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天气是冬寒夏热，挑这个地方作美国京城的人，心里必然是讨厌和害怕政治的，正是个传统的美国人，好让气候来减低政客们的耐心和活动。在昆明住久的人，到华盛顿去总是件头痛的事。假若没有慰梅太太的客厅，只为了我有容易在蒸热天气里伤风气喘的宿疾，已够是我拒绝到华盛顿去的理由了。
慰梅太太的客厅是很简单的一间白壁淡蓝色的小房间。一个装饰用的壁炉，一架竹编的屏风；壁上有一幅中国的神轴（不知哪家破落的子孙竟会把祖宗的遗像都卖给洋人），表示这客厅的主人与中国有一点关系。在一个刚从中国来的客人，对这奇异的装饰品，反而会感到异乡的风味。让我补一句，慰梅太太并不是中国人，虽则她常喜欢用这中国名字。
这幅用来做装饰客厅的神轴（绘着一个清代朝服的官员，和我幼时过年时挂在中堂的那些祖像，容貌都差不多），曾引起过我在一次小小的晚谈中长篇的议论。记得那天我刚从一家名叫“开西诺”的中国饭馆里和恩勃里先生吃了饭回来。恩勃里先生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到过日本，写过一本《须惠村》的调查报告。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和风格和我的《江村经济》很相似，又在同时出版，所以常被人认为是姊妹之作。我到了华盛顿自该去拜访这位“姊”或是“妹”了。我见了他就说：“这几天，我真辛苦了，一早到晚，拜访那些白头发的老先生们，谈论些冠冕堂皇的文化合作等大题目。可是，你知道，我是初次到美国，我总得先去认识认识美国才再谈得到文化合作之类的正经事。今天你得带我去认认美国。”
不久我们两人就在开西诺吃饭了。到中国餐馆去认识美国似乎怪不合适的，可是，他既然这样提议，我自得尊重他。下面是我在《旅美寄言》中所记关于这顿夜饭的情形：
说是中国菜馆罢，除了那些过分和惹眼的装饰外，并不能使我感觉到一丝家乡味儿。以菜单上的名字来说，Chop Suey，Chow Mein，半似翻译，半似洋文，实际是非洋非华的特殊菜肴。Chop Suey是肉丝和各种菜蔬混成的炒品，有时是用虾肉，或是牛肉来炒。其实是极平常的，但不知为何一定要用这个不中不西的雅号，反正我是不喜欢这菜的，吃了一次之后没有再试过。Chow Mein是炒面的音译，本无足奇，然而怪的是有生的炒面可买，把面条在油里炸了一下，烤干了把炒面卖给外国人。有几家馆子炒面的味道还不差，好像苏州小吃馆子里的两面黄。
桌面上全盘西化，刀叉俱全。可是因为我是刚来的同胞，所以特地给我们预备了几副毛竹筷，上面还印着Made in China。使我不舒服的是一杯冰水。美国冰水，除了芝加哥的水带有漂白粉的味道外，确有它的妙处，可是和油腻的中菜一同喝下去，实在是有点犯忌。我真奇怪外国人的肠胃怎受得起冻了的油腻的侵犯。也许外国人说中菜不易消化的原因就在这上边。可是无论如何，没有冰水他们是吃不下饭的。
离开桌面一看：在当中正有一队穿着半裸衣裙的舞女在跳西班牙舞。我在伦敦时曾经去看过一次西班牙舞，看客里还有穿着礼服的，至少大家是观舞而来的，正襟危坐，跳完一节，拍一次手。这里可不然，一面吃着炒面，一面在和女朋友谈笑，一面斜着眼就可以看这许多大腿在摆动。伴着西班牙舞的音乐却是美国时髦的爵士。我是不懂音乐的，可是更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称作爵士的响声也被称为音乐。一忽舞罢，在同样的“音乐”下，却又来了一位说是从中美古巴来的女郎，引吭高唱了一曲她的乡歌。在台上手脚不停，用着扬声筒报告节目的人，一望又可知是南欧的产物……
就在这一刹那，这一角，多少不同来源的文化横奔齐集，斐然杂陈，似乎全忘了这是中国欧仆，东土刺绣，西班牙舞蹈，古巴歌声，爵士音乐，南欧面目。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全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一片欢笑，一场畅饮，一种新的文化！
我回到慰梅太太的客厅里，面对着那家祖宗的遗像，脑子一直在反复地想刚才和恩勃里先生所说的结语：“真胆敢，年轻的文化！”
