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
这本小说篇幅极长，添了序言就会更长，想想就很不好意思。作者大概是最难客观评述自己作品的人了。关于这点，声誉卓著的法国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就说过一个发人深省的逸事，主角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当初，普鲁斯特想找某法国期刊刊登一篇评论他巨著的重要文章，却又认为没人比自己更适合这件差事，于是就自行动笔写完了。接着，他叫某位文坛的年轻后辈挂名，帮他把稿子交给编辑。那位年轻人乖乖照办。岂料几天后，编辑把那位年轻人找去说：“我实在无法刊登这篇文章啊。普鲁斯特先生要是看到这么敷衍又冷血的评论，绝对不会原谅我。”虽然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很敏感，又容易嫌恶外界负面的评论，但他们其实很少会感到自满，多半明白纵使投注了大量时间和心力，作品依然未能符合自己的期待。因此，他们通常会气恼于无法完整表达原先构想，而不会因为少数段落写得不错就沾沾自喜。他们只想交出完美的作品，却又可悲地意识到，目标还离自己很远。
有鉴于此，我不会去评论这本小说，只打算跟各位读者分享，这本至今仍有人提起的小说是如何成形的。假使读者觉得无趣，还请多多包涵。我是二十三岁写下这本小说的初稿的；当时，我已在圣托马斯医学院读了五年的书，一毕业就前往西班牙塞维利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初稿我到现在都还留着，但自从校对过后，我就再也没看过一眼了，但肯定是很不成熟的作品。我那时把稿子寄给了出版我第一本书的费雪·恩文（Fisher Unwin）（我还在念医学院时，就写了本小说《兰贝斯的丽莎》，图书市场反应还算不错），我希望卖一百英镑，他却不愿支付。后来，我又接洽了几家出版社，但没有一家愿意出版。那时我真的很难过，如今想来十分庆幸，因为要是真有出版社买下（最初书名为《斯蒂芬·凯瑞的艺术脾性》），我就失去了年轻时未能好好发挥的一项题材。当时距离自己所描述的事件还不够久，我还无法善用那些素材，也缺乏日后用来充实书中内容的人生经验。另外，年轻的我并不知道，描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其实轻松许多，譬如当初我把主角送到鲁昂学法文（明明自己没去过几次）[2]，而不是到海德堡学德文（我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
屡屡碰壁之后，我就把稿子束之高阁，去写其他小说，顺利获得出版后，又跑去写剧本。久而久之，我成了非常成功的剧作家，也决定要把后半辈子奉献给戏剧。然而，我却没意识到一股内在的力量，让这些决心显得虚有其表。我过得很快乐，名利双收，又忙个不停，脑袋里塞满了想写的剧本的灵感。我不知道是这份成就不如原先预期，还是成就导致的自然反应，就在我身为剧作家的名声如日中天时，昔日生活的回忆却再度纠缠上我，不管我睡觉、散步、剧场彩排还是出席宴会，这些回忆都不断地干扰着我，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因此我决定，通过全部写下来这唯一的方法来摆脱它们。我多年来逼自己适应剧场紧凑的步调，因此极为渴求写小说的无拘无束。我很清楚自己要写本长篇小说，希望能全神贯注，所以婉拒了剧场经理热心提出的各项合约，暂时告别舞台。当时我三十七岁。
专事写作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投注许多精力磨炼写作技巧，强迫自己接受乏味无比的训练，只求改善个人写作风格。但随着剧场开始上演我的剧本，我也无暇继续精进；等到我再度提笔写作，目标也有所不同了。我不再追求瑰丽的辞藻和丰富的笔触，过去这些努力只是徒然耗费心神罢了；我反而专注于简单朴实的文风。小说篇幅有限，却有许多东西要说，因此一字一句都不能浪费，只用必要内容清楚表达本意，没有任何矫饰的空间，剧场的工作经验教会我用词简洁的价值。就这样，我全神贯注地写了两年，但不知道该把小说取什么名字，寻寻觅觅后才偶然读到《以赛亚书》里“美自余烬而生”这句话，觉得颇为贴近书中意旨。没想到，那句话最近已有人拿来当作书名，我只好另外想办法，最后决定取材自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把小说取名为《人性的枷锁》。我不禁庆幸，幸好原本想到的书名无法使用。
《人性的枷锁》不是一本自传，而是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里头事实与虚构紧密交织，充满我的真情实感，但并非所有事情皆如实呈现，主角有些经验也不是取材自我的人生，而是改编自身边亲友的经历。这本小说达到了当初的目的。小说问世后（当时的世界仍处于大战的动荡时期，人人只在意自己的苦难与恐惧，无暇顾及区区一位小说人物的冒险故事），我发觉自己也摆脱了那些折磨我的痛苦与煎熬的回忆。这本小说大获好评。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还替《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写了长篇书评，笔触洋溢着睿智与怜悯，迥异于他笔下其他评论。不过，这本小说的命运看起来理应跟绝大多数小说一样，出版几个月后就遭世人遗忘；岂料，不知道是何种巧合，数年后这本小说居然获得了美国某些名作家的关注，他们在不同的报纸、杂志上推荐有加，唤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幸亏有这些作家力挺，这本小说才如获新生，多年来一直受到许多读者青睐，我得在此对他们聊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