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临终前，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朱翊钧托付给高拱，张居正等几位大臣，希望他们好好辅佐朝政，教导小皇帝他大成人。其中最得明穆宗信赖的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原籍湖北江陵。自幼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的神童。22岁时就高中进士。他在当走上仕途之后，他更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能力，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十分认真负责，富有才干的他很快就得到上司的赏识。因此他的官职一升再升，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进入到了内阁做了犬学士。
接受了穆宗遗命的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朝中的权臣。明朝从太祖洪武皇帝起就废除了丞相，增设了内阁，在内阁大学士选出一人作为首辅，全权负责，地位相当于丞相。当时的时的内阁首辅就是高拱，权力还在张居正之上。但高拱为人过于自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尽管张居正是一个有改除朝廷弊端的大志的人，也非常得穆宗器重，但始终有高拱压在上面，使他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张居正始终隐而不发。
但张居正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小皇帝朱翊钧即位不久人心不稳，高拱的独断专行就给他惹来了麻烦。原来高拱得罪了宫中太监冯保。而冯保是宫最有权势的太监，皇帝年幼还只能任人摆布，于是冯保和联合对高拱早有意见的太后一起，利用圣旨之名罢免高拱的官职，而张居正顺理成章当了内阁首辅。这一下大权完全落入张居正手中，可以逐步实现他胸中酝酿已久的改革计划。
张居正很有心计的人，他清楚一旦改革必将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必定受到巨大阻力。首先就要巩固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否则改革未成，自己就先成为了牺牲品。只有将小皇帝掌握在手中，这样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于是他主动担当了皇帝的教师，每天教皇帝诵读四书五经。张居正很得太后信任，经常教导幼帝要听张先生的教导，这样在宫里小皇帝对张居正既尊敬又害怕，尊称张居正为“先生”。
张居正对小皇帝更是严格要求，一有差错他就严厉责罚。在10岁的小皇帝心目中只是将张居正当作一位严厉的老师，而不是自己臣子。
每次在“经宴”上，张居正都在一班大臣面前给小皇帝讲解经书。“经宴”是每十天一次，讲经结束后就举宴请名位大臣，君臣们一起商议国事。张居正在这种正式场合讲解更加卖力，而且对皇帝的要求也更严格。因为他明白，在这种重大场合更能树立他的威信，使皇帝和诸其他大臣都敬畏他。
有一次讲解《论语》，照例小皇帝首先朗读一遍，结果小皇帝不慎将一个字的发音读错。本来是个细微的错误，大家也都没十分留意。没想到正在细心倾听的张居正立刻大喊一声，喝斥小皇帝犯下了不应有的错误。
张居正声音十分响亮，震得宫廷上都发出回音。这下把小皇帝和在座的各位大臣也都都吓了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错的错误，张首辅就如此严厉，何况皇帝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小皇帝被吓得心惊胆战，丝毫不见帝王的尊严。他立刻改正错误重读了一遍。张居正的威严和权势，让各大臣都暗暗吸了一口冷气，没想到张大人连皇帝都敢严厉批评。
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一直在教皇帝四书五经。在这10年中张居正有太后和皇帝作为后盾，使得朝廷大臣对他敬畏万分。因此张居正独掌大权，轻易地扫平了反对势力，他的新法十分顺利地得以推行。
他最著名也最具有改革性的新法是“一条鞭法”。这项法律改革了传统的征收赋役制度。万历之前历代征收赋役包括两大项：赋税和劳役。老百姓向官府上交钱财叫赋税，定期给官府义务劳动叫服劳役。这样赋税和劳役交替给百姓生活增添了很大负担，所以总是不安定。而贪官、地主又趁机欺压剥削百姓，更多地对百姓进行压榨。所以这种制度弊病很多。
所谓一条鞭法，顾名思义就是将赋税和劳役相结合，统一折算成银子上交官府，官府再利用这笔钱雇人来干活。这样一来，百姓免除了劳役之苦，而且交一次税就很长时间不用再交，既减轻了负担，又安定了生活。而且这样一来税收帐目清楚，那些经常投机逃税的地主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官府交税。
一条鞭法的效果立竿见影，确实利国利民。老百姓都拥护这项新法令，张居正深得民心。短短几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就成倍增长了，粮食也有了充分储备。皇帝和太后也更加信任张居正，这让张居正更能放开手脚，大胆进行自己的改革。
张居正紧接着就打算惩治腐败的问题，当时许多贪官不学无术，贪赃枉法、成为吞噬国家根本的蛀虫。很快张居正制定了“考成法”。就是对朝廷大小官员进行定期考试，不合格的官员就降职甚至罢官，合格的官员才能留任。成绩优秀者则给以奖励并且升职。
“考成法”的实行以后，朝廷的用人制度得到改善。这样很多尸位素餐的官吏，不敢再为所欲为。百姓们更是拍手称快，他们以前经常受到昏庸官的压迫，而现在有了“考成法”，越来越多能为民办事的，百姓们怎能不高兴。很多有能力的官员更加努力工作，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升职的。
接着张居正的眼光又瞄准了国防。明朝在嘉靖皇帝时，解决了南方倭寇骚扰的问题，但北方常有鞑靼骑兵的侵犯，给京城北京造成了很大威胁。张居正对此煞费苦心。如果不消除边防隐患，明朝统治始终不能稳定，老百姓生活也无法安宁。必须要有一位得力将领才能胜任，张居正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身上。他相信能担当这个重任只有戚继光。张居正能知人善任，这是他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前任内阁首辅高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高拱为人行事专断，嫉贤妒能，最终被弹劾了事。而张居正却知人善任。
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了北方后，马上开始整备北方各镇的军务，重点防范鞑靼人。戚继光果然不同凡响，很快他整顿了军队，加强部队的战斗力；接着他命部队并征集民夫在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段长城上重新修了几千座堡垒，互相呼应，防御能力大为增强。这一来让鞑靼骑兵寸步难行，他亲自练就的戚家军勇猛善战，加上坚固的防御工事，接连多次让敌军无功而返。鞑靼人只好求和，表示永远和明朝友好，一直战火不断的明朝北方边境终于安定下来。戚继光继荡平倭寇之后再次立下大功，但这也是张居正善于用人的功劳也很大。
正当万历皇帝20岁，开始逐步接手朝政的时候，张居正患病死去。本来万历皇帝也很怀念这位教导自己的老师，但很快他就发现没有张居正在身边是这样无拘无束，不需要再为犯下错位而担惊受怕。身边很多怀恨张居正的小人立刻借机挑拨，万历皇帝开始痛恨这位张先生的严厉，很快他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把他的爵位也给撤了。
纵观张居正一生，他的一切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地主的局部利益。他虽生前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压制了反对势力，但他身死以后马上就有人就开始疯狂的报复和攻击。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还是中国历史光辉的一笔，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对张居正有这么样的评论：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