这一句话也就引起了慰梅太太客厅里半晚的议论。
我虽则不赞同斯宾格勒的文化周期论：文化和生物机体一般由幼而老，由老而衰，由衰而死的定命过程。但是我却常认为文化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扩张的，一种是生了壳，停止了生长的。我所谓“年轻的文化”就是指第一种。美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刚才所提到的慰梅太太客厅壁上中国的神轴，以及开西诺饭馆中的形形色色，正是年轻文化的面目。
在以上两章中我强调美国在历史上的尺度正是想烘托出年轻两字的骨子。若是北美在早年有着像墨西哥一般的珠宝，吸引了些像西班牙人一般的海盗，北美到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劫后的残尸；若是北美的印第安人文化水准高一些，挡得住像海潮般送来的欧洲移民，以及后来的各色人种的移民，哥伦布所用来称这大陆的名字也许不会太错，该是一个美洲的印度。可巧北美不是中美，也不是印度。这广大的陆地上，在哥伦布到达的时候，人口稀少，加上这些土人的顽固，不屈服，不同化，以至从文化上说，在一定程度上这里可说是一个真空。向这真空驰入的，不是有组织的文化单位，而是一辈对于传统制度已失去好感的亡命者。北美的移民不像我们到南洋去的移民。南洋的华侨们始终是以作客的心情在新地方寄居。他们在寄居的客地，辟出一方，依着原有的生活形态造下一个小中国。北美早年的移民并不存衣锦还乡的愿望。他们要在新世界求得新生活，而当时的环境，如我在上章所说的，也迫使他们确立一个和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美洲的文化基础不是原原本本从欧洲移植来的。
说得远一点，北美这个文化的真空，给欧洲中古封建中所解放出来的两股新势力以实验和实现的机会。这两股新势力就是“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换两个名词来说是“科学”和“民主”。中古的封建使欧洲农业得到安定的发展，可是1000年后，人已不能再禁闭在这块土地的圈子里了。农民在用简单的工具和手脚来耕植的技术中，需要的是安定。这安定的生活囿闭了他们的眼界，忘记了人类潜在着的可能的发展。这个保障着生活（虽则生活资料这样稀少，生活程度这样低）的硬壳终于被科学和民主的要求所冲破了。可是蜕变是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在封闭制度中握有特殊权利的人们，怎会愿意痛快地抛弃这保护他们特权的硬壳，虽则在新的制度里他们假若努力的话，同样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可是人是短见的。在欧洲，新文化的生长得经过一番破坏和骚动。可巧的，也许是上帝有意留下的，有北美这一个文化真空，可以让这两股新的势力得到实验和实现的机会。
18世纪的欧洲，尽管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是一个烟雾迷漫的土房，最大的墙壁是自然资源的吝啬。每一个人感觉到除了接受传统的地位外，若是想自辟新路，新路前面并没有可靠的机会。冒险者尽管可以置生死于度外，可是他至少要有一个引诱他的目标。在一个被技术封锁了的经济中，冒险是不会有结果的。在这种生了硬壳的文化中，除了安心在壳里求存，有什么别的生路呢？于是，聪明的人“克己复礼”，把生活托付给传统。他们只能在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方法下求一个平静恬适的生活了。“知足常乐”必然会成这种人的立身要诀。
北美这个字是和机会同义的。在早年，在农业阶段上，北美有的是荒地。在一个古旧的农业国家，一个农夫一生只能在一定的土地上求生活。他没有扩充他的田园的希望，更没有换一块田地耕种的希望。他得尽力地保持地力，因为土地的贫瘠就是他的冻馁。在北美，他可以不愁这些。只要他有体力，他可以开垦新地。而且，他若是厌旧一块地，另外可以再去开垦一块新的。这就是农夫们的“机会”。在这种充满着机会的环境里，知足是没有意义的，若要给它一个定义，必然是“没出息”而已。
