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玻璃后面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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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农闲时节

空气尖利而清冷,只能够小口小口、轻轻地呼吸,让冷空气在鼻腔和气管中稍稍地停留一会儿,变得温暖一点,再滑入肺腑

那一年,农场的冬天冷得有点邪乎。九九八十一天,几乎是逢九必下雪。场里的老人都说,建场这些年,还没见哪个冬天有这么多的雪落下来。

雪总是从前一天的傍晚开始飘落。先是零零星星,横七竖八,小一片大一片,毫无章法,仿佛探头探脑的侦察部队,对地面上看到的一切都万分好奇。很快地,大部队就性急起来,铺天盖地蜂拥而至,管你河流田地房屋行人,扑上去掳住再说。

雪大的时候,三步开外看不见东西,也不能开口,嘴一张,雪就把你呛住了,噎得你险些窒息。满世界都是急速下坠的一根根线条,眼花缭乱,久看之后会感觉天旋地转,弄不好真的咕咚一声坐倒在地,屁股跌得生疼。

耳朵也像是被棉花闷紧了一样,真是静啊,静得耳膜嗡嗡作响,疼痛,胀紧,脑袋也跟着发炸。极度静谧的状态原来并不好受。雪这玩意儿怎么就这么能够吸音呢?

冷。除了冷还是冷。这里的冷跟北方不同,北方人家起码有个暖烘烘的屋子可以躲藏,在这里往哪儿躲呢?每一间屋子都成了冰窖,洗脸的毛巾瞬间会结上一层薄冰,饭菜端上桌子,如果不能在三五分钟之内咽下肚去,那就只好冷着进口,让舌头牙齿受罪了。

因为潮湿,雪总是很容易化去。中午,太阳只需出来一个淡淡的日影,踩踏最多的大路上就变得一片泥泞。雪搅和着岛上特有的粘土,地表一层成了粘稠的泥浆,稍不留神就是一个跟头,身子像犁头一样,在泥浆中犁出去丈多长的浅沟。真是丢人啊!那些新近来场的知青,总是被农场的泥浆路弄得狼狈不堪。女孩子们干脆结伴儿走路,一个牵着另一个的手,低头看脚,步步小心,长长的一串缓慢移动,活像越南战场上的女子探雷队,又像拴在一根绳上的花蚂蚱。走过几趟之后,就有热心的老职工指点她们:路不是这么走的。首先,高帮胶靴是农场的必备之物;其次,穿上胶靴之后不能平着脚板迈大步,得侧着脚背走,两只脚底板面对面朝里拐。脚的侧面接触泥浆的面积小,减小了摩擦度,又有点锲子一样锲进地面的意思,抗滑。就是走长路累人,二里路走下来,从里到外地冒大汗。倒也好了,冷的感觉便丢到脑后了。

待到傍晚,太阳收山,西北风啸啸地一吹,路面立刻上冻。白天留下来的一个个深深的脚窝,此时都成了刀山冰川,硬得出奇。人们穿着手纳的半寸厚底的棉鞋走上去,高一脚低一脚的,心里不住地抱怨:这鞋底怎么这么薄啊,纸糊的一样,要硌死人呐!

因为大冷,上冻,田里进不去,各队都把人招呼到仓库里,男的搓草绳,编杞柳筐,修整农具;女的剥棉桃。剥棉桃是每年的一个大任务。江心洲农场以栽种优质棉花为主,深秋拔棉杆的时候,枯杆子上总是哩哩啦啦剩着不少僵桃。它们有的是因为先天不足或者虫咬病灾,过早地夭折在母体上;有的却是成果太迟,等不及绽放花絮就被寒霜冻死。这样的棉桃看似黑不溜秋僵硬如铁,却并非完全没有用,用劲剥开它,里面还会有一团湿漉漉的胎体,挖出来,晒干了,机器上一轧,照样会出来蓬松松的棉花。纤维短一点儿,颜色黄一点儿,纺纱织布不行,但能做成棉絮,冬天身子下面垫垫,再絮个鞋底啦,缝个饭捂子啦,缀条棉门帘啦,那是足以管用的。起码它不算计划内,不必拿宝贵的棉花票去买。

雪天里的仓库,不存籽种、化肥和农具了,就这么腾出地方来库存人了,男人和女人,搓草绳的男人和剥棉桃的女人。这时候的仓库是全农场最热闹的地方,人们一堆堆一簇簇,手不停口不停,讲古说段子,打情骂俏丢媚眼,恼极了就站起来追打一番,男人逃,女人撵,人堆里见缝插针地跳过去,惹出又一阵笑骂。门外大雪飘飘,门内人气沸沸。棉桃的烂熟味,稻草的霉腐味,杞柳条子的沤馊味,加上人们的口臭脚臭汗臭,仓库里终日氤氲着这种乡间特有的气息,使每一个呼吸在其中的人心里无比踏实。

场部组织了宣传队,准备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主任雄心勃勃想拿一面锦旗回来,让大家脸上光彩光彩。我作为一支笔杆子被奉召去写唱词和三句半之类的小节目。

