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文化
问：余教授，您对台湾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
答：几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个公开演讲，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高层文化和民众文化都有严重隔阂，只有一个地方，连大街小巷间的普通市民都熟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诗人、导演、佛学家、舞蹈家、雕塑家，这个地方就是台湾。
不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湾地区，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重要的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大陆，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
问：这是不是说，台湾的文化等级要高于大陆？
答：不。大陆人口基数大，文化精英、艺术天才的绝对数字肯定远远超过台湾。但是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差别，感觉反而倒了过来。目前在这方面，大陆应该向台湾学习。等到哪一天，大陆的各种公关传媒不再大肆伤害文化创造者了，那里的文化业绩必将让世界吃惊。对此，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问：“捏软柿子”、伤害文化创造者，是不是受到政府的指使？
答：据我本人的切身感觉，不是。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在闹，他们的特点是：一、有“文革”和“冷战”基因；二、有写作和表演才能；三、有精神偏执病症。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社会唾弃，近二十年又被传媒宠爱。
问：他们有政治倾向吗？
答：他们的政治只有四个字：“毁人不倦”。这些年，他们中有些文人开始扮演“异议分子”，其实是反对改革开放。“文革”时他们伪称代表“革命群众”，现在他们伪称代表“弱势群体”，性质都一样：攻击一切社会精英，包括文化创造者。
问：对于这种祸害，政府部门没有责任吗？
答：有责任。第一，怂恿他们作恶的传媒拥有官方背景，因此永远不必更正、道歉；第二，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工程师、经济师出身，不知道那些人所进行的文化毁损，是在摇撼社会的精神命脉。
问：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作家和学者都应该在政治上大大强化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进行思索和批判，像西方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他们拒绝权力体制的“收编”，却能从边缘重新撼动主流价值。否则，每天传入民众耳朵的只能是您所说的那群人的吵闹声。
我们都知道您一直在尽量远离权力体制，却不知将走向何处：是继续做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还是转而做一个思考和批判社会重大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答：很期待你所说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我不是。我没有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做过广泛调查，也不知道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如果凭着一点儿道听途说就随口发言，一定坏事。
问：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各种社会问题，即使没有系统地研究，也有权利发表意见。您是不是太谦虚了？
答：你的问题给了我一个机会，划分一条重要界限。每个人都可以对医生谈自己的身体感受，但不能冒充医生。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认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
问：我很喜欢老师的这个比喻。医学与人人有关，但并不是人人可以行医。同样的道理，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您是不是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多了？
答：不，太少了。到处都是自称“包治百病”的郎中，真正的医生只能关门歇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世的时候，人们的评价是：“伏尔泰先生的每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中国知识界一直没有这样的人，近代以来出现过梁启超、胡适等人，但影响的范围也不够大。
问：这在台湾好得多。除了您上面说到的那些谁也不会去伤害的文学家、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不少电视上的“言论嘉宾”，或者说是“言论领袖”，俗称“名嘴”。“名嘴”这个俗称给人的整体印象不佳，但如果仔细分辨，其中有一些“名嘴”是有理性、有专业的，他们能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答：按照一般标准，应该算。但是，我心中的标准要高得多。台湾地区的这些“意见领袖”，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朋友。我深知，他们的话题是媒体设定的，都太政治、太短效、太雷同，缺少文化精神上的独特建设。民众从他们身上获取的，主要是立场、态度、语句，而不是精神高度和思维方式。这低于他们的实际水平，很可惜。
