跟野草交涉：“老野，你们是不是太霸道了，从上面遮住了阳光，在旁边挡住了流通的空气，从地下吸走了我们的养分，还叫我们活吗？”
野草哈哈大笑：“洋小姐，看你病得不轻我过来看看你，怎么不懂好歹？阳光、空气是大家的，取之不尽，怎么能说是我夺了你的？我除了阳光、空气什么都没有，看看你得到的是什么待遇，有几千户人家天天呵护着你，直恨不得把你顶在头上、搂在怀里，就差给你浇牛奶、喷维生素了，可瞧你长得这份德行，对得起谁呀？是水土不服、还是被娇惯坏了？”
洋草深深地叹口气：“你是不知道啊，我宁愿像你一样没人管没人问，自由自在，自生自灭。灭了也不怕，春风吹又生嘛。当初我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是这样，只是草，享受着草的自由自在。自从被移栽到这个地方，就不再是简单的草了，小区的人把我当成了空调机、净化器、吸尘器、解毒丸、清肺抑火膏、心脏起搏器、健康长寿草……小区里的人比草还多，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有千八百人围着我吐气、练功，他们的健康找我要，身上的种种病气要靠我给吸收，什么结核菌、肝炎病毒、感冒病毒、大肠杆菌，甚至梅毒、艾滋病毒，不断地往我身上喷吐，你说我能好得了吗？还有，小区的狗差不多快跟人一般多了，你们的这些狗东西可真是没规矩，不停地在我们身上拉屎撒尿，要知道这些狗尿碱性很大，狗屎很热，快把我们烧死了，怎么能长得好？我就纳闷，你们是没人管的野草，狗儿们为什么不跑到你那边去拉屎？”
野草听到这儿一激灵，身子往后一仰，挺得更高更直了：“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吧，因为我们长得高大繁密、强壮茂盛，这就是‘杂草丛生’的优势，什么植物都混杂在一起，带刺的，带钩的，长蔓的，有味的，开花的，结果的，你拉我拽，你蹬我踩，相互竞争，相互依赖，长势威猛，气势汹汹。而现代人和他们的狗东西们，都活得骄气、脆弱、胆怯，不敢靠近我们，一看我们的样子就怀疑里边有危险，说不定藏着吓人的活物，像长虫、刺猬、黄鼬、狐狸等等，蚊子、小咬、蜘蛛网就更甭提了。我们乐不得他们能进来践踏一番，让我们也透口气，或者让那些狗东西们进来拉屎撒尿，好歹也是肥料嘛。可他们就是不敢呐，你有什么办法。”
洋草妒忌地问：“说也怪了，你们天天都吃些什么呀，哪来这么大的劲呢？”
野草昂起头，神情傲慢：“那是当然了，这就叫自然，世界上最强大的就是自然。顺其自然，自自然然，我们里面什么都有，缺什么就会补充什么，所以生命力强盛。你倒霉就倒霉在太单薄、太单调，又离乡背井，水土不服。当下什么都讲究优胜劣汰，你们必然是一年青，二年黄，三年头上见阎王。”
洋草抱怨：“那为什么还非要花高价、千里迢迢地把我们买来呢？听说为了种我们还砍掉了许多树，那多可惜呀。树是给城市遮荫并散发水分的，我们是要吸收大量水分的，这多不划算呀。”
这回轮到野草愤愤然了：“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交学费。等学费交够了就能升级，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升级换代，让草长得越野越好，看上越像原始生态越好。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家草已经不吃香了，等着你们的不是死亡，就是赶快变种，以适应我们这里的环境。”
洋草神色黯然，垂下头不再出声。
城市的文脉
还记得去年的雅典奥运会带给世界的惊奇吗？这惊奇不单是因为雅典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奥运会，而是令世界信服地见证了这成功背后的强大文化优势和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以雅典奥运会所标志的希腊文化的成功，胜过了奥运会本身的成功。
而雅典奥运会的成功，又印证了这座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城，其文脉竟强劲有力地一直延续至今。凡稍有点文化知识的人，提起雅典便会想起希腊神话，想起雅典为人类贡献出的那些文化巨星：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悲剧家欧里庇德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等。
雅典是靠神话和智慧延续了自己的文脉，其外化为神庙、圣山、罗马柱等。
同样，一提起维也纳，人们自然会想到莫扎特、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等音乐奇才，还有一些让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名字：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门格尔、茨威格。很显然，音乐和哲学也帮助延续了维也纳的文脉。
圣彼得堡，建城只有300年，跟雅典相比是一座不值一提的新城。可它在刚一兴建的时候就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品位，甚至在彼得大帝死了以后，朝代更迭也未能影响它的建城初衷，历时多年，终以建筑来传承自己的文脉。2003年为纪念它建城300周年，世界重要国家的首脑聚集圣彼得堡，除去现实的政治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圣彼得堡自身的魅力——它当得起这些首脑们的敬意，经得住瞻仰和品味。
