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她好久了，50年代的时候，她去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对她格外热情，因为都判定她是苏联来的专家，或专家夫人。她那洋人的特征，确实非常突出——金发、碧眼、高鼻、白肤……她戴耳环、项链、手镯，抹唇膏、洒香水，不管天气多冷，哪怕是三九寒冬，她身上虽裹着毛皮大衣，下面露出的一双腿，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简直是光着；但人们都自觉地向她奉献友情——“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嘛，“苏联是老大哥”，那么，她该是当之无愧的“苏联老大姐”；结果有一回一个热情的售货员就当面叫了她“老大姐”，事后她向我提及此事，耸起眉毛问我：“难道我老了吗？”
她当然免不了要老，而且渐渐地她也不戴耳环和手镯，只戴项链，香水也不洒了，只抹一点儿淡淡的唇膏，并且她不再“光腿”，但她还是免不了尴尬——她在街上常常被小孩们尾随，拍着巴掌对她欢呼：“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结果有一天一位小学老师就上前招呼她，热情地邀请她去他们学校“给孩子们讲一讲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繁荣景象”，她不免微笑着问：“同志，您也不调查一下，就邀请我吗？”那老师乐乐呵呵地说：“您答应了，我们自然会开介绍信去您那单位的啦……”她便正色道：“我不是阿尔巴尼亚人！”那老师并不失望，仍旧笑嘻嘻地说：“那您一定是罗马尼亚外宾啦！我还能怀疑您是帝、修、反吗？您要是帝、修、反，那怎么能让您住在这条街，天天看见您从这儿过呢？”……
60年代后期，她尽量避免出门，不得不出门时，便扎上头巾，把头发全塞在头巾里面，戴上大口罩（那时戴口罩上街不稀奇），戴上平光镜（那时一般人戴墨镜会被认为不正经），项链自然绝不敢戴，口红不消说早已不抹，衣装是“全盘中化”，我就经常看见她穿着军绿棉大衣在商店买东西，因为她中国话说得非常地道，那时候售货员也懒得抬眼看人（虽然商店墙上有斗大的“为人民服务”字样），因此倒也很少露馅。
1972年以后，她又渐渐故态复萌，有一回我和她在一家饭馆吃饭，她的头发已然黄白夹杂，眼珠也不那么蓝而发灰，她也仍不敢戴项链什么的，只是她穿了一件色彩鲜艳的大花点子的连衣裙，于是就有一位邻桌的食客主动移到我们这桌，非常热情地招呼她，并且望着我说（是让我翻译的意思）：“我们中国人民反对的只是一小撮最反动的反华分子……我们愿同美国人民友好……我欢迎您到中国来……”他还没说完，我们已经忍不住笑出声来……
80年代以后，她头发全成银白，但居然青春焕发，面部化好妆以后，光彩照人，而且抓紧减肥，腰肢袅娜，耳饰、项链、手镯、领针、胸花……一应俱全，衣着净是昂贵的时装，冬天恢复了“光腿”，脚下永无平庸之鞋；她是我的亲戚，我们自然也还见面小聚，有一回我就问她：“现在人家把您看成哪国人呢？”她呵呵地笑着说：“哎呀呀，我现在的国籍太多了！最经常的是美国，其次是法国，有时候是加拿大，有时是澳大利亚，最近还有足球迷一定要我承认是德国人，有的还缠着我，非要我给一个叫施拉普纳的人带话……哈哈哈哈……”
前几天有个相当有身份的人来找我，对我恳切地说：“听说您一位伯母是美国人，您看能不能……”我没等他说完就赶紧解释说：“她不是美国人……”他也不等我解释完便生怕我拒绝地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是新西兰、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哪国都行，只要您通过她给我们拉来了投资，我们的提成能达到百分之三十……要不，百分之三十五！这也是支援……”我不禁生起气来，郑重地向他们宣布：“我伯母跟我伯父马上要庆祝金婚了，伯母在中国定居都半个世纪了，而且她四十年前就入了中国籍了，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呀！……”
来人先是目瞪口呆，后来就以疑惑的目光审视着我，他还是不信，或者他认为不管我伯母入没入中国籍那她的实质还是一个洋人，他斜睨着我，不满地说：“……提成百分之三十五还不干？……也太那个了吧……”
唉！轮到我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