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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姐妹三个都有大名,但是大家不喊她们大名,喊她们姐姐、妹妹和小妹妹,喊习惯了,不仅家里大人喊,邻居也这么喊,同学里有熟悉这个家的,也都跟着这么喊。喊妹妹和小妹妹还说得过去,但是喊姐姐就要看人了。比如她们的爸爸妈妈也喊她姐姐,不了解的人,就会觉得奇怪;再比如邻居家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奶奶,也喊姐姐,姐姐哎,老奶奶说,你过来,你帮我怎么怎么。姐姐就应声而去,帮助老奶奶做些什么。姐姐是个热心的女孩,她喜欢帮助别人,她知道老奶奶每天大概什么时候要去公共厕所倒马桶,她一边踢毽子,一边守候在院子里,等老奶奶拎着马桶过来的时候,姐姐假装正好看到,顺便就帮老奶奶去倒掉了马桶,还刷干净了提回来,斜搁在台阶上,让太阳晒。

在妹妹心目中,姐姐就是姐姐的样子,姐姐就应该是这样的。姐姐跟妹妹说,妹妹,我们上街吧。在街上姐姐给妹妹买了一块奶油雪糕。姐姐说,妈妈给我钱了,妈妈说,我现在不能吃凉的东西,要吃点营养,我要去买一包龙虾片吃。她们还看了一场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电影散场的时候,姐姐唱道,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这是电影里的插曲。妹妹说,姐姐你已经会唱了?姐姐说,看一遍是不会唱的,要看好几遍才会唱。姐姐又说,我要是被敌人抓去了,我也不会投降的。

姐姐有时候和小妹妹一起出去,姐姐说,小妹妹,我们吃南瓜子好吗?姐姐买了南瓜子,她和小妹妹一起,坐在巷口的书摊那里看小人书,姐姐看的是一本《三国演义》,小妹妹看《桃花扇》,然后她们交换了看,看完了,天也快黑了,她们就回家了。

那一年姐姐十四岁,妹妹十一岁,小妹妹八岁,她们中间都是相差三岁。姐姐是妹妹和小妹妹的灵魂,她还是院子和巷子里的小孩们的灵魂,姐姐不仅带妹妹和小妹妹上街去,她也带其他孩子出去,他们也和妹妹、小妹妹享受同等待遇,如果钱不够多,只够一个人花的,姐姐就说,我今天不想吃东西,你吃吧,我今天不想看电影,你进去看吧。姐姐就在电影院外面等,等到电影散场,她和那个看电影的孩子一起回家。后来大家给姐姐起了个绰号叫她阔太太。

她们回家的时候,婆婆坐在马桶上哭。婆婆有便秘,每天要坐很长时间的马桶,她泡一杯茶,点一根烟,坐在马桶上哼哼,然后用手捶腰眼。婆婆说,要先捶左边的腰眼,捶四十九下,再捶右边的腰眼,四十九下,大便就出来了。可是婆婆捶了左边的腰眼,又捶了右边的腰眼,大便还是不下来,婆婆就哭起来。婆婆哭着说,日子怎么过哇,日子怎么过哇,我们要没饭吃了。

爸爸已经从这个家里消失了。爸爸到哪里去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爸爸一起消失了的爸爸的工资。现在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工作,妈妈是个二十三级的干部,工资四十多元,妈妈总是把工资的一部分自己收起来,另一部分做菜金,就放在抽屉里。因为妈妈三天两头下乡去劳动,有时候一去就是几个月,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婆婆管菜金,婆婆从抽屉里拿钱去买菜买米,或者到食堂去打饭,抽屉里的菜金很快就没有了。婆婆说,钱不经用,也没怎么用,就没有了,你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妈妈从乡下回来了,又把钱放在抽屉里,妈妈跟姐姐说,姐姐,婆婆年纪大了,搞不清楚钱了,你把每天用的钱记下来,我回来看你的账本。姐姐就开始记账,但是她记得不准确,比如买了半斤兔肝,她就记一斤兔肝,还有半斤的钱,姐姐就自己拿去用了,不过姐姐从来没有独自去享受,她总是要带上谁一起去,但每次都只带一个,姐姐说,带多了,大家互相知道了,会说出去的。其实姐姐不知道,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姐姐偷家里的钱,只有姐姐自己不知道。