它是一座非常有个性、有自己独特味道的城市。“味道”——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唯有这种“味道”才能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品格。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因此，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品格，造就了城市的个性。世界上所有的名城，都有自己的文脉，中国的城市也一样。
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北京天文馆等一批著名建筑的设计者、92岁的张开济老先生，至今还清清楚楚的记得第一次进北京的感觉：“先进入眼帘的是宏伟的东南角楼，角楼上面是碧蓝碧蓝的天空，下面是城墙和城楼，一队骆驼正缓缓行进，真是好一派北国风光！到北京后看了那么多美不胜收的文物古迹，一下子傻了，我这个上海人才头一次晓得我们中国有多么伟大！有这种感觉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一次我正在天坛欣赏祈年殿，旁边有位外国妇女情不自禁地说，我能站在这里看上三天三夜也看不厌。”
城市的建筑就应该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凝固住不同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要靠它的历史和文化所浸润、所托显。真正的繁荣应该是重建多于毁灭，像北京城，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贡献，其当年的老城墙、老城楼，不动脑子就被唏哩哗啦地都拆掉了，却把钢铁、化工等大工厂建在了上风头，让污染慢慢的覆盖全城，几十年后不得不再把这些企业迁走。幸好当年还没有把紫禁城也一块给拆了，否则，没有故宫的北京还能称其为北京吗？就像埃及没有了金字塔，法国没有了大教堂、博物馆……
在欧洲人的眼里，似乎房子越老就越宝贵，越是有钱人或贵族越要住老房子，而收入低的工薪阶层才住在新式的多层公寓里。如爱丁堡引以为荣的是13世纪的古堡，至今仍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民族文化节的中心会场。还有建于13世纪的神学院大教堂，14世纪落成的英王夏宫，以及诸多两、三百年或四、五百年以前的老建筑，有的因年代久远已经变黑，这反而成了更为重要的风景。
这些优美的古老建筑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味，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历史和文化的熏陶。我不相信他们会不盖新房子，只不过是把现代房子建造得和爱丁堡古老的整体城市风格相协调，决不让它遮蔽和破坏了珍贵的古代建筑的美感。
我不解，英国历史上战乱也不少，但古建筑却保护得非常好，从南到北各地都有自己完整而连贯的历史和文化遗迹。比如曾经出任过英国首相的邱吉尔家族的庄园，这个家族的祖上是英国的公爵，邱吉尔一世公爵率英军第一次打败了法国军队，安妮女王便给他划了一块地，拨了2400镑，让他建一个庄园。一世和二世两代公爵共用了28年的时间才建成拥有巨大城堡的庄园，然后就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今天里面住着的是邱吉尔十世公爵。城堡巍峨壮观，富丽堂皇，里面完好无损的存放着一代代传下来的珍贵文物，如一世公爵战胜法国后法军投降的白旗……这让人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脉络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许多驰誉世界的名城，其辉煌正是来自历史文化的投光，那些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建筑，给人们一种走进历史的感觉。靠历史和文化的长期积淀，培养出城市的精神气质，反映出城市的本质。所以，人类文明越是现代化、国家越是发达，就越重视自身的历史。而不研究历史，缺少文化品味，并急功近利、喜新厌旧地毁坏城市文脉，正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标志。
我们已经大拆大建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还在大拆大建，往好里说是某些官员想在自己的任上大有作为，把能看得见抓得住的好事、大事都做完，不给后人留下一点空间，企图有口皆碑、功德圆满地被载入史册。结果是拆了建，建了拆，不管出于多么美好的意愿，都千万别毁了城市的文脉。拆房子容易，建几栋新房子也不难，破坏了一个城市的文脉想要再接起来可就难了。正如文化大革命砍断了中国人的道德根脉，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费了多大的劲，这道德的根脉又接得怎么样呢？
马路游击队
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有一首著名的插曲，里面有这样几句歌词：“我们活跃在铁道线上，扒火车，炸桥梁……”生动地反映了60多年前那场抗日战争的一个侧面。现代大都市里，似乎也有一支类似的队伍，可以称之为“马路游击队”。
他们活跃在大马路上，挖马路，设路障……这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也不是电影里的镜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之中，凡城里人都感受过他们的威力。
十多年来，只要不外出，我每天早晨都要骑自行车去游泳馆或水上公园，因此三天两头地要遭遇“马路游击队”，对他们的战绩也体会格外深刻。比如，水上南路，爆土扬场一年多，终于修好了，又宽又直，像足球场一样豁亮，看着很痛快。谁知刚痛快了还没有一个星期，就被“马路游击队”瞄上了，立马横着凿开一道沟，电钻打，铁锹挖，好好一条崭新的大道被开膛破肚，狼籍一片。
