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乡野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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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开药铺的

小诚在大队的喇叭上一声大喊,告诉全村的老少爷们,他家要开药铺的时候,邻村的老纪刚刚给胖婶家闺女艳玲打完针,听见小诚兴奋地广告,鼻子里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恰好父亲下地干活回来,于是作为曾经的同行,便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也不管父亲是否邀请了他,直接跨进我家大门,摆出一副要喝一壶茶才肯回去的慷慨架势。

母亲也是跟着村里的洪先生做过赤脚医生的,所以三个“先生”凑到一起,算是有了共同话题。老纪说:“咦,小诚也能开药铺了,这可真是个大笑话,他在乡镇医院里学了一年半载,就以为自己可以提起药箱子,四处给人当先生了?小心,别把人腿给扎废喽!”

老纪平素忙不过来的时候,父亲便常常义务给村里人打针;当然,他只给男人们打,女人们呢,则交给了母亲。因为两个村子共用一个先生,老纪和他的药铺便很是吃香。虽然有个生下来就缺心眼的傻儿子,但这并不妨碍老纪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始终目不斜视。他小诚是什么人呢,根本就不在老纪的关心范围之内。况且小老纪十岁的小诚还嫩得很呢,胡子还没长出来,就敢跟他老纪抗衡,哼,真是不识抬举!

虽然帮老纪打针分文不取,但在老纪看来,能给他打打下手,那是我父母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这种无形中得来的好声誉,可不是村里谁都有资格获得的。况且,人家拿了老纪给的针药来找父母,总是要赔着笑的,如果麻烦的次数多了,收玉米、割麦子、浇地、扬场的时候,给搭把手的人也就多。一个村子里住着,多一些能耐的人总归是好的。

当然,父母不像小诚那样,总是想着出风头,或者将老纪做先生的气势给打压下去。村委会曾经想开个药铺,让父母来承包经营。母亲倒是跃跃欲试,但是父亲却说:“还是算了,咱不能抢人家老纪的生意。”

老纪当然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便将父亲引为知己,平素我们家谁有点儿头疼脑热,需要拿药,老纪都亲自送上门来,而且只收成本价。因了这样的一点儿恩情,老纪就将我们家当成了他在我们村出诊的根据地。

认真算起来,老纪不算我们村子的人,不过隔着一条河,两个村子同属一个大队,所以便如左右邻居,来往频繁。邻村卖馒头的、打烧饼的、做粉皮的、泡豆芽的,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从村东绕到村西,来回转上两圈半,直到筐里的货蒸发了似的,快卖光了,这才饥肠辘辘地赶回自己的村里去。老纪当然也不例外,他像掌握着全村女人月经周期的妇女主任,掌握着全村人的健康状况。甚至哪家患哮喘的老人站在院子梧桐树下咳嗽了一声,老纪立刻就能感应到,稀里呼噜扒拉完面条,又帮傻儿子擦擦唇边的菜汁,叮嘱女儿看好哥哥,便跨上车子,飞快地赶往村东头正在咳嗽的老人家去。

所以老纪是我们村所有人家的私人医生,随叫随到,包治百病;老纪治不好的,村里人也就接受上天的安排,等着料理后事了。六里外的乡镇医院,除非老纪非得撵着人去,村里人基本很少光顾。反正有老纪在,他自会亲自去医院里进药,何必再多跑一趟呢?生孩子这样的大事,老纪不负责,但是有母亲在呢,母亲的产钳跟老纪药箱里的针管一样,也是随时带上,几分钟就可以赶到人家里去的。

因此,有了老纪,做接生婆的母亲,帮老纪打下手的父亲,我们村里还需要小诚来瞎搅和什么呢?

但小诚是铁了心要在村子里大干一番事业的。他的药铺跟“茄把儿”家的小卖铺一样,当街开着,而且是二十四小时都不打烊的。谁家老人半夜里忽然犯了病,只要去小诚家门口喊一嗓子,他立刻披衣下床,趿拉着鞋,跨上药箱便跟人走。而且小诚坐在药铺里的时候,还手捧着书本,那都是很古老的医书,村里人拿起来瞅一眼,感觉跟天书一样,看着就让人头晕。但小诚却像个旧时代的真先生,穿得干干净净的,坐在柜台后面,专等着给人望闻问切。

老纪就不是这种风格的。老纪的女人在生完一儿一女之后便因病去世了。那病据说是不治之症,就像老纪儿子的傻,也是生来就治愈无望的病症;否则,就老纪的医术,不至于让躺在身边的女人死掉。没有女人照顾的老纪,家里的药铺也是乱七八糟的。除了老纪,没人能从他的药架上找出自己需要的一味药。那些药有时候还会藏在老纪傻儿子的帽子里,或者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枕头底下,再或做饭的锅台上。村里人都说,老纪开的不是药铺,而是药箱,他的家就是一个大号的药箱,满屋子都是药味,中药与西药混杂在桌子上,枸杞与大黄堆放在窗台上,大枣与陈皮胡乱放置在抽屉的一角。如果不是中药柜子上标注着柴胡、莲子、桃仁之类的名字,估计老纪自己也不记得,哪一味草药隐匿在哪一个抽屉格子里。