姐姐记的账后来也引起妈妈的怀疑,妈妈说,你们四个人,都是女的,三个小孩,一个老人,这么能吃?昨天吃了一斤兔肝,今天又吃了三盆炒素,这么吃法,也不见你们长胖起来。记账的事情仍然回到了婆婆那里,但是婆婆年纪大了,而且婆婆的注意力永远在大便上,菜金仍然搁在抽屉里,少钱的事情也仍然发生。妈妈开始用心了,这一阵妈妈不去乡下劳动了,她的眼睛露出怀疑的光,在三个女儿身上扫来扫去,当然她最怀疑的肯定是姐姐。只是姐姐不知道。

妈妈使出的第一个心眼,就是一个厉害的杀手锏,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拿钱的人肯定栽在妈妈手里。这天早晨她们还没有起床,妈妈就守在她们的床前了,妈妈说,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数过抽屉里的钱,但是今天早晨起来,就少了一张钱,你们谁拿的,说出来吧。

钱到底是谁偷的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谁也没有告诉妈妈,没有叛徒,也没有内奸和特务,不像那时候社会上,一会就抓出一个,一会儿又抓出一个。她们是一边的,妈妈是另一边的,婆婆的态度总是很暧昧,谁也搞不清她到底是哪一边的。

妈妈说,你们不要说是外面的人进来拿的,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家的门开也没有开过,不会有人进来偷钱。你们谁要是觉得难为情,也可以等一会悄悄地告诉妈妈,还给妈妈就行了。但是仍然没有人吭声。妈妈又说,要是不肯说出来,那就把你们的皮夹子拿出来,让妈妈看看。

她们每人都有一只皮夹子,都是姐姐用报纸折的,起先姐姐自己折了一只,后来她又给妹妹和小妹妹每人折了一只。皮夹子的形状是一样的,但大小不一样,姐姐根据年龄的差别,折出了大中小三种皮夹子。

毫无疑问,妈妈认为那张钱正躺在其中的某一只皮夹子里,它很快就会被捉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妈妈尖锐的眼光可以看出来,妈妈已经断定它是躺在姐姐的皮夹子里。可是妈妈想错了,姐姐的皮夹子里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空空荡荡。胜券在握的妈妈颇觉意外,愣了一会才说,姐姐,你的皮夹子里没有钱,你要皮夹子干什么?姐姐说,我夹糖纸。妈妈说,也没有见你有糖纸呀。姐姐说,我送给张小娟了。当然妈妈也检查了妹妹和小妹妹的皮夹子,妈妈肯定也是一无所获,只有小妹妹的皮夹子里有五分钱。

妈妈失败了,但是妈妈并没有甘心,失踪的那张钱,成了妈妈的心病,她决心和三个女儿斗争到底。妈妈沉着冷静地想了想,又说,你们把鞋脱下来让我看看。把钱藏在鞋里,也是聪明的一招,隔壁的张小三,再隔壁的李二毛,他们都使用过这种办法,但是姐姐却没有用这一着,她的鞋子里,除了有一点汗臭,什么也没有。姐姐还把袜子也脱下来给妈妈看,姐姐说,妈妈你看,袜子里也没有。

但妈妈还有办法,妈妈的办法总是层出不穷,妈妈每想到一个办法,她都以为这一回姐姐肯定要暴露了,可姐姐却一次次地躲过了妈妈的盘查,一次次地让妈妈败下阵去。败下阵去的妈妈,最后竟还笑了起来,妈妈笑着说,好了好了,不说钱的事情了,你们出去玩吧。妈妈的笑里藏着阴谋诡计。

妈妈果然不再提这个话题了,日子又恢复了正常,但这一阵姐姐很小心,她始终没有喊妹妹和小妹妹出去消费。谁都知道,妈妈其实并没有把这件事情丢开,妈妈还在跟女儿们玩计策,只是不知道妈妈下面的手段是什么。那一段时间里,妹妹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她看到婆婆坐在马桶上便秘,就去试探婆婆的口气,妹妹说,婆婆,你知道是谁拿的钱吗?可婆婆总是含混不清地说,唉,你们的妈妈,唉唉,我大便大不出来,我要胀死了。