我看着都心痛，便下了自行车，向站在沟边有点像游击队队长的人询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看不见吗？下管子。
为什么不在修路的时候就下好了？
现在下还晚吗？
……你不觉得这是在糟踏钱吗？
钱是政府的又不是你的，操这份心干吗！
政府哪来的钱？人民政府用的是人民纳税的钱，你怎么知道这里就没有我的份儿？
行啊，你把钱交给谁了就去找谁，我们只管挖路，不挖就挣不到钱。
话不投机，再跟他理论下去就可能会找不自在。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想长点见识，弄清楚城市的马路为什么非得前边修后边挖，总也不得消停？有什么管子不能在铺柏油之前一块埋下去？这是个老问题，几十年前相声里就挖苦过，应该马路安上拉锁。可老问题为什么老不解决？
好在“马路游击队”很多，跟这支队伍谈不拢，还可以找别的队伍打听。他们并不像“铁道游击队”那样神出鬼没，“马路游击队”是大张旗鼓地招摇于市，理直气壮地阻断交通，你只要上街，想不碰到他们都难。
果然，我骑车不到十分钟，来到水上北门，门前一条直通中环线的南北大道还算幸运，修好后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招惹“马路游击队”了，原来他们是想在这儿打一场大仗。既然让你囫囵了几个月，那现在就不是仅仅挖几条沟的问题，而是全面彻底地挖开重修，动用了掘土机、钻井机、风钻、电镐……给人的感觉是这条马路上发现了大油田。现在油价上涨，即使是马路底下有油，也值得一挖。
只见各种车辆纷纷掉头、饶弯，迎面又碰上源源不断的车流不知情地冲过来，于是便挤成一团，大清早的司机们就开骂了……我看见一个衣着干净，很像是游击队指导员一类的角色。指导员一般都善于做思想工作，或许乐意回答我的问题，便将自行车推到边上放好，凑过去以一种最和蔼的语气搭讪：辛苦，又挖开了。
不辛苦，我们挖马路挖熟了，很容易。再说我们挣的就是这碗饭，不挖吃什么？
又是下管子？
不，是换管子。
反正是管子，不是下管子就是换管子，要不还有修管子、加管子……这马路底下到底有多少管子？
那多了，我告诉你，你可站好了，别吓着：咱们这马路底下要埋下22种管道。听我慢慢给你数，地沟排脏水的大管子、专门排放雨水的管子、煤气管子、供热的管子、自来水的管子、装电缆的管子、包电话线的管子、包宽带网的管子——光是这类的管子就有好几种，网通、联通、电通等等这个通那个通的，每个通都要埋下自己的管子……说白了你们的马路底下比重伤员身上插的管子还要多。
管子再多也可以在修路的时候一次性都埋好哇。
不是还有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嘛，一个头头一个主意，同是一个头头又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个老板一个干法，比如宽带网、电话线，公司不一样，有几个公司就得有几条线，谁给钱了就先给谁挖。谁的头大，叫我们怎么挖，我们就得怎么挖。再加上现在的管子质量太好了，刚埋下去说不定就坏了，又得挖开重新换管子，所以马路上不能没有我们！
难怪马路从来就没有消停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计划的问题，人们一般都认为越是计划经济越不会计划，原来你们还是市场经济，把马路当市场，专门吃马路。
对呀，修马路的挣钱，他们在前面修好了我们在后面挖，照样挣钱。马路消停了，你们走着舒服了，我们可吃什么呢？
明白啦，汽车族最怕马路上“碰瓷儿”的，原来“碰瓷儿”的跟你们“马路游击队”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指导员”的话还让我想起在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上看到的一则消息：
在我国平原地区，地下并行埋设六、七趟光缆线路的情况十分普遍。以陇海铁路沿线为例，布设了电信、网通、移动、联通、铁通、广电等企业的光缆至少在7条以上，可这些光缆的利用率又极低，目前仅达到10%。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家的光缆就完全可以满足其他所有企业的需要。只是由于各企业间互不信任，各自为政，加上没有办法制定出一个合理的租用价格，于是就各干各的。其结果是大量占用耕地，浪费金钱，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到目前才累计完成投资1116亿元，而这些被重复埋到地下又闲置不用的光缆，却已经丢进去1168亿元。
如此看来，“城市游击队”并不是孤立的，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还活跃着他们的大部队。
当下在中国人的嘴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就是“和谐”，而“马路游击队”，却敢在一片提倡和谐的声浪中制造不和谐，且有恃无恐，正呈现出不断壮大的趋势。因此，使马路成了目前城市里最不和谐的地方，挖挖填填，这儿堵那儿拦，尘土飞扬，又脏又乱，以至于经常塞车，事故频繁，打架骂街，平生事端……“马路游击队”怎么能脱得了干系。
“铁道游击队”以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宣告完成历史使命，转而跟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修铁道，架桥梁”。现代大城市里的“马路游击队”，什么时候也能够转业，或少出来活动一些？就是说我们的马路何时能有真正修好的一天？多了不敢奢望，哪怕就消停个三年五载也行啊。
美国游戏战争