“自然的发现”在这世界中才能兑现。在这里知识才是力量，才是财富，才是生活。新世纪的曙光就在和知足相反的不餍求得中的。在英文里有这个字：Aquisitiveness。Tawney教授称现代社会是Aquisitive Society，用以和知足社会相对照。不餍求得必须求而有得，换一句话，必须有机会，有充分的机会才能发生这不餍的精神。北美是现代新社会发生的理想环境。
一个社会，或是文化，有时可以用生物机体来譬喻的。一个孩子在生长过程中，每个细胞都在扩大和繁殖时，他的心理是和一个已经长成的人不同的。孩子们胆敢，他有尝试的精神，他可以不考虑后果，而且只有在尝试中，他得到他机体和知识的粮食。一个健全的小孩很少挑剔食品的，这是出于他机体的需要，他需要各种养分。孩子们被新鲜所吸引，他固然会因弄火而烧痛手指，但是他生活经验的需要使他不怕奇异。一个年轻的文化也是这样。
当我每次在谈话中用美国文化这个名词时，坐客中常有一种不太同意的微笑。“美国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么？”他们会这样问我。这问题我自然不敢回答，可是他们发生这问题的意思正是在怀疑美国已有一个定型的文化形态。我们不能用脾气或性格来加在孩子们身上，因为他们的性格，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人格，还是在形成中，在变化中。他们只有一种劲道，一种倾向，一种力量。美国的文化也是如此。有时我们会在孩子们的语言中发现，在成人们听来，怪刺耳，怪不顺的字眼儿。在学说话时，孩子们并不经心这刺耳和不顺。这不就是我在慰梅太太壁上和开西诺饭馆里所得到的印象么？所不同的：一个新的文化不一定要长成一个已有的文化定型，而孩子的说话却总要接受成人的标准而已。
用机体来譬喻文化容易引起误解的就是在每个机体的形态是由遗传所决定的，生长过程不过是完成这定型而已；文化则不然，它是个永远累积，永远变化的东西。我们固然在某种程度之内，为了方便起见，用年轻或年老等名词来形容文化，可是一个年轻文化究竟会生长什么形态出来，却不能用一个已有的定型来预测的。
慰梅太太客厅里的谈话，也可以说是辩论，就从这一点上发生。金老先生和我毕竟是东方客人，总觉得外界的机会总有一个尽头的日子。像美国现在所表现的劲道和心理。只是在扩张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一旦机会告罄，美国文化成年了，有了个定型，每个在新秩序里的人，碰到了无可再新的时候，自然也会平心起来，甚至和我们老大帝国的人一般，讲起“知足常乐”的口号来了。我还举出了在哈佛大学和小Whitehead教授的讨论的结论来助证。据他说，英国在近年来大多数的人已经表现了在他们的地位上寻求恬适和满足的心理。他们不再像美国人一般，每个人觉得可能做大总统，可能做福特，做洛克菲勒了。大英帝国的扩展时代已经过去，成了年，有的是心平气和、冷眼看世的神气了。我举出这个观察来助证我的文化成年论。金老先生也相当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中国在春秋时代，不是也有过一些年轻的气色的么？可是在农业成年之后，我们就生了个硬壳。一有这硬壳就表现出那股老气横秋的神气来了。我们承认工业时代已超过了农业时代，在过去100年中，也许正因为有这新大陆作尾闾，工业文化还在生长，还属年轻。可是成年时代已经近了。我们很得意地说：“美国享受了一世纪的拓殖之福，可是在这世纪的开始，不是已经在西部碰着了大海洋了？哪里还有荒凉的边区来发挥你们的扩展精神呢？”
我继续说：美国的情形我知道得很少，可是假若我所说的可能是事实，根据这事实来推论，美国不是已经有点窒息了么？那就是早年拓殖时代所积累的习惯，所养成的扩展心理，在机会业已缩紧的环境中，不是很容易发生一种不安的情绪，反映在社会的纷扰里？当然，假定你们内在的边区业已消失，不想在南美，或其他地域，再辟边区，你们大概还得向东方学习安分知足的人生态度了。