后来就发生了高国庆主动上门认账的事情。高国庆胆子很大,他去买萝卜,穿上他爸爸的衣服,腰里扎一根皮带,萝卜在他手里挑来挑去,就顺着袖管滚到腰里,在皮带那里停住了。高国庆的办法,让院子里的小孩吃了较多的萝卜,但是萝卜很刮油,本来没有油水的肚子,吃了萝卜就更饿更馋。高国庆说,别着急,我再去偷。这一点上,高国庆和姐姐很像,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一个是大哥大,一个是大姐大。高国庆还去撬人家窗上的铜褡裢卖到废品收购站,有一次还引来了公安人员,公安人员走进院子的时候,妹妹吓得两腿直打哆嗦,差点瘫倒下来,但高国庆一点也没有害怕。高国庆还有个绰号叫高盖子,他喜欢打玻璃弹子,但他水平不高,又没有钱买弹子,就到机关的会议室里,把茶杯盖子偷走,然后把盖子上的滴粒子砸下来当弹子打,最后他的杯盖滴粒子也都输掉了。那天高国庆来的时候,不像一个偷了别人家钱的孩子,他像个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勇敢地说,冯阿姨,我偷了你们家的钱。妈妈笑眯眯地看着他,说,高国庆,你是怎么进来的呢?高国庆说,我爬窗子进来的。妈妈说,可是我们家的窗子上装了栏杆,你钻不进来啊。高国庆说,噢,我记错了,我是从你们家的门进来的。妈妈说,可是那天晚上门是我锁的,到第二天早上也是我开的锁,钥匙一直在我手里,你怎么进来的呢?高国庆说,我是隔天就躲在你们家床底下的,等第二天你们都出去了,我再爬出来。妈妈点了点头,她相信了高国庆的话,说,那你把我们家的钱还给我们吧。高国庆说,可是我已经用掉了,我请小三二毛他们去溜冰,送了一个蟋蟀盆给大块头,买了三块夜光毛主席像。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既然已经用掉了,就算了,我也不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了,但是以后不可以了,听到了没有?高国庆说,听到了。高国庆走了以后,妈妈说,姐姐你以后少和高国庆来往,从小偷偷摸摸的孩子,长大了没出息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高国庆是姐姐让他来的,高国庆说的那些话,都是姐姐教他的。看起来妈妈是相信了高国庆的话,可妈妈是假装的,她还让姐姐少和高国庆来往,完全是为了迷惑姐姐。千万不要相信妈妈,妈妈根本就不相信钱是高国庆偷走的。因为高国庆走后,妈妈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一次搜查了女儿们的皮夹子。皮夹子里仍然空空荡荡,头一次检查时,小妹妹还有五分钱,现在连那五分钱也没有了。

那张失窃的钞票,就像在人间蒸发了,始终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眼里。

许多年之后,妹妹已经是一位检察官了,她负责审理一件受贿案,贪官的家属用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办法给被关押的贪官传递东西,她将一只新脸盆敲出一个洞,然后用橡皮膏粘上,她要传递的东西,就被夹在两层橡皮膏中间带了进去。当然她要传递的不是钱,而是信息。但是这种自以为巧妙的做法,在检察官眼里,简直是雕虫小技,当场就可以被揭穿。那天下午,妹妹撕开粘在脸盆上的橡皮膏,发现了那张纸条,妹妹的思绪忽然就飘忽到了从前,妹妹想,这一着,当年姐姐有没有用过呢?可她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她还记得,那时候脸盆漏了不是用橡皮膏粘的,而是到街角拐弯处的生铁铺,请修搪瓷家什的人熔化一小块锡将这个洞搪起来,所以,那时候姐姐还不能从洗脸盆或洗脚盆里想出些什么办法来。

妈妈终于彻底失败了,妈妈日益暗淡下去的目光让女儿们预感到,妈妈不想再斗下去了。催促妈妈回“五七干校”的通知已经来了三次,妈妈说,他们在我的床头上贴了揪出历史反革命的标语,不知道是不是贴的我。

妈妈终于上路了,她走出院子的时候,还回头向里边挥了挥手。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妹妹心里,终于有一块石头落地了,她不再心慌意乱,不再手心里出汗,笼罩了多日的阴云终于散去了。