人有一种本性，喜欢从危险中获得刺激。极度的危险，反而能演绎出游戏的效果。因为危险和游戏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追求惊险、刺激、出人意料。危险里包含着游戏因素，游戏可以刺激人去追求惊险，并缓解惊险带给人的恐惧。
当今世界上的游戏高手非美国人莫属，对战争都要游戏一番。像灭掉一个国家，推翻一个政权，通缉战争要犯，是何等重大、严肃和带有机密色彩的事情？而美国竟让辛辛那提的游戏纸牌公司，将通缉名单设计制作成54张扑克牌。在他们眼中的暴君、独裁者变成了“黑桃A”、“方片7”……将森冷的肃杀通俗化，流行化，娱乐化。纸牌除去发给战士，还公开销售，在纸牌问世的前10天就销出去70万副。据该公司的销售负责人阿莫鲁索估计，很快就可卖出100万副。他说消费者会觉得这副纸牌是历史的一小部分，上面的面孔和文字都相当有趣，有收藏价值。美国人的奇思妙想能经常让世界惊奇。
无独有偶，前伊拉克驻联合国代表杜里，看到自己的国家被颠覆之后，面对记者说出的第一句话竟是：“游戏结束了！”记者问他“游戏”指的是什么？他回答是伊拉克战争！
你看看，战争本是一种大规模的杀戮，可在战胜者和失败者眼里都成了游戏！这倒显得那些游行集会、义愤填膺地反对战争的人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皇帝不急太监急。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能以游戏包装战争，给血腥的杀戮加进游戏成分？这无疑与世界进入传媒时代有关，可以将一场大规模的真杀实砍，变成一场电视里的战争。在电视里看打仗，自然要追求收视率，编辑得惊险、刺激、引人，便越看越像游戏。战争一打响，英国的传媒老大BBC的老记们就激动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契机啊！”于是他们便“活生生把战争变成了24小时的实况娱乐节目，让大家轻松得仿佛在电影院看连场电影，一边吃着炸薯条、爆米花，一边看电视里飞机扔炸弹。”
无怪乎台湾作家罗兰写文章抱怨，孩子们一放学就兴奋地往家跑，说要赶快看美国打败坏人的电影。甚至这场战争的策划者之一、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禁不住夸赞说：“媒体带着我们坐云霄飞车，忽上忽下，甚至24小时内就上下好几次。”
伊拉克战争确实被传媒剪辑得太像一部精彩的娱乐大片了，大投资，大制作，气势恢宏，阵容强大，全是国际大牌明星出阵，且都有上乘的表演。敌对双方的两个一号人物，性格鲜明，生动饱满。布什在扔炸弹的同时，周末不忘到戴维营度假。而且有了快感他就喊：“感觉很好！”“我们正在慢慢剥萨达姆的皮！”萨达姆在挨炸的同时也频频出镜，忽而在室内给将军们打气，忽而上街到群众中走走。当然，有危险的动作，还是要让替身演员完成。并让手下人散布关于他不死的神话，说“他的手臂里植入一种特殊宝石，可保刀枪不入。他乃九命怪猫，其母是巫师，用咒语就可保护他的安全……”你还别说，战争都结束快两个月了，萨达姆硬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偶尔还会弄些录像和书信出来，游戏美国佬。
最富喜剧天分的还数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铁嘴钢牙，肉烂嘴不烂，美国的坦克快顶上他的屁股了，还在死不改口：“我可以百分之三百地向你们保证，巴格达城里没有美国士兵，永远都不会有！”他坚信此时在他的国家说什么远比做什么更重要。澳大利亚的媒体赞许道：“他用精神抖擞的贝雷帽、厚颜无耻的笑和更加厚颜无耻的否认，为我们的日子增添亮点。”他还被许多国家评为“否认先生”、“滑稽阿里”。甚至连布什都很欣赏他：“他是我的人，他很棒。有人指控我们雇佣了他，让他在那里开讲。他是一个经典。”
这是多大的玩笑，堪称经典游戏。不仅戏弄了伊拉克，也戏弄了世界舆论。
要论这部大片的剧情，就更称得上是紧张激烈，悬念迭生。一上来就是“斩首行动”，吊足人的胃口。紧跟着就是“震摄和畏惧”。美国要“震摄”谁，让谁感到“畏惧”呢？许多人看不明白，想当然地理解为是震摄伊拉克。错，伊拉克是消灭的对象。美国通过这场战争真正想要震摄的是当今世界。他说打就打，把联合国完全晾在了一边，使其颜面丧尽，变成了一个只会争吵不休的团体。而联合国也确实一点办法都没有，现行的国际规则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实力政治。就连其他反战的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敢拍案而起，登高一呼：你打他我就打你！相反，大家只是一味地强调人道主义救援和战后重建……显得无奈而无力。这就等于说你炸吧，炸吧，你在前边炸，我在后边给你收拾，等你炸完了我再帮着建……
这不是很滑稽、很荒诞吗？然而竟没有人觉得它滑稽。正儿巴经的滑稽，道貌岸然的荒诞，就更可笑。这样一台大戏你还能说不深刻？这样的战争你还能说不是游戏？真是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美国前任中央情报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在伊拉克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到加州大学演讲，称世界一战和二战之后延续了40年的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次伊拉克战争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摧毁各种交织在一起的联盟的过程中，一切都有待攫取，如同进入另一个创造过程。美国的媒体更是直言不讳：12年前发动海湾战争的老布什只想恢复世界秩序，而现在的小布什是想改变世界。
