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时为国民党的卑鄙谣言所激怒。谣言容易为人轻信；特别是对于一个妇女，社会上有些人喜欢这种谣言，轻信它，传播它，而且加油加酱，利用它，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慢慢谣言竟会成为社会舆论，成为人所共知的莫须有的“事实”。谣言制造者心满意足地用这种谣言来欣赏你，审视你，猜度你，算计你，给你定罪判刑。那时我实在阅世不深，不能有周到的设想，更难做到忍辱负重。我以为这些谣言将毁掉我的一生。在毁我清白之后，国民党即使能还我自由，我也无法洗清匪徒们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我千思万绪，彻夜难眠，我决定走，要设法逃走。我知道我是走不脱的，但只要能走出这个大门，到了街上，那里是光天化日，即使被匪徒们打死，我这个下落不明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的人，总是可以公开了。世人将得到我的消息，真相可以大白于天下。我仔细考虑，我的前途，终是一死。当初也频和许多同志关在龙华，在雪夜中被机枪杀害；今天，我自然也难免这同样的命运。在这阴森恐怖的大厅里，什么事不能发生呢？这群阴谋家、刽子手，这群嗜血成性的恶魔，难道会轻易放弃扼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的乐趣吗！与其惨死在这间屋里，倒不如铤而走险，拼死逃出去。即使没有一线生机，但有可能真相大白，稍稍揭穿那些无耻的弥天大谎。于是我计谋着，观察着，揣度着。小墙门整天都是紧关着的，没有人进出就不打开。每日三顿当我走出小墙门去吃饭时，总是围满一桌子的人，众目睽睽。有时我有心对其他地方、对厨房、对往正厅去的方向多望一会儿，都可能引起这伙鹰犬的注意。最后我想，我只能走那个看守我的人说过的“飞檐走壁”的一条路了。
这厅子临院子的那面没有窗户，有六扇隔栅门。其中的两扇门在我未来时就摘下来了。大概因为那时天气已经很热，看守也住在屋子里，空气够闷的，要把门打开；为了省事，索性把门摘下来了。后来看守搬出屋外，天气仍很热，门就没有再安上去。而且这两扇门上的玻璃都早已不翼而飞，怕热，可能就是不再安上去的原因。院子里两边都有墙。正面通前厅的墙，就是有月亮门的那堵墙较矮；正厅里还住得有一群特务。院里的墙却高过屋脊；墙那边，可能是另一家。南方比较阔气的房屋建筑大都是这样的。看来，“走壁”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房，从房上翻到临街的墙上，我以为是可能的。临街的墙通常与正面屋檐差不多高，约一丈的样子。只要爬上墙头就可以跳下去。或者还可以把隔栅门移到那边，权当梯阶，爬下去。自然这都有危险，但或者可以走出这间牢房。应该不计生死成败，豁出去试试。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冯达。他不是一再许愿要帮助我逃走吗？而且我假如要走，连他也瞒住是不可能的。冯达以为不容易，但同意试试，并且决定要与我一同逃走。
一天夜晚，半夜，万籁俱寂。小墙门外边传来阵阵鼾声。我和冯达轻轻把茶几搬到院子里，把那隔栅门抬在茶几上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隔栅门靠到屋檐边。我说不出的欢喜，先爬上茶几，然后一步步跨上隔栅门的窗格子，格子吱吱咔咔地发出微微响声。现在我站得高高的，压不住心里为能离开这牢房所激起的跳动。我以为很容易就能上房了，谁知屋檐外一溜水槽，薄薄的一层洋铁皮，很宽。隔栅门上边的横木靠近水槽，但我只能站在门格子上，离水槽还有一截，要越过水槽，爬上房去，还是够不着。铁皮水槽摇摇晃晃，叮叮哐哐，看来它承不住我，我守在这里，上不能上，下不愿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心慌，出汗，真想跳下来摔死痛快。在茶几边扶着隔栅门的冯达，轻轻地连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要不，你下来，让我上去。”我无奈只得一步一步爬下来，把情况告诉他。正当他准备爬上去的时候，小墙门外传来咳嗽的声音，而且原来从两扇门缝中透过来的亮光一下没有了，是不是有人在窥伺？我们怕被人发现，赶紧把隔栅门抬下来，把茶几搬开，急速离去，躺在床上。我一直注视着小门。隔了一会儿，从门缝里又透出灯光，幸好他们没有开门进来。这时我已精疲力尽，只得帮冯达把隔栅门轻轻抬回原处。以后，我们并不死心，接连再试了两次，但冯达也无法越过水槽爬上房去。逃走的计划不能实现了，我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