中午家里吃了姐姐从面馆里买回来的面条,一碗猪肝面,加两碗光面,拌在一起,就都是猪肝面了。姐姐吃得很少,姐姐说,婆婆,你多吃点猪肝,猪肝有营养。妹妹和小妹妹都分到了猪肝。吃过面,婆婆又开始了她这一天的第二次坐便,姐姐在洗碗,妹妹和小妹妹在等姐姐喊,她们不知道今天姐姐会喊谁出去。姐姐最后决定带妹妹去,姐姐说,小妹妹,今天我们要去采桑叶,会走得很远,还要摆渡,你就别去了。小妹妹说,好的,我陪婆婆大便。当然,如果反过来,姐姐喊了小妹妹去,叫妹妹不要去,妹妹也会像小妹妹一样听话,因为姐姐就是她们的灵魂,姐姐说的任何话,姐姐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至高无上的。

姐姐牵着妹妹的手,她们去开门了,可就在这一瞬间,门却从外面被推开了,姐姐和妹妹一抬头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那个人,吓得魂飞魄散。

是妈妈。

谁也没想到妈妈杀了回马枪。

妈妈微微笑着,可她的眼睛却尖利而警惕地盯着女儿,妹妹顿时听到心里“咯噔”一声,只是她一时间辨别不清,是谁的心在狂跳,是自己的,还是姐姐的,或者,所有的人心都在狂跳?

可妈妈还是扑了个空,临出门的姐姐,身上竟然没有钱。妈妈的回马枪就像是铁拳砸在棉花上,棉花没有疼,铁拳却打疼了。

妈妈闷声不响,在床沿上坐了半天,妈妈的眼睛里,渐渐地有了一种近似疯狂的东西,只是孩子们还小,看不出来。妈妈呆坐了一会之后,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我就不相信,妈妈说,我就不相信,它能藏到哪里去。妈妈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一直坐在马桶上的婆婆终于看不下去了,别找了,婆婆说,是我拿的。妈妈说,你别搅和进来。婆婆说,你说给我配开塞露回来的,你没有配回来,我就自己去买了,我大便大不出来,我要胀死了。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报账。婆婆说,我回来用了开塞露,大便大出来了,我就轻松了,我就忘记了。妈妈说,你大便大得出来也忘记,大便大不出来也忘记,你是存心跟我作对。妈妈这么说,看起来她是相信了婆婆的话,但是大家都知道妈妈并没有相信,警觉性仍然在大家的心里坚守着,不敢离开半步。果然,片刻之后,妈妈说,开塞露多少钱一个?你买了几个?婆婆说,我买了三个。妈妈冷笑一声,说,你以后把账算清楚了再跟我说话好不好。婆婆说,你到底丢了多少钱?妈妈说,两元钱,是一张绿色的两元钱,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放在抽屉里,最上层。婆婆说,我买了三个开塞露,药店里的人说,吃猪头肉滑肠,好大便,多下的钱,我买猪头肉吃了。

可能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钱是姐姐拿的,但谁也不知道姐姐到底把钱藏在哪里了。后来妈妈也真的走了,没有再杀第二个回马枪。妈妈也许真觉得是自己搞错了,冤枉了姐姐,或者,她已经不想再为了那一张两元的钞票和女儿无休无止地斗下去了。

这件事情最后到底被大家淡忘了。那时候很多人家的小孩都偷偷摸摸拿大人的钱,被大人捉到了算倒霉。但是无论捉到捉不到,也无论捉到了会受怎样的惩罚,会丢多大的脸,会吃多痛的皮肉之苦,这样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生生不息。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例外的,许多年以后,妹妹曾经问过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朋友,妹妹说,你们小时候,偷家里的钱吗?可怜的他,想了半天,仍然一脸茫然,说,钱?那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钱,不知道钱是什么样子,到哪里去偷的?但他也不甘落后,说,虽然偷不到钱,但是我们偷其他东西。他就说了偷萝卜和偷茶杯盖子的事情,这些事情后来就算是高国庆干的了。也就是说,小孩能够偷家里的两块钱,这种人家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了。

不知道是不是妈妈的一再盘查,不甘罢休,把姐姐吓着了,一直到妈妈走了很长时间,姐姐也始终没有拿出钱来花。妈妈丢失的那张绿色的两元钱始终没有出现,到后来连姐姐都怀疑起来,姐姐说,到底有没有那张钱啊?大家听姐姐这样说,无疑都会想,难道连姐姐自己都忘记了,难道姐姐自己都不记得那张钱到底藏在哪里了?或者,姐姐早就花掉了它,所以妈妈永远也找不到它了。