有了这样一群角色，战争的细节自然就更像电影一样好看了：有心理战、蒙骗术、误会法，让自己的导弹打自己的飞机。为增加惊险性，设计了英雄救美、单骑突进，为了凑趣还要有动物表演，美国兵训练了9条大西洋宽吻海豚，帮助水下排雷；迫使100万只迁徙中的候鸟改道，给美国轰炸机让路。对方则表演步枪打飞机，举着白旗打黑枪，假装欢迎搞伏击，还有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一部戏要想卖座，还需迎合潮流加进一些煽情和带色儿的东西，如：美国有20名女兵火线怀孕，在萨达姆长子乌代的豪宅里发现大量情书和美女照片，而且还有交战方总统布什两位千金的玉照……
军事专家们称这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战争。信息化就是电子化、网络化。3月30日的《纽约时报》道出了其中的秘密：玩具源于战争，武器出自玩具，美国的玩具商和军方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共同提高。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格伦·弗勒德说，M一16步枪就是在美泰公司生产的一种玩具的基础上研制的。他们从玩具和电子游戏中寻找原型和创意，用来开发战场武器。无人驾驶侦察机是从模型飞机中受到启发，快装弹药的突击武器的灵感来自超级水枪，无人驾驶遥控车得益于电子游戏控制板……还有，游戏和娱乐业提供的战争场面和故事情节，帮助了军方了解在战场上或反恐战争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如今的新一代士兵，从小是玩着电子玩具和电子游戏长大的，二者的密切关系与生俱来，也就是说美国军人从孩提时代就接受了信息战争（或曰游戏战争）的基本训练。”
原来美国大兵的本事是从小在游戏和娱乐中锻炼出来的。他们不是故意给战争涂抹游戏色彩，而是真正地在游戏战争，把战争当成游戏。所以他们的背上都驼着一个小山般的大背包，里面有各种现代通讯设备、巧克力糖果、纸箱子马桶等等。可以在巴格达街头伴着枪声跳踢踏舞，看着满城的大哄抢当儿戏……伊拉克战争真称得上是游戏打败了萨达姆的虚张声势。在美国的游戏战争面前，那些传统正规的战争理念，都成了唐吉诃德式的思维。
大家之所以没黑没白地观看这场电视里的战争，跟现代人喜欢游戏的本性不无关系。游戏人生，游戏文字，游戏官场，游戏情场……成天把一个玩字挂在嘴边，上网是玩，泡吧是玩，外出是玩，在家是玩，恋爱是玩，离婚是玩，犯罪是玩，杀人是玩，吃喝玩乐，寻欢作乐。孩子闹着玩就把老师或家长给杀了，老板们不管做多大，有人问起总是潇洒地说不过是玩玩罢了……
由于大家都这么爱“玩”，自然就对游戏入迷。这是因为现代人的生存压力太大了，社会学家总结出现代人的十大压力：来自个人财务上的压力、职业上的压力、责任太多造成的压力、婚姻上的压力、性方面的压力、健康方面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孤独、亲戚、邻居等等。真是活着就有压力，只要喘气就是压力。
在这样一个游戏时代，最苦的就是那些老实巴脚的人，老想按正义和非正义的公式给战争定性……可看着看着就被人家的游戏给弄糊涂了，你说打人的闹着玩儿可以理解，怎么挨打的也像闹着玩儿？平时牛皮吹得震天响，这个师，那个队，号称十万精锐，到真打起来狗屎不如，眨眼间就作鸟兽散。这倒正应了萨达姆公开宣布过的信条：“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口说做一套，心想做另一套。然后既不做口说做的，也不做心想做的。”原来他也是在做游戏，是游戏自己，游戏了自己的国家、军队和人民。
在这个痞子时代，有些事情正儿巴经地讲效果不一定好，嘻嘻哈哈地游戏一番，说不准事半功倍。美国游戏战争，却成了现代战争的地地道道的教师爷，每隔几年就打一仗给你看看，拿着导弹当教鞭，以战场为课堂，教给你应该怎样打仗。人们看着像游戏，学起来却是非常认真的。从古到今，人们对战争就没有产生过这么大的兴趣，前一段时间环球村里哪一个人、哪一个角落不谈论这场战争？好像人人都成了军事家，议论得失，评点成败，指指戳戳……眼下又改成谈论“非典”了。
游戏不断有新花样，世界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要不停地变换花样折腾人。美国人想玩“单边游戏”，这种游戏随意性很大，无固定规则可言。但，是游戏就要有对象，有对象就是双方的游戏。你游戏战争，战争也必游戏你。你以游戏的方式搞恐怖，恐怖也会游戏你。
拉登是美国的“非典”，美国也“非典”了伊拉克。最近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效仿美国也制作并发行了一套核国领导人的扑克牌，布什的头像成了黑桃A，普京是红桃A……这就是当今世界，你游戏他，别人游戏你。人们曾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性，结果艾滋病就出来游戏人类。“非典”也是如此，制造出非典型的无秩序和非典型恐怖来游戏人间。
日本的地震性格
你看过日本电影《东京大地震》吗？我以为那是至今世界上对地震的恐怖表现得最为惨烈的一部灾难片。但它并非出自虚构，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是世界著名的一震，顷刻间将东京都化为废墟，死亡近30万人。那个时候的东京都总共才有多少人呢？
如果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现在你随时去东京，还照样能感受得到那次大震的绪余。我于2003年11月中旬在东京停留了五天，五天里竟赶上了两次5级左右的地震，真可谓三天两头的就要晃悠一下。