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一段说一说我所担心的事。那就是我在某杂志上所读到的那篇论文所引起的。这位作者是一个大公司的推销员，在这篇十分坦白的文章中，他提出了这次大战的意义是在再辟边区。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已经长成了世界上第一位的强国，海军和空军暂时是不会遇到一个可以相抗的敌国。这力量，在他看来应当和美国传统的拓荒精神相配合，来给美国一个第二期的膨胀。
我说我不能不为这种论调担心，一个年轻的文化，配上无比的强力，毕竟不是件太可以放心的事。何况，若是拓殖的心理没有修改，它再度的扩张，是否是世界的幸福呢？我想向这位作者说的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300年前的北美了，没有文化的真空区了。若是按照18、19世纪的老方法去扩展的话，说不定会遇着很大的阻力，把人类在封建制度所解放出来的力量消磨在无谓的争斗之中。
在这客厅里有一位现在耶鲁大学教书的Turner先生，他微微地露着笑容，可是笑容并不掩饰他的深思和严肃。我不能不在这里附注一笔，这次游美时间虽短，和他接触的机会虽少，可是每次和他交谈之后，总是使我的见解和看法，得到一些修改。这天晚上，他照例用着他十分美国化的英语，很洪亮地开口了：
“是的，我同意你一部分的分析，我想你所描写的文化类型的确可以说明过去社会的性质，可是——”他这样开始。
他在“可是”底下接着指出了文化发展到一个程度，机会是不会消失的。若是我们脑子里所谓机会只限于平面的土地而说，那么，机会的限制的确总是会到来的，地球的面积是一个无法扩大的限极。可是农业时代是过去了，生产的动力不再限于太阳和泥土的结合，我们的工厂不再只限于在叶绿素的小细胞里了。工业展开了的前途是可以说是无限的。美国的问题是在怎样从地面上的扩展变为动力的扩展；量的扩充变成质的扩充。
在农业的逻辑里，你有土地，我就没有份；人在资源面前是互相排斥的。可是工业的逻辑是相成的，电器事业的发达增加了造电炉、电灯、电气冰箱的需要，电气冰箱使偏僻地区可以多植水果。工业的繁荣是整个的，是建筑在全人类的生活需要的增进上，在生活程度水准提高的推动上。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我们没有理由独占某种发明，某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设施；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某种发明不是出于本国人而歧视这种发明。在这种意义下，文化的扩展是不必害怕的，所要担心的倒是文化的独占。
美国有着特殊的机会使科学能得到很快的发展，这是事实；这次大战之后，我们的问题是应当怎样使科学所给予人类的力量，实现在建设里，实现在人类生活程度的提高上，怎样使科学成为全人类公共的东西。使古老的世界重新获得前进的勇气。美国也许不致停留在这阶段上，退而在心理上求调适。美国人拓殖的心理换了个方向，会领导这世界进入另一个新的世界。使每一个人，不论在亚洲或非洲，都产生北美早年解放时代的气魄。
“这样的扩展，你们不觉得可以反对了么？”他在诚恳的微笑中结束了他的意见。
“可是，”我也用同样的开始，继续这场辩论，“科学并不一定带来了幸福。”
“这是另一个问题，”他又说了，“科学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不必回到传统知足心理的时代，不过，人是否已经用这力量，这机会，这时代去实现科学所允许我们的幸福，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尽可承认现在人类还没有好好用这力量，甚至用错了这力量，可是大可不必怀疑这力量，排斥这力量。我们得有勇气去征服这困难。没有人满意于现有人类的成就，正是这不满意在推动我们，要我们努力。我们得创造一个能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的方法。以往若没有这现存的方法，我们自然更不该回头。历史是不能倒退的。”
在这点上，我是同意的，可是古老文化的传统还在我的血里。我需要在美国多住几年。我希望这位先生的话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