倒是小妹妹活得轻松,她好像完全不知道在姐姐和妈妈之间,曾经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布满计策的拼搏,小妹妹这一阵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她的一件宝物上。这是一个彩色的绒线团,比鸡蛋小一点,比鸽蛋大一点,是用各种颜色的绒线接起来,然后绕成线团。这些绒线都是小妹妹精心收集起来的,张家织毛衣,她去讨一段,李家织围巾,她去讨一段,一段一段的,竟然就绕成了一个绒线球了。小妹妹说,等到再多一点,她要学着织一副彩色的手套,是没有手指的那种手套,她要送给姐姐,因为那种手套,又暖和,又不妨碍劳动,婆婆年纪越来越大,家务事大半都是姐姐做的。

绒线球小妹妹是不离身的,有时候她高兴起来,把它拿出来,当成毽子踢两下,又赶紧收起来,但后来绒线球不见了,小妹妹急疯了,一边哭一边趴在地上到处找。姐姐说,小妹妹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回来。姐姐的感觉灵敏准确,她带着妹妹和小妹妹找到了那几个男孩,他们正在河边把小妹妹的绒线球当皮球一样扔来扔去。姐姐说,把绒线球还给小妹妹。男孩子中的一个就是高国庆,他把绒线球拿在手里,一会儿扔上天空,一会儿又抛到另一个男孩子手里,一会儿又拿回来,当球踢它两下,他每玩一次,小妹妹就喊一声,我的绒线球。他再玩一次,小妹妹又喊一声,我的绒线球。高国庆说,姐姐你上次还叫我承认偷你妈妈的钱呢,你说送我一副癞壳乒乓板的,你说话不算数。姐姐说,可是我给你买过很多东西吃。高国庆说,那不算,我又没有叫你买给我吃,是你自己要给我吃的,但乒乓板是你答应我的。姐姐说,乒乓板我会给你的,你先把绒线球还给小妹妹。高国庆狡猾地说,我才不上你的当,你拿乒乓板来换。姐姐不说话了,她咬了咬嘴唇,就上前去抢高国庆手里的绒线球,高国庆把绒线球高高地举起来,姐姐够不着,她急了,张嘴就咬了高国庆一口,高国庆被咬疼了,也被咬愣了,愣了好一会他回过神来,气急败坏地说,你咬人?让你咬,让你咬。他一边嘀咕,伸手一甩,就把小妹妹的绒线球扔到河里去了。小妹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又凄惨又尖利,她边哭边喊,我的绒线球啊,我的绒线球啊。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当时的感受还一直萦绕在妹妹的灵魂深处,妹妹当时就觉得,小妹妹反应过度了,一个小小的绒线球,值得她这么号吗?绒球绕得不紧,所以分量不够重,没有一下子沉下去,姐姐赶紧捡来一根树枝去打捞,可树枝够不着它,反而使绒线球在水里越荡越远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快点,快点,要沉下去了,沉下去就拿不到了。姐姐急了,往前一冲,整个人就扑到河里,扑下去的时候,她的手正好抓住了绒线球,姐姐笑了,她“啊哈”一声,就呛了一口水,这时候她才发现河很深,她的脚够不着河底,姐姐慌了,姐姐一慌,就吃了更多的水,很快就沉下去了。留在妹妹最后印象中的是混浊的河水里姐姐飘起来的几缕头发。姐姐沉下去的整个过程,妹妹看得清清楚楚,她想跳下河去救姐姐,她又想大声地喊救命,她还想转身跑去喊大人,可是她像中了魔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身子一动也不能动,就这样妹妹和岸上一群吓呆了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姐姐沉下去,水面上咕噜咕噜地冒出泡泡,冒了一阵以后,水面就平静了,姐姐好像藏了起来,就像孩子们藏起从家里偷来的钱一样,藏到了水底。不多久姐姐又出来了,她是浮起来的,那时候,姐姐已经死了。