一次是刚到东京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一个日本作家的客厅里聊天，房子突然唏哩哗啦地摇荡起来，我身后有个精致的柜子，感到有小东西落到后背上。但对面的主人面带微笑，纹丝不动，只是怕柜子倒了会砸伤我，请我站起来用后背顶住它。摇荡结束后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我们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隔了两天之后的夜里，睡得好好的猛然被惊醒，门窗乱响，床铺摇晃……我住在新大谷饭店的15楼，是洁净舒适的套房，厅倒是靠里，卧室则贴近窗户，不晃的时候看东京都的夜景很不错，碰上闹地震悬在这样的高度就不好玩了。要知道我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夜里抱着一双儿女向外跑，赤脚踢上了木头，竟把右脚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你想想，在异国他乡又这样被晃悠醒了，还能再睡得着吗？开灯看表是凌晨四点，外面很安静，饭店的总服务台也没有通知或压惊之类的电话打来，我只好打开电视机，日本的新闻播报倒很及时，通报了刚才的地震是5.0级，震源是哪里、震中是哪里我已经记不住了。
之后我离开东京都去关西，在大阪又赶上了一回地震。这些是我感觉出来的，我没有感觉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据日本的统计资料显示，他们全国每天平均要发生四次地震。不然也不会被称为“地震之国”。
我在日期间一直想一个问题：这么频繁的震荡，对这个国家以及这个民族的性格不可能没有影响，这是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外人说的不算，先看看日本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日本著名思想史和文化论学者、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源了圆，在《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一书中说：纵断日本本土的中央山脉，由此派生出的众多支脉和与之交错的无数火山，把日本分割成几个部分，在气象上兼有热带性和寒带性双重特征。突发的台风，频繁的地震，又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突发性，这就培养了日本人“台风式的忍从，在持续反复的忍从中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爆发的可能。总结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便是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丰富而外露、活泼敏感、于变化中见沉静，且持久。相反也造就了日本人易疲劳、无持久性，崇尚昂扬的感情，又忌讳执拗……这使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柔软的、适应力强的特征，也削弱了日本人的长期计划力。因而不会产生耗费千百年才完成的万里长城和大圣堂式的建筑。”
难怪日本人喜欢榻榻米，凉席一铺，进门都是炕，省却了床和许多箱子、柜子。一是不怕震，二是震坏了不心疼，重建起来也简单方便。即便是京都德川家康的二条城，又称“元离宫”，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木房子，里面用木隔断根据居住者的级别分成大小不等的房间，不论什么房间无一例外都铺着榻榻米。木板墙上有壁画，但房内没有多少摆设，不要说和中国的一些王宫相比，就是和一些大财主的豪宅相比都显得非常俭朴、洁净。
这倒在其次，是外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性格，源了圆所说的“台风式的忍从，在持续反复的忍从中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爆发的可能”……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忍”了许多年，尽管“心里对历史问题一直有很多想法，却认为还是不说为好而保持了沉默。”现在则觉得可以把自己想法说出来了，又是要改宪法，又是出兵伊拉克……再加上过去经济上的成功，这便染上了“大国病”。鉴于日本人是世界“步行速度最快的”民族，有人就说他们是“慌慌张张地建成大国”。那他们为什么要当大国？为什么非要争世界第一？莫不是又要“爆发”点什么？
还有，日本对其在二战中的恶行，几乎从没做过真正的忏悔。有时不得不说上几句，过后又推翻，半个多世纪来就这么反三复四，惹得深受其害的东南亚诸国十分恼火。我也一直想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呢？读了源了圆的书才知道，“地震性格”也表现在日本人缺乏罪恶意识上：“战争中，盛行的‘拨释’人们大概仍记忆犹新吧。这种将罪与恶‘随波流去’的生活态度至今仍未消失。在这里看不到祈神释罪的深深忏悔……”（见此书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57页）。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接受新加坡记者采访时说：“日本硬得像一根铅笔芯，但这根铅笔芯太狭窄。与中国相比，日本给人一种难以理解和没有明确方向的印象。”是啊，地震的晃悠不是人工的定向爆破，会砸向哪里谁能说得准呀？经常生活在晃悠中的人，想要脾气不乖戾、不反复无常，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
动物表演
人人怕鬼，人人又渴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能见识一下鬼是什么样子。
同样，人类憎恨妖孽——泰国人正是抓住了人的这一心态，不仅非常富于创造性地把人变成“妖”，还把原本可爱或凶残的动物也变成“妖”，让其大作表演，以广招徕。
