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日记:离开大陆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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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1960年(1)

四九 ①,一,七

最近三天(一月五日至七日),香港的《工商日报》和《星岛日报》都登出岑学吕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说明他编辑《虚云和尚年谱》的原本及改本的经过,其中颇多责备我的话。此信不是给我的,我不必答他。况且他公开信末段已明说他要我“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我也不必重提了。

《工商日报》此文题关于《虚云和尚年谱》问题--岑学吕的一封公开信,《星岛日报》改题作《向胡适指出--岑学吕的一封公开信》,第一天有小注:“按标题为编者所加。”②

关于《虚云和尚年谱》问题③

自从香港《工商日报》于十二月九日登载了台湾通讯,一篇辩论《虚云和尚年谱》后,香港的各界人士于两旬内,到山居来访问的,有五六十人;我对于无谓的争辩,本不拟答复,但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纷纷投函询问者,亦已积至百余函。本埠诸友好,我可以在口头上简单地说两句,但外埠的诸位关心者,我可没办法用口头答复了!为了答谢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热心者,写这一封公开信。

虚云和尚出家人也。既出家,当守僧行:一、不复游俗家。二、不道自己年龄及身世事。三、口中不说人家我是非得失等等。所以百年来无人知其年龄者,问之亦笑而不答。即学吕于庚寅年所编《云门山志》,亦误记师为一百有六岁(少记五岁),公见之亦不置辩也(后编《年谱》始更正之)。

及云门事变,师以重伤重病生死之际,始略述年龄事迹,侍者笔录时将旧经书一本拆散,书于经页背面,然后照原样装订成书,与凌乱字纸二布袋,艰难辛苦,运来香港,其惊惧情形,可想而知。学吕受命,费一年心力,为之编成《法汇》以及《年谱》二种,以关津多阻,文字滋疑,不获呈师鉴定;复徇同门请,遽尔刊行,此民国四十二癸巳年事也。一纸风行,数月即罄,乃将《年谱》刊行第二版。

当我编制《年谱》时,港中缺乏志书,无可查考,仅将寄来资料整理;其中有师在云南时代之各种文稿、碑志,与鼓山时代弟子所辑之虚云和尚事略,及南华时代照鼓山时代所刻之事略,增编若干,为和尚事迹。以上各项资料中,均有师之父玉堂公为泉州太守漳州府等字样,予遂依之编入《年谱》中,非我个人伪造也;所以云南时代之留偈记亦不更改(我在南华时,知客师唯因正刊刻事迹,我曾问虚云和尚其中有无错误?师答谓:“我向来不阅看关于批评及赞扬我的文字,此次刊刻什么事迹之类,是第十三次了,我不知他们说些什么。”),此师之戒行也。

翌年甲午,我在香港福建友人家,见一本《福建通志》,询之系残本,仅四册,幸尚有一百十卷,内《职官志》载:

泉州府 ①知府黄德峻,广东高要人,进士,道光二十年任。徐耀,顺天宛平人,进士,道光二十七年任。后来又查明泉州府志,永春州志,自乾隆年间修纂之后,未续修过;故此我看《通志》后,乃急驰书询问虚云和尚,经数月后,得其第一书,内言:“云是生在泉州府署,父任何官职,无所了知,出家后,全抛俗事,更不复记”云云。于是我更急委托我在耒阳做客时之好友曾道声君,替我往湘乡一查,访到了虚云和尚的俗家,只妇孺数人,不知清楚;后来又访到乡局的老人,据说,萧玉堂长他二辈,未见过,但知道在外省做衙门的师爷,有一子已出家,数十年不得消息,更不知道虚云名字云云。以此复我。

后来我有旧友,是南京时同事的刘蕃先生,四川巴县人,到过香港,来访我说:“你编的《虚云和尚年谱》,我看过了,似有疑问;因为第一编永春州知州,我外祖父王光锷做过很久,当时我父亲随任,其幕中老夫子是湖南姓萧的,是否虚云和尚的父亲,不得而知了,你查查吧!”我愈堕五里雾中。