问：您说他们太政治，但台湾目前的风气就是传媒的高度政治化。余教授，您难道认为，政治不太重要吗？
答：政治当然很重要，但是在我的排列中，经济高于政治，文化高于经济，宗教高于文化，自然高于宗教。
问：按照这个排列，我更知道不可能要求您成为那种政治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无论如何，您还是非常“公共”。台湾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知道您。由于您的文章进入了这里的中学课本，连中学生都惊讶您还活着。马英九先生那么忙，还来亲自主持您的演讲。听我们的老师说，您在全世界的华文读书界，影响都很大。请问，您向这么辽阔的“公共”传输的核心话语是什么？
答：我的核心话语是：仁爱、理性、美，也可以概括为“大善大美”。
问：在很多文化人看来，政治问题要比美学问题重要得多，对此您有什么回应吗？
答：文化人看轻自己所投身的事业，却看重政治，这确实很怪异，却在中国有很长的渊源。甚至，连一些杰出的文化巨人也不明白这个问题，因此他们非常痛苦，你看，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辞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李璘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
连这些文化巨人自己都不知轻重，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但是，我们终究要告诉民众，他们有权利享受比政治口号更美的诗句，比政治争斗更美的赛事，比政治派别更美的友谊，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
美，不是外在点缀，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选形式。在社会上，政治和经济是在争取生命的强大和自尊，而美，则在争取生命的品质和等级。
问：老师的这段话说得精彩，我会牢牢记住。“生命的强大和自尊”，并不能等同“生命的品质和等级”。现在我想换一个问题，我和同学们都有一个感觉，您的文章和演讲，台湾年轻人接受起来完全没有文化隔阂。查资料，才知道早在海峡两岸还没有正式交流的年代，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就以最高票获得了台湾的“最佳书奖”。这想起来实在有点儿奇异。现在，不少大陆学生会到台湾上学，我想问，两岸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隔阂？这个问题，向您这位“无隔阂者”提出，可能没有答案，也可能有最公平的答案，会是哪一种？
答：大陆与台湾，文化隔阂不多。其中，不少技术性隔阂一跨就过，留下的就是心态性隔阂。说到心态性隔阂，我要为大陆民众说几句话。从表面上看，大陆体量巨大，必然仗势欺人，其实正好相反。自从二十年前开始交往以来，台湾民众比较低看大陆民众，而大陆民众则比较高看台湾民众。这与当时的经济差距有关，也有政治原因。当时大陆正在全面揭露“文革”灾难，负面信息很多，而台湾正处于“解严”后的民主试验，正面信息不少。两相遇合，似乎有了高低，后来也就形成了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大陆民众极少批评台湾民众，但台湾民众却比较喜欢批评大陆民众，而且经常凭着一个偶发事件，就草率地把大陆十三亿之众说成是“素质低下”的同一种人。
例如，大批大陆游客来到台湾，对台湾经济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台湾媒体总是夸张地炒作极少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陆客不排队”、“陆客高声喧哗”、“陆客随手扔纸袋”等等。其实，那只是来自农村的游客不太熟悉城市规则而已。与此同时，使大陆民众深感其害的电讯诈骗案、假币案等等的犯罪嫌疑人，主要都来自台湾、大陆民众倒是没有说什么重话。
在此我要劝告台大学生，我们年青一代，不要在整体上鄙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庞大的人群。很多傲慢，都来自无知，终究是文化毒药。
问：我想比较真实地了解大陆的社会和文化，您能不能推荐一个书目？
答：不要忙着看书，请尽量多到大陆走走，最好住一段时间。按我考察文化的经验，最可信赖的，是切身的感受。
一些误解
问：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大陆深圳的工厂接连发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楼自尽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湾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是：由于贫富悬殊，这些独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抚恤金来奉养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猜测。请台湾朋友按照常理来推断几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年轻工人的父母现在多大年岁？四十多岁，正当盛年。等他们失去谋生能力还要多久？二三十年。这些年轻工人全都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并且身处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么可能会用今天的生命换取一瓢水，幻想着去浇灌二三十年后的老树根？