大象、鳄鱼和毒蛇，可以说是对人类极富刺激性和诱惑力的三种动物。泰国恰好盛产这三种动物，于是就在这三种动物身上大作文章……
大象的表演场地比足球场略小一些，三面是看台，可容纳数千名看客。
随着讲解员一声令下，几十头大小不等、高矮不等的灰象，有的披红挂彩，有的赤身露体，踏着斗牛士的乐曲，像一股巨大的旋风从没有看台的那一面冲进场地，卷动着气流和尘土，眨眼就奔到看台近前。长鼻子如闪电一般插进人群，把看客手里拿的和怀里抱的香蕉、西瓜，一古脑儿全卷进自己的大嘴。纵然是坐在后排高处的看客，如果手里有水果，也难以躲避大象的长鼻子，那简直就是一个个灵巧无比、上下翻飞的长钩子，它想要的东西，没有人能躲闪得过。往往还没等你看清是怎么回事，自己手里的水果已经到它的嘴里了。必要时它的前腿会踏上看台，尽管它的体魄看上去是那样的巨大和笨重，却绝不会伤着人。
在看台的最前面有个卖香蕉的摊子，上面堆满了香蕉和其他水果，大象却连看都不看一眼，还有一些泰国的小孩子，挎着水果篮子在场地四周来回走动，向观众兜售香蕉大象也绝不去碰。它甩动着活像有魔法的鼻子，只在观众中搜寻自己需要的东西，看来它很精明，讲究内外有别，“兔子不吃窝边草”。
有人给大象甩小费，倘是硬币，它就用鼻子吸起来递给背上的主人，如果是纸币，就用鼻子卷着送到卖水果的摊主跟前，买成香蕉填进自己的嘴里。
它的灵活、狡猾、贪嘴、爱钱，激起了人们一阵阵会心的哄然大笑。人类看到动物具备了自己的品质，总是会兴奋不已。
精明的泰国人就是这样既逗得大家开心，又掏了游客的口袋。
工作人员在场地上铺了许多小毯子，显然是要表演大象从人身上踏过的节目。领队小姐鼓动跟我同行的王先生躺到毯子上去，他未加思索就下了场子。
此君有过类似“西部歌王”王洛宾一样的经历，后来攻读人类学，当过记者，为一些名牌企业进行过成功的策划，是个通才，同行的人都喜欢他。岂料那头雄壮的母象也对他情有独钟，当前腿从他身上迈过之后，忽然觉得不该就这么跟他失之交臂，又把前蹄收了回来，伸下长长的柔软的鼻子，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嗅来嗅去，当嗅到他下体的敏感部位时，母象立刻风情万种，那长鼻子变成了温柔的手，火烫的唇，就在王先生的命根子上长时间地抚摸、揉搓、挑逗。一只前蹄还悬在他身体上空，大概是供王先生兴奋起来之后也好有个抓摸搂抱的东西，以便发泄情欲。
看上去王先生似乎丝毫也没有要兴奋的样子，浑身僵硬，一动不敢动。他更担心的，是悬在额头上方的如磨盘一般大的象蹄子，不知它下一步还会干些什么？那只悬着的大象蹄子，看来也不是供他兴奋起来的时候享用，而是防备他反抗或逃走。
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数千人的注视之下，一头大象对一个男人进行性骚扰。躺在场地上的当事人没有兴奋，看台上的人倒兴奋起来了，鼓掌欢呼，为大象叫好、加油。
大象堂而皇之地对人类进行性骚扰，做着人类偷偷摸摸才敢做的事，还受到了人类的鼓励，它也就越发得意地卖弄起来……
等这边的骚扰结束以后，工作人员又在场地的另一边铺上毯子。有些年轻的女人叽叽喳喳地争相躺到毯子上去，她们的愿望很快就得到满足，当然不是男士们让她们满足，而是新上场的一头公象，用鼻子在她们的乳房和私处没完没了地按摩……
看台上的人们却不大笑得出来了，屏息专注且感到了些许尴尬。
鳄鱼表演也差不多，这种丑陋、凶恶的食肉动物，张着血盆大口，把观众投下的钱全都吞进去，表演结束后再吐出来交给主人。只要你给钱，它就乖乖地跟你照相。
在曼谷国立蛇园里见到的就更加触目惊心了，蛇园的工作人员捉住一条眼镜王蛇，翻转过来，挤出毒蛇小小的带叉的生殖器，让男男女女每个游客上前去摸一摸。那粉色的，柔嫩的毒蛇鞭，在人们的手下颤栗。
看看，倘若不到泰国来，你怎么能摸得到毒蛇的生殖器！
只是不知道那条毒蛇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它被迫向人类展示自己的性器官，而人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竟然都喜欢摸一摸它的那个小东西……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只知道保护动物不被杀害，毒蛇的性隐秘该不该受到保护呢？大象被训练成流氓，鳄鱼被训练成财迷，从事于动物保护的专家们又作何感想？
动物为了繁殖后代，只对同类有性要求。让它们对人类有“性趣”，是人培养出来的。不知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倒退？
现代人的意识里最发达的是“钱”和“性”。于是也用这两种意识训练动物，让男男女女和动物进行“性接触”、“性表演”、“性骚扰”，真亏人想得出来。叫你不能不佩服外国人赚钱的手段，高！
人妖工业
我从泰国回来，到机场接我的司机向我问的第一句话是：“跟人妖照相了吗？”
呜呼呀！泰国的人妖竟然在中国如此地深入人心。
中国人去泰国，不和人妖合个影，似乎就不能说你是真正地去了泰国。
当司机知道我没有跟人妖照相，他感到失望和不解。
我告诉他，我是认真地观察和了解了人妖的，没有跟她们照相实在是不想照……在暹逻湾里，停泊着一艘大船，叫“东方公主号”。每隔一个小时，由几条小船将提前买好票等候在岸边的游客，送到“东方公主号”上，去和人妖联欢。
每一场的联欢时间为1个小时，场与场之间休息15分钟，是流水作业，各个环节衔接得都很紧凑。钱也像流水一样从无数游客的腰包里流向泰国人的腰包。每个人的票价为600铢——泰国人不搞599或598之类的心理数字游戏，所有游乐项目的价格一律是整数，游金沙岛每人1200铢，看气功表演每人400铢……
我们的陪同提前三天订票，结果还只能订到晚上11点半的这一场。偏偏天不作美，风如黑雾，海似虎啸，空中暗无点光，岸边和海面上，倒是灯影一片，闪闪烁烁，摇摇荡荡。
