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九日的The Spectator周刊上，Gunther Stein发表了一篇《迷惘的美国》。他说美国在这次大战之后因为生产力的增加，国民收入差不多比较战前加了一倍，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大大提高了。乡村里的普通农家一年的平均收入已超过二千元。我在美国时曾打听过，在战前一个一年收入在八百元到一千元左右的农家已算是小康之家了。所以现在他们手边的钱确是多得多了，虽则物价也在涨，一片繁荣的景象是很显著的。可是Stein接着说，这片繁荣的景气带来的却不是欣欣向荣的愉快和满足，而是恐惧和不安。据他的观察，上自企业家，下至工人农民，都在担忧，这繁荣可能是朵昙花，怕不久就会有经济恐慌要发生。政府里的要人们愈是“辟谣”，民众也愈觉得恐惧得有根据。
Stein并没有说美国经济是否真的不久会有恐慌发生，其实谁也不敢预测，除了算命先生；人类历史中的波动确是难说的。不过他所描写的那种普遍的迷惘的心情却是事实。美国人为什么这样神经质地在繁荣中会担忧起恐慌来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在上一次大战后美国人所受经济恐慌的打击太深了的缘故。一个吃过苦头的人不会忘记痛苦的经验，所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都是这样发生的幻觉。但是这次大战和上一次大战究竟并不是如法炮制的一帖药。而且有了一次经验正可以及早设法，更有把握来应付可能的覆辙，学了一次乖，不是更有一点保障了么？美国现在那种心情的不安还有着更深刻的疙瘩。关于这方面，Stein是没有讲到的。
美国人的骨子里还是充满着清教Puritan的精神。清教徒的信仰里有着一个严厉的上帝。他是整个宇宙的舵手，驾驶这万有的大船，向着至高的目标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在其他宗教派别中是要求说明的。他们依赖先知，直接和神交通，启示给芸芸众生。清教徒却不然，上帝既是全能全在的，他可以直接在给每个人的赏罚中去表示他的意志。他会给合于他意志的人具体的恩赐，他可以给违反他意志的人严厉的刑罚。生活上的顺利和繁荣就是恩赐，事业的失败和破产就是刑罚。于是清教徒放弃了依赖先知或其他权威来猜测上帝意志的企求，一转而把眼睛看到了现实的生活。同时也把日常生活作成了测验上帝意志的指数。他们在现实生活上加上了一层宗教的意义。
他们并不是说，一个衣食丰裕的人是个好人，而是说好人一定会衣食丰裕的。衣食丰裕是上帝所给的，上帝只会赏给配受恩赐的人。普通观察者都看得到美国人是最主张自助天助的原则。一个自己不想求上进的人是道德上有缺陷，上帝会降下灾难，使他受苦。人怎能对这些上帝所不喜欢的人予以援助呢？美国人在社会保险这一类事业上是永远带着一些怀疑的。贫穷由于自取。很多人反对罗斯福的新政是为了新政养成了人的依赖性，使上帝对每个人赏罚的机构受到了阻碍。
清教徒勤俭刻苦，生活很严肃，不断地自省，像是在替上帝记账。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分析过美国社会背景，说明了他们怎样会发生那种竞争的心理。这心理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配合得十分密缝的。他们竞争，比别人顺利，有办法，更富裕，那就表示他们更能得上帝的宠爱，因之，也必然是更好的人。物质就是道德。
在一个机会丰富的社会里，各人可以不必靠劫掠别人来谋自己富裕的经济里，这种信仰多少是有客观根据的。勤俭的人起了家，懒惰的人破了产，天道恢恢，赏罚不爽。这种信仰对于一个顺利的人是有鼓励的，但是对于一个失败者却不然。如果失败的原因果真出于自己的错处，自可以借此自己检点一下；如其并非出于懒惰或疏忽，情形就不同了。不幸的，美国在上一次大战之后容忍竞争的开拓机会已经减少，成败已经不是个人的能力或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了。那种个人负责的传统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深入人心的信仰常是出于理性控制之外的。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恐慌，会使无数的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在经济上固然因罗斯福的新政而得到了挽救，但是心理上的创痛却不易平复。严重的经济恐慌在个人来说是事业的失败。失业之后，大批的人靠救济过日子，传统的自信心一扫而光。而且更严重的是找不出上帝为什么要谴责他们的理由。依清教的教条，这些不幸必然是因为人犯了罪，但是每个人自问良心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他们如果不能把这责任归之于社会制度，就不免迷惘起来。迷惘是出于对传统道德标准失去了把握，像是一个受到了莫名其妙的刑罚的孩子一般。