因此将第一版《年谱》拆开,分数十份,寄往上海友人,转寄江西,乃得收到。嗣得第二复书,即现影印在三版首页之虚云老人亲笔。我乃将签出处参考更正,遂于丁酉七月印行增订《年谱》第三版;增是增加后来的事迹,订是订正初版误记的一二事。

既有第三版订正本,则第一版的错误旧本,可以取消了;因为我们童时读第一本书所读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亦有新旧本之分;我们所读的是宋朝订正的新本,而错误的旧本,便废而不读了;因为朱注“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次序如左”。可见《大学》一书,原来亦有错误的,现将《年谱》事搁置不谈。

虚云和尚之年岁

次论及虚云和尚之年龄,云门事变以前,无人确知。至事变后,他不隐讳自己说出十九岁出家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为之披剃,二十岁依妙莲和尚受具;是有时有地有人为证明的。后若干年,曾在槟榔屿极乐寺送妙莲回国。其后民十八年己巳,鼓山两序大众,及全省官绅,欢迎他回任鼓山住持;倘使其出家年月,及所拜之师不确实,鼓山大众,未必肯欢迎他的,故此我以为他年岁无甚出入。至于同戒录戒牒等等,还待调查。其实年岁多少,有甚关系,一百二十岁都是要死的,即以释迦牟尼佛论,中国载籍,明明说是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至今应为二千九百余年,后来经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尊者东来,又经玄奘三藏等回国,又经历代祖师以及近代学者如章太炎,都不敢擅自改变;而最近数年,偏偏南方有小乘学者,在锡兰开会,主张“定而不考”,硬说佛历二千五百几年,把释迦老子减了四五百岁,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况虚云和尚之仅一百二十岁耶?(日本以佛教立国,至今仍用旧佛历。)

现在我再录一段《星岛晚报》“浮生夜谈”作者吴怀珍先生一段文,来结束以上二段文。吴先生的题目是:

学者应有新风度

阅报知道上月廿九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所作学术讲演,因其中涉及最近去世的虚云和尚家世及年龄的可疑问题,曾一度引起台北佛教徒和胡适博士在《中央日报》作过一次颇伤风雅的争辩。因而使我想起一个学者在这民主自由时代需要有一种新风度,--治学的重点要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可但求“取信于己”而不惜“伤害于人”。

胡博士为我国当代大学者,那是无疑的,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当然也值得学者钦佩的。不论古今中外,其学问越大,声誉越高,他也越“固执”,甚至也越“武断”--为的是他只知“忠于学理”和“取信于己”;因而他只看见“书本”上学问的一面,而实用上的另一面也是学问,却时常看不见了。

举此次他们争辩的例来说,胡博士从许多典籍上考据,证明《虚云和尚年谱》原版和三版所记载关于虚云和尚家世之不确,那是极有价值的;但他据此从而怀疑虚云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那就未免“固执”,也有些“武断”之嫌了。因为家世不确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确无非因其家人告知虚云时有意或无意地传讹或听错了,而儿子出生的年月,为父母的绝无有意捏造之理,而一个出家人更无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说理的态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说,这唯一的证据(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证人(作者按:乃指虚云和尚本人),也是很可疑的。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岁,是我不能相信的。”这似乎未免过于武断之嫌,也完全是“取信于己”:而此种态度,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因为如果照样论断,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虚云和尚这个人了,岂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这难道也是科学的方法?关于虚云和尚的年龄,我也有一个佐证,当他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时,先君虽非佛教徒,因研究禅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连江县籍举人刘孝恭,都与虚云和尚有往来,刘是我的先师。少时屡听先父先师言及老和尚长他们二十几岁。 ①先君系道光丙寅年生,至今当为九十四岁,而《虚云年谱》所谓道光庚子生,正长先父二十六岁,在我,并没有什么“不能相信”之处。我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奉告所有的学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风度,把治学的重点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时兴趣所至,只管“考据”、“发明”,而不管所考据发明的“伤害于人”。举例说,胡博士在答辩的文中也曾说过这话:“老宗兄,这个问题关系一个人信仰的根据,我认为是人生最神圣的问题,望你不要怪我写这两千多字的长信。”胡博士既然知道这是“神圣的问题”,又是“个人信仰”,何必在公开讲演中有意论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确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龄,使许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伤害呢?我虽非佛教徒,我却愿举胡博士之事,向今后的学者进此一言。

