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萌发一个想法：写一本西方哲学的通俗读物，经过一番考虑，最后确定一个题目：《西方哲学的趣谈与启迪》。去年下半年，我把这个想法同当时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吴向东作了汇报，得到他的支持与鼓励。今年6月我又同新上任负责科研的副院长李建会谈及此事并简要地介绍写作进展情况，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首先碰到一个问题：这本小册子写哪些哲学问题和内容。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与现代社会流行的此类专著、教科书不同，它不是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论观点，而是挑选出其中某些哲学问题、命题或名言进行论述与分析。为此我确定选题的三个原则：第一“趣味性”。既然此书为“趣谈”，就必须从西方哲学中挑选出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哲学问题、命题或名言，使读者见到此题目就能够被吸引，并迫不及待要去读它。第二“哲理性”。既然是西方哲学的读物，当然不能离开哲理性这条主线，尽管不是全面论述西方哲学家的理论观点，但无论写哪方面的问题、命题或名言，都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视角反映哲学家思想，而且应该从中揭示出其深刻的哲理性的内涵。第三“启发性”。就是让读者读后不仅增长了哲学知识，而且无论在看问题上还是在思想方法上得到一些启示、帮助与提高。根据以上三个原则，经过认真考虑和反复选择，最后确定这本小册子的四十个小题目。
在写作过程中碰到不少困难，其中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哲学内容阐释和写作形式的通俗化问题。作为一本西方哲学趣谈的读物，显然不能写成学术专著和正规教科书那样。但这对我来说，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己长期养成的写作的习惯产生的。我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达数十年，无论是写的专著还是论文都着重于从内容上的深刻性和见解上的创新性下功夫，很少考虑通俗化问题，因此文字表达充满思辨，甚至晦涩费解。正是由于自己长期养成这种写作思路与风格，而今天要从通俗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不是三两天就能做到的，尽管自己做了不少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二是自己掌握西方哲学知识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西方哲学从古到今涉及的哲学家很多，他们的哲学思想观点十分丰富和复杂。自己经过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对有些哲学家的哲学理论进行过一定研究，有较深入的理解与掌握，但对不少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并未进行认真研究，只停留在一般了解或一知半解上。古语云：“熟能生巧。”对于不熟悉、生疏的东西，当然很难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很同意一位学者的话：只有“通”，才能“俗”化。也就是说只有对哲学家的问题、理论观点有深入研究与了解，达到融会贯通，才能应用自如以通俗语言表达出来。这里我想起两位哲学大师写的著作与文章。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他写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是这方面的典范。由于冯先生对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并将中西方哲学融为一体，他把玄奥的哲理和深刻的见解，通过通俗语言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读者都很喜欢读这本哲学著作。另一位是胡适先生，他在美国留学时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对于实用主义的理解达到深刻透彻、融会贯通，所以他在介绍实用主义的文章中，用许多生动的恰当实例解释实用主义理论观点，显得生动具体，读起来一目了然，没有半点生僻和晦涩之意。两位哲学大师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我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由于教学需要，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西方哲学，从此我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进修期间得到张世英、苗力田两位老师多方指导，此后两位老师每出版一部著作、译著都赠送给我，使我得到很好学习机会。同时多年来也经常得到朱德生、陈启伟、钟宇人、侯鸿勋等学长的帮助，有的学长还抽出宝贵的时间阅读我的一些书稿，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在两位老师和几位学长的指导和帮助下，半个世纪来我结合承担的国家、教委、北京市的课题写出一些著作和论文，有的还获奖。但总觉得自己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都是属于学术性、思辨性很强的东西，除了哲学专业人士能去阅读之外，一般读者则是望而却步。从而产生一个想法：在有生之年写一本西方哲学的通俗读物，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出版这本小册子，虽然很肤浅，而且还会有很多错误，但就算我耄耋之年完成的这个夙愿吧。
杨寿堪
2015年9月10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