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关节点无法忘记的罪恶人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重要的年头值得纪念。“2015”，就属于这样的年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年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艰难赢取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年头。
那还是在2014年，中日甲午战争恰逢两个“甲子”——120周年的时候，我一边在编写《甲午战争的千条细节》（中国东方出版社，2014年），一边在新浪微博同步刊发编辑的内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位年轻的编辑与我在微博上展开了互动，他的每个跟帖评论都让我感到一种澎湃的激情、一种爱国的情怀。后来，我到上海出差，与他相约在酒店见面。通常人们说，粉丝见面都是“曝光死”。我们俩呢，或许是同性粉丝的缘故，或许是谈话投缘的原因，反正是两个人相见甚欢，谈锋甚健，最后在“脑力激荡”中撞击出来一本书的题目——《蒋丰看侵华战争中的日本人物》。当时，我们都意识到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年头。
接下来，多年来主张“图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与我见面。他出生在河北省沧州，我曾在河北省定兴生活过。这样，谈及历史，我们很快就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说到了拟定中的这本书。韩建民社长当场拍板，希望交大社出版此书。我又一次领略了拥有共同历史情怀的人，“一杯浊酒喜相逢”，不仅可以道尽古今天下事，还可以签约写就往事篇篇。
本来，我们拟定了20个人的名单。其实，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值得书写的罪恶人物何止20人，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何止20人！后来，因为我实在是各种事务缠身，无法在一张平静的书桌前面坐下，最后赶在出版之前，只写出了10个人物——河本大作、近卫文麿、广田弘毅、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田中久一、根本博、北一辉、德富苏峰。
在这里，我要向韩建民社长表示歉意，向因为在催稿过程中屡屡遭到我“恼火”的编辑表示歉意。在这里，我要说，我还会写下去，甚至会把这个题目作为我后半生研究的课题。如果此书能够在抗战胜利75周年或者80周年之际再版，就会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
坦率地讲，写这本书并不容易。尽管国内这类书籍也有几本，但史实来源并没有注明。因此，这次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特别注重对日本史料、人物传记的引用。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战犯期间，那位在1935年6月27日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的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曾经被叫到法庭上作证。尽管他是当事者，但因为他拿不出更多的文字的、数字的证据，讲的都是情绪化的语言，差点被从法庭上轰下来。相比之下，当时我们的中国代表团，同样没有从国内带去很多文字的、数字的证据，但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日本防卫研究所资料库里面求证、索证，终于能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提供了法庭认可的证据，把土肥原贤二送上了绞首架。因此，这次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刻意在引用日方的资料上下功夫。
当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准确地说是进入“互联网＋”的时代，人们不仅阅读习惯改变了，阅读标准也改变了，许多人信奉的是“无图无真相”。这样，我就要尽量外出探访书中罪恶人物的出生地、旧宅、墓地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地”、“纪念馆”等等。记得我到岩手县采访的时候，得知当地是日本甲级战犯之一板垣征四郎的故乡。我想探寻他的遗迹，出租车司机则告诉我：“板垣在家乡是有墓地的，但从来不对外人开放。我知道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我知道了，有些日本人把侵华人物的历史遗迹当作荣光，不惜一切地得瑟；有些日本人感到耻辱，尽力遮掩不声张；还有些日本人希望过安静的日子，让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永不再提。正因为这样，我这次没有写拟定中的板垣征四郎，因为我还是想寻找他的历史遗迹！我始终相信，踏访这些历史遗迹，不但可以追寻一些历史史实，还可以看出许多日本人延存至今的荒谬的历史观。
沉浸在书海里面，我看到当年日本陆军省里面不但有专门搜集中国情报的部门，还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中国通”。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中，就有3名“中国通”——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我在本书里面也写了三个“中国通”——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根本博。历史告诉我们，日本近现代史上的“中国通”，并未因为了解中国而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并未因为熟悉中国而放弃在中国的暴行，反之，他们因为洞悉中国而掌握中国的软肋，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在自鸣得意中最终把日本引向战败的惨地。其实，这对于我们当今认识日本的“中国通”也是有帮助的。
沉浸在书海里面，我看到日本一些侵华人物有丰厚的汉学功底。别的不说，参与1936年“二二六”未遂政变的理论指导者北一辉，其“一辉”的名字就是到中国以后才起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广田弘毅，其“弘毅”之名更是直接取自于《论语》。而甲级战犯嫌疑人、横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的媒体“大咖”德富苏峰，青年时代更是苦读过《史记》、《战国策》的。“日本人用中国文化打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写这些方面的内容时，我痛感于此，把盏自酌，泪水长流。
我不想展开多说了。如果读者从这本书中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侵华战争中日本人物的奸诈、凶残、丑恶，能够进一步感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能够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能够更加努力振兴祖国，让这一幕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我将倍感高兴。
这里，我要再次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以及他那些年轻的同事们。
我还要感谢《日本新华侨报》社长吴晓乐。感谢她对我的支持和宽容，让本书得以问世。同时，我要感谢《日本新华侨报》同事们，他们帮助我做了许多资料的基础工作。
蒋丰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
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