后来姐姐被大人打捞起来,她手里攥着绒线团,本来就绕得松松的绒线团,被水一泡,就彻底地松散开来了,里边露出一张折叠得很小很小的纸头,差不多只有大人的指甲那么大,因为被绒线绕着,绒线湿了,纸头却没有湿。妹妹慢慢地将这张纸头展开来,竟是一张纸币。只是这张纸币肯定不是妈妈一直在追查的那张绿色的两元钱,因为那张绿色的两元的钱是我偷的,而且早就被我藏起来了。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是这个家里的老二,我就是“妹妹”。

那一天妈妈疯了,她没有参加劳动,也没有去开会,而是一直躲在“五七干校”的床上,她放下蚊帐,两只手紧紧地揪住帐子的门缝,不断地说,我是日本特务,我是日本特务,我是日本特务。妈妈的同事说,冯同志,你出来吧,没有人说你是日本特务。但是妈妈始终没有出来。

姐姐的死讯正走在去往“五七干校”的路上。

后记

妈妈的疯其实是有预兆的,只是那时候我们还小,看不出来,婆婆也许是有感觉的,可是婆婆被便秘折磨得痛苦不堪,生不如死,许多事情就被忽略了。

妈妈从来都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妈妈,她看我们的目光从来都是那么的慈祥温和。可是那一段日子,妈妈把我们当成了她的敌人,她用尖刻的、警觉的,甚至仇恨的眼光盯着我们,使我们不寒而栗。她不折不挠地和我们做斗争,尤其是和姐姐斗智斗勇,她还其乐无穷,这肯定就是妈妈疯的预兆。但是妈妈真正的预兆还不在这里,其实那天晚上,抽屉里丢失的不止是一张绿色的两元的钱,还丢了一张黄色的五元钱和一张红色的一元钱。也不用猜了,五元的钱是姐姐偷的,一元的钱是小妹妹偷的,我们连偷钱也都按照年龄的大小顺下来,真是人有多大胆有多大。

姐姐的五元钱早在妈妈搜查的日子里就已经花掉了,但她仍然没有独自一人花这笔钱,她已经不敢带上妹妹、小妹妹或者带上其他任何一个小孩,她带上了院子里那位孤老奶奶,她陪着孤老奶奶上公园、下馆子,给孤老奶奶买了一顶绒线帽子。老奶奶后来说,可怜的姐姐,她自己就吃了一包龙虾片。姐姐其实最喜欢吃雪糕,但是妈妈关照过她,月经来的时候,不能吃凉的。

那一阵我在专心地做一件事情,把我收集的许多烟壳纸,一张一张地粘到一本书上,不言而喻,我是为了藏我偷的那两元钱。我的行动引起了姐姐的怀疑,她问我,你为什么要把烟壳纸粘到书上,我说,怕人家偷,粘上去人家就偷不掉了。姐姐比我看得远,她说,要是想偷,干脆连一本书都偷掉。我把两元钱粘在其中的一张烟壳纸下面,我相信谁也不会发现这个秘密。可是后来我始终没有找到它,我把粘到书上的烟壳纸,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最终也没有看到它。我知道,是姐姐拿走了。

姐姐已经去世好多年了,这件事情是死无对证的,请姐姐原谅我,但我知道是你拿的。小妹妹虽然会把一块钱绕在绒线团里,但她不会偷我的钱,她很怕我。一直到现在,她已经很著名了,看见我还是有点畏畏缩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和我当检察官没有关系,她从小就是这样,这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我比她大三岁,姐姐比她大六岁,但她不怕姐姐却怕我。小妹妹后来进了演艺圈,她演了很多角色,成为实力派演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演什么像什么。一转眼她也四十出头了,她说,剩下来的时间,我要找一个制片人,请他做一个片子《我的妈妈》,我演妈妈。四十岁的小妹妹,和四十岁的妈妈,简直就是同一个人。我的外甥女今年十四岁,和我十四岁的姐姐一样大。

妈妈后来写了《干校日记》,看了妈妈的日记,我才知道,那时候妈妈为什么忽然对钱抠得那么紧,妈妈写道:“我那时候,一心想买一条羊绒披巾送给工宣队长的太太,这条披巾要花去我整整两个月的工资,我决心从全家人的嘴里抠出来。我对孩子很苛刻,我老是怀疑她们偷我的钱,老是翻她们的皮夹子,我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也很苛刻,她买两个开塞露我都要叫她报账。我到底是凑够了那笔钱,可是我到底没有买成羊绒披巾,因为我疯了。”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