宣传队员们来自农场各个生产队,初时大家彼此并不熟悉,谁擅长表演什么互相也都不知道,得有一段磨合过程。我那时年轻,好胜心强,逮着机会就想表现自己。看看半个月下来节目没有什么进展,心里替主任急得慌,自告奋勇跳上台当导演。

我读中学的时候,一直是学校舞台上的活跃分子,高二的时候还曾被弄到县文化馆的文工团当了两个月演员,演小歌剧,饰演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我那时嗓子亮,唱什么都不费劲儿,只是唱完之后被人嘲笑为“奶声奶气”。身子也没有发育丰满,穿一件老太太的大襟褂子,空落落就差没飘起来。后来导演替我找了他母亲的一件棉背心,棉袄外面穿上棉背心,背心上面再扎蓝花布围裙,腰背处立刻臃肿了许多,老太太的形体才算出来了。可怜在台上被灯光一打,我热得可以,30分钟的戏下来,行头一卸,周身都冒热气,像一根刚捞出锅的玉米。幸运的是,那两个月里,我因为化了老太太装就无法参加别的节目,所以只排演了一个歌剧,其余大部分时间就都闲着,看人家又说又唱又跳。当然不是白看,所有的节目都吃进我肚子里了,从唱词到曲谱到动作,可以说无一遗漏。我之所以在农场宣传队敢跳上台当导演,仗的就是肚子里有那点儿存货。

这样,我先把记忆中的那些唱词在纸上抄出来,再哼曲调,由乐队的一个二胡手负责记录。教会大家唱熟之后,接着教他们动作。独舞的怎么摆姿势,前排什么队形,后排什么队形;男生如何跳,女生又如何转,整个儿就是个“能不够”。也不知道队里的伙伴们有没有背地里笑话我,反正自己的感觉极好。

教了舞蹈和表演唱,编了三句半和快板书,连相声也磕磕绊绊地憋出来两个,距两小时的节目时间还是差得太远。那就上歌剧吧,歌剧有唱有说还有情节冲突,好看又撑时间。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三天,编出个剧本叫《猪场风云》。瞧瞧,名字够气派吧?模模糊糊还记得点内容,是写一个养猪技术员为革命培育良种猪,既与猪场走资派作斗争,又顶住了丈夫的反对和嘲笑,最后当然是胜利育出一窝良种小猪。剧中的女主角,我也就毫不谦虚地派给了自己。

晚上10点钟,场部熄灯,宣传队结束一天的排练,大家四散回家。

跟男孩子们一块儿踏雪夜归的时刻是多么幸福啊,20年后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些时刻。南方的雪光是柔和的,仿佛四野都撒上了荧光剂,是存心要给我制造一种梦幻和惊喜。厚底的棉鞋踩着路上刚刚上冻的冰凌,喀嚓喀嚓响得十分清脆,心里面就多了一层孩子气的欢愉。空气尖利而清冷,只能够小口小口、轻轻地呼吸,让冷空气在鼻腔和气管中稍稍地停留一会儿,变得温暖一点,再滑入肺腑。身上倒是一点不冷,前胸和后背甚至还有些微汗沁出,那是因为幸福把体内的细胞全都激活了,它们争先恐后地要参与到兴奋中来,挤来挤去挤出赶集般的热闹。

排练到最后要串节目,才发现演员少节目多,个个都是以一当十,中间就没有了换装的空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又是我跳将出来,义不容辞地添加了一个“女声独唱”。我那时候喜欢马玉涛,邯郸学步地全是唱她的歌。马玉涛音域广,我却是逢到低音就没了声,只好拔高一个调子唱,弄得满舞台嘹亮无比。

演出少不了报幕员,全宣传队里数我的普通话还过得去,于是这个差事又被我揽过来。我小时候走路内八字,平常还看不太出来,上台报幕时从台下走到台中央,几十秒钟的时间满场人看的都是我走路,这个缺点就太明显了。别的人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有一次我妈在县大礼堂看我演出,回家就冲着我叫:“唉呀,你走路的那个样子太难看了!”我顿时闹个大红脸。

演出化妆也是无师自通的。我原本是方下巴,久而久之也知道怎么样用深色粉底把下巴遮得尖削一点。后来学会用红笔在眼头上点两个点儿,台下看着这双眼睛便有些水汪汪动人。再后来用指肚沾了浅咖啡色在嘴角外按两个圆圆的印子,张嘴时好像多了两个小酒窝。台下人看不出来,羡慕地告诉我:“你的两个酒窝真漂亮!”我伸手点点自己的脸,说:“假的!”人家竟大吃一惊。

一晃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在公众场合中常常是沉默寡言,淡漠恍惚,再也没有从前那种“能不够”的心气。有一回参加一个会,跟我们省的宣传部长同桌吃饭,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20年前我在如皋教书,看过你上台表演节目。”我一下子怔住,恍惚中那个多雪的冬天穿过20年的时空,无比清晰地展开在我的眼前,声画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