他们的自杀，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关及生命哲学。请想想，即使把自己放在自己工作的工厂里，也只是几十万分之一，而他们，又恰恰是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如果他们真是老一辈的“农民工”，那还有企盼今后“衣锦还乡”的意义；如果他们真是老一辈的孝子孝女，那还有准备今后奉养父母的意义。但是，现在故乡和父母都不需要他们承担这种意义，这使他们流浪的生命飘若游丝、轻如烟雾，产生了一种滑落于悬崖绝壁般的失重感。这是群体生命的当代困境，集中呈现于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动的时空中。学文科的同学应该领悟此间深刻的人文底蕴，千万不要做低俗的解释。
问：几个月前听您在台湾的一个演讲，说到湖北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救溺水的儿童手拉着手走进危险水域，结果发生不幸，这让我深为感动。但是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报道，大学生遇难后，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还在讨价还价。这让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恶的深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也许，媒体应该隐恶扬善？
答：我不相信那个地区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因为近年来显然没有发生赤壁大战和诺曼底登陆，没那么多尸体。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捞费，也不奇怪。善恶义利本是交错并存的，不必“隐恶扬善”。
问：我和同学去上海，觉得那里人潮拥挤、步调紧张，而上海的朋友来台北，都很羡慕这里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书店、流行音乐……我们是应该在自己适应的地方谋发展，还是应该到竞争激烈的地方去磨炼？您对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吗？
答：你对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觉。上海朋友对台北朋友所说的那些“羡慕”，明显带有礼貌的成分。其实上海没有你感觉到的那么糟糕，而台北也没有你罗列的那么优秀。至少，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湾朋友登琨艳在沪东的掩荫院落，杨惠姗、张毅在沪西的畅朗府邸，都安静得自成日月。
从你的年龄和你提问的语气，我建议你更勇敢地摆脱对于熟悉生活的陶醉，去开拓生命的空间，当然未必是上海。开拓就是面对陌生，包括自己生命深处的陌生。
问：台湾也有孔庙，安静优雅，总能感受一种对圣人的缅怀。但近年去山东，“孔子热”延烧，到处闹哄哄，据说还要打造更豪华的纪念地，收费可能也更贵，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答：我听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仅仅是学术文化界的现象，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设计他。历代皇帝祭孔，仪式宏大；普通民众朝圣，更喜欢热闹。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佛祖释迦牟尼，哲思多么深奥，但世间庙堂出现的却是密集的叩拜和香火。圣人塑造社会们几分，社会也塑造他几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那么，你安静了，他也安静了。这就像你喜欢屈原，自可默默喜欢，不必嘲笑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众读不懂《离骚》。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
问：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总觉得简体字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听说大陆也有人提出要逐渐恢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你的感觉，只是阅读习惯。我两种字体都读，没有同感。
简化汉字，包括简化字数、笔画、异形、异读、古读等很多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代代都在做。现代的简化汉字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比五四运动还早，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着“扫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实，很多简体字是历代草书中反复用过的，因此胡适之先生十分赞赏。
我不知道大陆有人提出恢复繁体字的理由是什么。这既要改变十几亿人的文化习惯，又要花费天文数字的资金，谁敢下这种命令？连终身只会写繁体字的毛泽东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
文化走向
问：现在世界的文化潮流，是模糊“精英”和“通俗”的界限，又促动“全球”和“本土”、“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竞争。请问余教授，文学应该如何在这些概念之间觅得定位？
答：很抱歉，这些界限和概念，都是强行切割出来的。文化最无聊的事，是为了讲课和论文，把一个个有机生命切割出很多碎块，再研究这些碎块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只要低头看看自己，万物皆备，百学可通，哪有什么界限？歌德说得好：“人类靠着聪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文学不是在界限的夹缝里寻找定位的可怜角色，而是自由的精灵，无处不在。