照文内所说,吴先生虽非佛教中人,但持论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

虚云和尚之感化力

举世称为数百年罕见之大德之虚云和尚,在物质上,如建寺庙种种事,现今尚存,已见《年谱》所载。我自从亲近他以来,觉他感化力之深、号召力之广,便细细留心观察他的言语举动;大体上言,与平常人无殊;所奇者,他个子颇高而瘦,从数十丈外远望他,似觉更高,渐行近前,又似觉与平常一样,一奇也。我见他三十年,除倾谈之际,或时有打哈哈之外,他的面容从未有变过色,纵使说话之时,也是双目垂帘,向地面视而不过六尺,从无瞠目视人的,二奇也。他所穿的衣服,不过几件,至少都在十年以上者,有人送他袍衣甚多,他都拿出来与人结缘;三伏暑天,但见他穿一件夹袍;我有一次跟他游山,不过一二里路,他行走如飞,累我满头大汗,气喘力竭,而他着夹衣从容之至,额上无一点汗,内衣当然亦不湿。他洗澡不多,换衣服亦数日一次,而身上并无一点难闻气味,三奇也。除此之外,一切饮食起居如常人,每日只洗脸一次,而洗面需半小时之久,举凡耳孔、鼻孔、发脚、颈项,都擦之甚久。吃饮时向不说话,向不答话,目不视人,吃饭就饭。有时宴客,一侍者坐身边,替客人送菜,他只举箸招呼客人;食时有客大声谈笑者,他只管吃饭,有时问他,他只有把头一点,仍旧吃饭,罢席后,始略作招呼。若在平时他一样过堂吃饭,有时饭冷羹残,他一样吃两大碗,未曾见过他拣饮择食,批评好坏。出家以后,持午年(即过午不食),有病亦然;历来有施主送他的好斋料,他都拿出来供众,向不设私食。

至于他待人接物,向来和颜悦色,平等行慈,见达官贵人、硕士名流、无知妇孺,至其贩夫走卒,都是一样的慈祥。有时闻着不入耳之言,碰着无理取闹之事,他转身向北面而行,不闻不见,绝无一句与人辩论的。至其接见宾客,出家人,或自己弟子,如有向请法者,他必俯首沉吟,说给他一二语,听受者,便终身不忘!

即如我于日寇香江时返内地,过南华谒师座,他起初坚留我长住,我说出湖南先有约,他不语良久,太息曰:“你搅了数十年,得个什么?得个什么?”我当时悚然,至今仍留脑际!渐渐始觉得他的感动力的伟大。所以他数十年来,出家的二众弟子,在家的二众弟子,皈依他的,我少说些,至少亦有五七百万人。在家的二众中,有达官贵人、鸿儒淑女、外国牧师,以至三山五岳、四海英雄、绿林豪杰、偷鸡摸狗的,一切皆有;此五七百万人之中,自皈依他后,一经印证,难保其中无“一宿觉”者,然大多数弟子自见过他后,总是如孺子恋母,时时有个虚云在脑海中,而不能忘者;有些道学更向上,有些改过做好人,有些发起菩提心,而尽力于救人、救国,总之都是向好的一路走:未曾闻过虚云弟子有弑父、弑兄、杀人放火者。昔人所谓佛教能阴翊皇〔度〕,辅助政化,岂虚语哉!