我们登上“东方公主号”的主甲板，见联欢的场面已经摆好——在甲板两侧摆着长条桌，每张桌上放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几碟生菜、生肉和小零食，啤酒随便喝，一切都是免费的。这600铢（折合人民币142元），真不算贵。泰国人在接待游客的效率上是一流的，上一拨客人刚退场几分钟，就把这一切又重新准备停当，这碗筷杯盏洗干净了吗？好在是火锅，想吃什么自己用滚水消毒吧。
各个桌都说中国话，这一场显然是“中国专场”。谁知道呢？也许场场都是以中国人为主。中国的游客刚坐好，泰国的人妖就从船舱里出来了，大约有五六个，穿着妖艳但质地和做工都不讲究、甚至也不算太干净的连衣裙。款式简单，极为节省布料，按正常人的习惯不该裸露的部位她们基本都裸露着：高耸丰乳，披散长发，浓施粉黛，扭腰摆臀，极尽女儿态。但她们的脸，她们的身架，她们说话的声音，以及她们骨子里的某种东西，又始终让我无法将她们视为女人。
她们的心态我也以为仍然是男人的……
她们在甲板中间招摇地扭来扭去，飞眼吊膀，过于张扬，看中一个目标，就一下子坐到人家的怀里，紧紧地搂抱着纠缠，或者随便将一个男人的脸摁在自己的乳房上狠命揉搓……此时人妖的神情是恶作剧，是找乐儿、逗趣，疯狂而不风骚，做戏而不是调戏，挑战而不是挑逗。真实的女人不会是这样的。
原来所谓的“联欢”这就算开始了。待人妖们把近前的男客逐个戏弄了一番之后，乐声响起，人妖们开始拉男性客人到甲板中间跳舞，迪斯克、贴面舞……什么姿势都行，多么疯狂都行。有两个年纪看上去至少有50多岁的中国人最出风头，他们和人妖以疯对疯，以狂对狂，以妖对妖，以纠缠对纠缠。他们的衣着、谈吐，不像是企业家。那种带有几分土相的自命不凡，大开洋荤后的贪婪和满足，以及同行的人对他们的恭维，我猜测他们是中国的中级官员，比如处长、副厅长之类的人物。
跟我同行的人也鼓动我下场放松一下。我并非不想放松，也不是不喜欢热闹，就是找不到感觉，人妖一凑近我就浑身鸡皮。幸好我坐在甲板最外面的一排凳子上，中间隔着桌子和沸腾的火锅，人妖无法跟我接近或拉我下场。
跳舞开始以后，“东方公主号”就起锚航行，我将脸转向大海，顿觉一阵清爽，双眼为之迷离……只顾看人妖耍把了，差一点忘了欣赏暹逻湾的夜景。远处渔火点点，猛风飘电挟雨行；身下浪涌涛急，水翻海立声声雷。
在回宾馆的路上，泰国的陪同告诉我，这是比较低档的人妖表演，她们每个人每月可收入四五万铢。
两天后我们在芭堤雅新的人妖表演馆看到了所谓“高级的人妖表演”。
门票很贵，却一律不对号入座，观众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在剧院的大门外排起了长龙，待到大门一开，长龙变做潮水，一拥而进，很像困难时期冲进商店里抢购一样……
据说，这是一座刚落成不久的设备最好的专供人妖表演的场所，实际就是一座歌舞剧院。人妖表演团特别聘请了澳大利亚的导演重新编排了节目，设计了灯光布景。果然场面豪华，服饰鲜丽。整场表演一个多小时，在我看来，顶多算是一台三流的歌舞演出。
歌——全部是假唱，舞——毫无特色。人妖们浓妆盛服，举着话筒一丝不苟地跟着扩音器里的乐声对口形，或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谈不上有什么个人技巧，企图以场面的调度变化和服饰的华丽多彩引人。偶尔也有几个真正的男人上场伴舞，或跑跑龙套，他们反而显得瘦小枯干，不成体面。在这样的舞台上，正常人名副其实地成了人妖的陪衬。
如果不是知道舞台上这些衣饰华美、装扮艳丽的年青女子是人妖，即便是剧院倒贴给观众800铢，恐怕也会有许多人不看这样的歌舞演出。
每一场表演结束后，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人妖们站到大门外供人照相，照一次20铢。她们手里接着从四面八方递过来的钞票，脸上挂着习惯性的职业微笑，嘴里却不停地催促着想跟她合影的人：“动作快一点，时间有限。”
我到近前观察，这些所谓高级的人妖，大部分看上去仍然没有完全蜕尽男人的特征。只有两三个人，已经脱胎换骨，彻底女性化了，确实比一般的泰国姑娘要漂亮得多。
据陪同介绍，这些人妖的月收入当在12万铢左右。
她们的平均寿命却只有45岁。一般规律是十二三岁开始下场表演，干到30多岁，当人老珠黄，引不起观众的兴趣了，自己也有了相当的积蓄，就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过隐居的生活。或者嫁人——某些有钱的人很愿意娶个人妖为妻，据说人妖除去不能生孩子以外，在其他方面对男人的服侍胜过真正的女人。
所有人妖都是从小培养的。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有变性要求，那是天生的人妖。有的是因为家境贫寒，从小开始注射变性药物，报考专门培养人妖的学校，长到一定的年龄再通过手术变成人妖。
有人说，世界上出现第一个人妖的国家是德国。如果仅仅局限于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地在舞台上演出，那世界上人妖的老祖宗肯定是在中国！
目前，泰国有5500万人，人妖的数量是13000人。
在泰国，人妖不仅仅是人的一种生理现象，而是变成了一种工业。是人妖带动了整个泰国的旅游业。即使亚洲的金融风暴使泰国的经济陷入大萧条之后，泰国的旅游业仍然兴盛不衰，拥挤不堪。其奥妙就在于有人妖表演和“类人妖”或者叫“动物妖”的表演——这是泰国人为全世界的游客提供的保留节目。
人妖带动了性开放，泰国游变成性旅游，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无处无性，无处不妖。泰国成了全世界的大“红灯区”和合法“三陪歌舞厅”，从人到动物，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性”趣，尤其是畸形的变态的“性”趣。世界各地的游客，只要是花钱来到泰国，就可以看到各种离奇古怪的“性”表演。
然而，泰国又是佛教国家，奉佛教为国教。难怪有人说亚洲金融风暴首先在泰国刮起来，是一种必然……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