1929年开始的经济恐慌对美国人自信心的打击是空前的。过去几百年，新大陆的新字不但是指地理上的新，也是道德上的新。自助天助，上帝严厉而公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出兵欧陆都自认为是以光明去征服黑暗，正是逼他们祖先出外开辟新天地的黑暗；是以新去克服旧，是进步的。所以1918年的胜利，道德的气息远过于军事。威尔逊到巴黎代表的是新世界的曙光。美国在德国的屈服中证实了自己的优越，几百年来传统精神的优越。同时也证实了他们祖宗确是弃暗投明，走上了正道。但是上帝却并没有给这些正直的人应得的报酬，相反的，却是失业和穷苦。上帝是不能错的。于是他们迷惘了。他们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迷惘的美国曾经想把头埋在沙土里像一只鸵鸟。但是在他们并没有恢复自信的时候，那些在1929年经济恐慌中渡过早年的孩子们刚长成又被送上第二次大战的战场了。我们如果比较前后两次大战结束时的心情，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避免“思想问题”的战争必然避免不了胜利时道德上的迷惘，也因之并不能使世界感觉到获得了新生命的欣慰和愉快。大西洋宪章的道德境界本身已经不太高；不幸的，宣布不久又遭到丘吉尔的蹂躏。我在美国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在胜利前一年竟没有人愿意勇敢地追问到这次战争的目的。太平洋上的空战差不多成了足球比赛一般，报纸上竞相以各战斗员击落敌机的纪录来吸引读者。关于战争目的他们觉得只是罗斯福的事，罗斯福一死战争的目的也跟着死了。
这次战争缺乏道德气味并不是偶然的。美国心里有病。他们在这次大战之前原有的自信心已经消失，而新的标准并没有建立。有人觉得罗斯福一死美国怎样会完全变了面目。其实这并不值得惊异。罗斯福挽回了经济危机，但是并没有确立一个新的道德标准。新政人物是技术性的，并不是人民的导师。罗斯福一死新政人物悄然引退，除了华莱士发表一些演说外，没有半点挣扎。这就表现了罗氏十多年的执政只续延美国经济制度的寿命，并没有在美国人的心底引起一股新的改造热力。新政死得像罗斯福一样容易！
美国人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虚弱使他们并不能安心接受从战争里得来的繁荣。在他们内心，更有着一种不敢说出来的恐惧，这恐惧是新大陆在道德上将要不能再领导世界了，因为有一个更新的大陆在浓雾里闪烁出现了。美国讨厌苏联并不止是它的“强大”。在经济和军备上美国深知苏联在二十年内没有法子超过他的。但是他们感觉到压力，这压力不是来自实力。如果美国人有自信觉得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或是共产主义是不近人情的主义，他们不必害怕苏联会危害美国了。美国在这次战后像患了歇斯底里症一般地反苏，把苏联的思想威力估计得这样高，除非心里有病是很难理解的。
美国的心病害了近二十年了，还是在上一次经济恐慌中得的病，一直没有平复。他们并不能承认在美国之外还有一个“新大陆”。“美国”本来是个理想，是个追求、靠近的目标，如果这理想在道德上是次级的，这目标上没有了光芒，这些各自奔向前程的美国人有什么可以系维在一个社会里呢？这些来源不同，皮肤颜色不同，兴趣不同的一大堆同路人是必须有一个共同目标把他们联系起来，这目标在道德上必须超过一切。可是现在呢？不论是真或是假的，在亚欧方面据说又有一个新大陆了。这是美国人所不敢相信的。苏联把美苏看成两个体系，所以斯大林可以说：“不妨并存，更可合作。”美国并不这样看法，是两个理想，两个爱人，理想和爱人岂可携贰？杜鲁门回答说：“并存不得，你得让我。”从经济和政治上没有人能指出美苏必须冲突的理由，但是在美国人的心理上却有此非理性的病根。美国人反苏能这样夸大，绝不是少数“反动分子”可以制造出来的。美国对自己的信心已经动摇，所以难于自恃了。
美国眼前的繁荣并不能维持人民对自己制度的信心。他们害怕经济恐慌像鬼一般，在一闭眼之间，会突然出现。罗斯福把“没有恐惧”列入四大自由之一，谁知道这次战争非但没有在这世界上实现这“战争目标”，反而把美国也拖入了这恐惧的苦海里了呢？
在太平洋这岸看过去，美国虽则在经济繁荣上打出了一个记录，但是他们在心理上还得安定下来，这繁荣才不至真的成为昙花一现。闹鬼的，鬼真会找上门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