我再补述虚老于云门事变之翌年癸巳,为弟子迎请入北京后,东南人士请他往上海建法会,情形之热烈,世所少见,每日往玉佛寺候见他者数万人,寺内寺外及马路上人如潮涌;每日定下午一时在大殿前见面,万千人望见师出,即伏地顶礼,师为说三皈依及开示数语而已。此次到上海所收皈依弟子,过百万人。八十余岁老居士蒋维乔、高鹤年亲见师,并为文记之。师所收果金时币三亿余万,尽拨送与四大名山、八大名刹及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处为供养资;上海《觉有情》专刊十四卷第一期纪事甚详。此为全国皆知之事。

我对于编《年谱》的宗旨

《虚云和尚年谱》,当然与寻常年谱不同,因为他是和尚,是数百年来罕见之大德高僧!我要注重他出家以后的苦行修持,我要注重他禅功锻炼的经过,我要考究他经历艰险的情形,我要窥测他处常处变事事物物,及至到龙天推出,为世为人;如何以一穷和尚,在云南数年,而得到官民拥护;以后如何能建设大小数十寺院,而举重若轻;如何以湖南口音,而随处弘法,人皆领纳;如何见过他老人家的,如孩儿恋母,永不乖离;如何他的说法开示,能指出佛心人心;如何他能对机而向每一个人说一两句话,即令人终身不忘;如何能教化弟子,使坏人变为好人,而有益于国家社会;凡此皆是年谱中最重要之记载。我以平凡笔墨,能写出再来菩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是心满意足了;因为他是不可思议之人物!其他不关于和尚之“弘法利生”的事,我随随便便,懒于考究了。如其不然,轻重倒置,不去考查和尚弘法利生之事,而去替和尚“查家宅”,替和尚的上代查“爵秩全书”,即使查到虚云和尚不是姓萧的,萧玉堂是卖豆腐的,那有什么关系?倘更有深文些说:一事假则其余皆假,虚云和尚的事迹及年岁都是假的、伪造的、全部书要不得,一把火烧了它罢,那更好极!深合佛旨!昔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说“我未尝说着一字”!又谓“若谓如来有法可说,即为谤佛”。倘真能到此境界,三藏十二部,皆是揩疮脓血纸(如其未到此境界,漫说一言,入地狱如箭射),--敢吗?

我编《虚云和尚年谱》,本来是不敢担任的,但以危难中的师命,不敢不从,费一年心力,勉强成书,错误百出,自知不免,良以关山阻隔,欲考无从,故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出版后,翌年甲午,自己查出错误多端,乃四处奔走,寻求更正资料,乃于一九五五年乙未查出:

一、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均于乾隆年间修纂后,未有续修过。

二、道光二十年,泉州府知府黄德峻,系广东高要人。

三、道光二十七年知府系徐耀。

四、道光二十七年福宁府知府系庄受祺。

五、道光三十年之泉州府知府名字,《福建通志》、《新通志》,俱未列入。

六、永春州知州沈汝瀚,道光十六年任,知州王光锷,系巴县人,任期未详。

我得了以上种种资料,认为宝贵,更加注意蒐寻;迨隔了一年,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夜”,胡适之先生致詹励吾先生函,指出《年谱》错误处,是在美国议院图书馆中觅出漳州府福宁府之前后任人名,并说明未见泉州府志。是胡适之在美国所见者只漳州福宁二府志耳。詹先生接胡先生函后,即于七月廿五日抄胡函给我;我即复詹一函致谢,语甚客气,并请詹为我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实系对能读书人的尊重,及对于已经成名读书人爱护之意,并不曾附带说明我已于一年前查出错处,及所得资料以自矜炫;盖欲学修持人之风度也。后我于一九五七年重订《年谱》为第三版;此次增订出版,并非受到胡适之先生所指示,因我所查出之上列一二三四五六,六条史料,均非适之先生函内所列有者也。

佐治 二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