问：在网络出现前，人类只有两件事平等：出生、死亡。现在有了第三件：网络。当今的人类，最大的区分是“数字化”和“非数字化”，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人类的最大区分，还是善良和邪恶。
问：台大学风自由，但是有一些漂亮女生频频在影视中亮相，也引来师长们的批判，认为这牵涉“公德”、“行为模式”和“社会期待”，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美丽是一种文化价值。欧洲文艺复兴这么伟大，仔细一看当时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只有几位画家和雕塑家呈现了人体的美好。
一所大学的女生频频亮相影视，证明她们各方面都广受观众欢迎，这是十分珍罕的事情。讨论她们该不该出来，十分可笑。请想一想，如果上海的某所大学一直在担忧学生都成了姚明、刘翔该怎么办，是不是有点儿滑稽？
问：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散文会不会像诗歌、小说、戏剧的花样翻新一样，蕴蓄着一种突破？
答：文学的优劣，无关新旧。文学的院子非常巨大，我希望同学们多在里边游览欣赏，并投入自己的几分劳动，而不要老想着破墙挖洞。文学和科学的区别，也在这里。
问：当今的散文中，常常出现虚构的内容，您赞成吗？
答：散文是内心的直接外化。一个人的内心很可能有梦幻、冥想、寓言、童话的成分，因此也有了虚构。请读中国散文之祖《庄子》。
问：在网络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大师”的尊称，在台湾也有，不知道有没有准确的定义，是近似于“桂冠”，还是近似于“爵位”？
答：“大师”的称号，最早还是台湾给我的。很多年前马英九先生主持我的演讲，一开头就当众称我为“大师级的文学家”，我很惭愧。但在大陆，这个称号很通俗，一般指三种人：第一种，路边算命卜卦的人；第二种，民间工艺大师，例如根雕大师、刺绣大师、紫砂壶大师……其实是对亲自动手的“大师傅”的美称；第三种，被追悼的亡故者，一个学者死了，称“国学大师”，一个画家死了，称“绘画大师”，依据的原则是“死者为大”。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我的名义设立“大师工作室”，有一番苦衷。他们说，大学的理工科设立了很多高端研究所，但文化艺术没有。因此经过评选，设立了两个，除我之外，还有九十六岁的周小燕教授的“大师工作室”。在我的工作室挂牌那天，我对记者说：“一个人先做大人，后做老人，因此老高于大。我做了几十年老师，现在降老为大，不算什么。”
一句话问题
问：余教授，我们都非常喜欢您锐利、幽默的回答方式。知道您无心多涉世事，却有一种“一点就通”的痛快。我们准备了一些“一句话问题”，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回答”，作为“闪问”的结束，可以吗？
答：试试吧，否则今天走不了。
问：中华文化几千年，最普及又最不与其他文化重复的精神价值是什么？
答：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
问：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缺少的是什么？
答：公共意识、法制意识、实证意识。
问：近三十年，大陆在精神文化上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答：普及了“以人为本、生命第一”的观念。
问：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答：在“民意”旗号下的民粹主义泛滥。
问：现在的中国，您最乐观的领域是什么？
答：经济。
问：最悲观的领域是什么？
答：文化。
问：祸害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
答：传媒。那些鼓动文痞糟践文化的传媒。
问：传媒中也有好的吧？
答：也有好的，不多。多数传媒既仗势又媚俗，祸害了文化的精神品质。
问：有没有看到复苏的契机？
答：暂时还没有。读者和观众已经拒绝提升，沦陷于低层次的狂欢。
问：我们每天很多时间都在网上，这样好吗？
答：不好。赶快自救，在滔滔海啸中找一个岛屿。
问：我们在网上可以方便地占有各种资讯，这难道不会使自己更强大一点儿吗？
答：那些资讯百分之九十九对你毫无用处，却把你占有了，你的“强大”是一种错觉。
问：听说您到现在还没有上网？
答：余光中先生说，我们是两条“漏网之鱼（余）”。
问：那么，如果网上出现了您的消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您也完全不知道？
答：不知道。因为我的妻子、助理，都不上网。
问：网络上好像有您的微博，经常有您的一些话，不是真的吗？
答：我没有开过微博。大概是哪家出版社摘录了我书上的一些话吧。
问：听说您至今还没有用过手机？
答：对。
问：为什么这样做？
答：因为我所佩服的所有巨人都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从老子、墨子到康德、爱因斯坦。
问：落伍了怎么办？
答：独立地笑对天地生命，永不落伍；盲目地追随热闹潮流，很快凋谢。
问：现在像您这样做的人，还多吗？
答：极少，所以享受“独立”。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我就悄然出走，去首先问津网络。就像二十年前独自出走，去考察废墟一样。
问：因此您其实并不是反对网络本身，对吗？
答：对。
问：我们离开校门之后，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做好准备找一个善良而可信的终身伴侣。
问：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以批判之名伤害他人。
问：有很多世界末日的预言，您相信吗？
答：我还没有发现相信或不信的根据。
问：如果那天真的降临，您会做什么？
答：指挥学生驱赶那些用谣言散布最后恐慌的人。
问：您自己的表情呢？
答：用安静的微笑让人安静。安静地走向灭寂，是一种最有尊严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