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司马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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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自序

在最近接到叶圣陶先生的复信,知道开明书店有着肯收印这部稿子的好意以后,我重把全稿校改了一遍,并把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全稿写成的日子)初写的序文以及今年八月三十日重写的序文都割弃了。现在愿意报告给读者的是:本书蓄意要写,是二十七年(此处指民国二十七年,即公元1938年,下同——编者注。)秋天的事;在这年的夏天,我由昆明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在路上才对《史记》有着整个的接触,直到在成都住定下来,才把意见整理了一下,又对全书作了一个自己行文时需要的索引,可是没有动笔。不久又到重庆去了,经过了三年,首先写出的只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之贡献》一文,日子是三十年四月九日,原因是这时担任着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所以先把这方面的意见写成了,现在收入本篇的第九章第三节。后来又因为在中央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常想把《史记》之史诗性的优良写出,但老没有实现,只是同时却重新有着要把全书写出的冲动了。又过了三年,这冲动到了三十三年的春天,是再也不能遏止了,便一气写了二、三、四、五、六各章,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这一组的文字中最早的一篇,日子是三月五日,第六章最迟,日子是八月十六日,还有第七章第十一节《司马迁之民间精神》也在这期间写出,日子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共差不多费了半年的工夫,书写成了小半(司马迁的生活方面是告一段落了),而第一章的正文仍空着;第一章因为是对司马迁的时代之整个把握,我不敢轻易写,也曾写出了一部分,又为一个无知的妄人撕掉,兴致也就索然。(我顶痛恨一个人打断我的工作!)关于司马迁之思想和艺术方面,则怀着畏难更大。接着我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来了,我很少写东西,教书生活也放弃了,我离开了住久了的沙坪坝,迁到北碚,北碚自然是鸟语花香的地方,可是与我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日本投降虽给我了一时的兴奋,也苦为时极暂。——三十四年是这样空白地过去了。到了三十五年的春天,我只身飞到了南京,心情和健康都慢慢好转,头两个月在忙我的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决计推开一切,全力写《司马迁》,首先把第一章补写起来了,十分高兴,果然写得很顺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艺术的方面也完成了,结论也写出了,两月的工夫得了十二万字,在我自己是最得意的记录,而全书告成了!南京不是我怎么喜爱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风光,却也恋恋!

有人问我写作时的参考书怎么样?我很惭愧,老实说,一点儿也不博!有人有着《史记会注考证》,可是锁在箱子里,不借给人看。学校里有一部,可是被一位去职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么办法?我在写完《司马迁》以后的四个月到了北平,多少买了点书,关于《史记》的也有十几种,《史记会注考证》即在其中。但仔细看下去,这些书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改动我的全文的地方。我只好解嘲地说:阿Q不是会唱“手拿钢鞭将你打”,也不曾有人教吗?我也有“无师自通”的地方啊!况且,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的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近人动辄以参考书多少为计较,我便不太重视了。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书中多已随文注明。现在我只想特别提出,给我启发最多的是姚祖恩(《史记菁华录》的著者,只有最近朱佩弦和叶圣陶两先生在所编的《略读指导举隅》中才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在论及《屈原贾生列传》或《魏其武安侯列传》时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张裕钊(我所说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准书》而得),他们对于《史记》的贡献,我想以后作《史记研究书目提要》时再为表彰吧。同时,我却也可以坦白地承认,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但他们的功劳究竟是值得感谢的。

又有人见我分别发表了的本书的几章时,曾问我:是不是在大学里正开“史记研究”的课?我也只有笑了。第一是,现在的大学里就是有“史记研究”的课,也不许我这样讲法,他们要的是版本,是训诂,是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摇头摆尾地讲讲“义法”,如此而已。我们这样讲法,却是“无本之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哪里可以在大学里讲?第二是,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我管什么大学里有没有这门课?

在我写作时的确经过了些艰辛,可是写完了,校完了,也觉得仍是十分空虚,仿佛有一种莫明其妙地若有所失之感似的。只是在初写时,最不满意的是关于李陵案的一章,谁知在重校时,我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为凭,有时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满,又有时不免溺爱,也就有些过分的宽容。总之,写过的东西,颇有些像疮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开的。——是非还是诉诸读者吧!

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而传记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来因为论《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一文写得太长,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的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格与风格也有一个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本也想把这个形容词加在书名上,可是那就更累赘了,而且不如现在这样有点含蓄,虽然我是不惯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

去年十月五号到北平,现在恰恰一年了。校完了这稿子,在感到这稿子本身的空虚之外,才觉得来了北平还没做什么事之愧耻,是更有些怅怅然了。

想到最初写此稿时,我的朋友蔚初所给的鼓励之大,这鼓励令我永不能忘却,现在远隔万里,就谨以此书作为纪念,祝她康乐,祝她勤奋地写作吧。叶圣陶先生和开明书店的好意,也一并谢谢!

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夜深人静,皓月当空,

长之记于北平广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