好在老纪人邋遢,但并不糊涂,知道药是关系人命的,而且还是乡里乡亲们的命,所以总能在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将病人所需的药逐一挑选出来,而后装入白色的小纸袋里,再将服药方式一一写清,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吃药的人,千万别吃错了,否则死了人他可承担不起。被老纪护佑着的村子,倒也很少发生意外事故。有大病绝症的村民基本也就安心地守在家里,跟老纪讨一点止疼药,一日日挨到临死的那一天。发丧的时候,老纪一定亲自前去吊唁。站在遗像前的老纪,总是比别人更悲伤一些,好像那人的死跟他有关,是他老纪没有在世华佗般的神奇医术,不能让遗像里的人起死回生,并再次蹙着眉走到他的面前,疼得龇牙咧嘴地,却依然不忘了揶揄他,赶紧娶个媳妇,收拾收拾药铺子吧,否则自己吃下的每一粒止疼药里都有老纪的臭皮鞋味。

一年365天,老纪有300天都是在出诊的。所以哪天不见老纪在村子的大道上骑自行车经过,村里的人都会念叨。谁家请他来看病,自然是备下了饭的。老纪人“赖歪”(方言:邋遢),但吃饭却讲究得很,大约是给人打针落下的病根,总是将筷子带碗在热水里烫上十分钟才肯拿来用。村里人都知道他这毛病,他的傻儿子给人掏猪粪、拉地排车,被留下喝一碗面条时,主人也会将碗筷一起烫烫,好像老纪一家都有洁癖一样。

小诚这年轻的先生上阵以后,人们忽然觉得,给老纪烫碗筷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就连留老纪吃饭,也有些多余了。看人家小诚,除了医药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永远都随叫随到,免费上门。小诚的老婆做事也干净利索麻利快,麦收的时候,如果小诚被人叫去看病,她一个人能任劳任怨地将麦子一麻袋一麻袋地全拉回家,见了生病的那家人,也不忘嘘寒问暖,尽着兼职护士的职责。小诚的药箱也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想要什么药,小诚都能立刻变戏法似的拿出来;哪像老纪,丢三落四的,看个病,得骑着他的破二八车来回奔波好多趟。怪不得老纪永远都在路上奔走,原来他是在为自己粗心大意的坏毛病做无用功,却又欺骗了全村人,让大家觉得他在为病人辛勤奔波。

有了小诚这近水的楼台,大家便疏远了老纪。当然,起初大家都是无意的。谁会半夜三更生了病,舍近求远,跑去邻村找老纪来看病?况且,没有老婆暖被窝的老纪睡眠也有些不好,最恨人打扰他休息,哪怕午休也不行。之前大家都惯着他这毛病,看见他在卧室里睡觉,便小心翼翼地站在院子的树荫里干等着,连呼吸都自动弱了下去,怕一不小心惊醒了老纪,让他大发雷霆不说,还任性到罢工,不去看病。当然,老纪极少这样任性,可是,人们却都记得坐在庭院的梧桐树下,听着声声蝉鸣,陪着老纪小憩的委屈。于是有了总是一副谦卑和善模样的小诚,村人也就以最快的速度将老纪给忘记了。

可是老纪并不同意。老纪发现昔日将他视为家庭医生一般信赖并尊重的村人,纷纷倒戈,去小诚家拿药、打针、开药方,便直接在大街上堵人,眯眼笑问道:“小诚开的气管炎的药,还管用吧?”那人知道老纪的笑脸背后是一肚子快要爆炸的气,也就避开了,轻声问一句:“有日子不见纪先生了,去家里喝杯茶吧?”不想老纪刻薄,跟过来一句:“不需要我老纪了,这茶还喝个什么劲儿?”说完老纪便推车擦着那人的衣服冷冷走过去了。那人只好一脸难堪地追加一句:“你说你……嗐……改天来喝茶啊纪先生!”

老纪在村里这样毫不客气地“嗤拉”(方言:讽刺)过一些人之后,他的恶声名就很快传开了。大家都说,老纪真不会做人,不就是小诚开了一个药铺吗,怎么着,这村子还是他的地盘不成,不允许别人做生意?况且本来他也不是这村的,十多年的钱都让他一个人挣了,也可以了,人啊,不能太贪心,一贪心,就招人烦呐!

不过老年人不这么说,他们对小诚还不太信任,觉得他总归是稚嫩了点儿,没有十年八年的考验,能当好先生?小诚也想得太简单了点儿。他们习惯了老纪给配的中药,冬天的早晨,我们小孩子紧缩着肩膀去上早自习,总能见到老人们出来倒中药渣子,据说药渣子当街倒掉,病便会发散得快,好像风顺着大道将病也一起吹走了。过年的时候,谁家有生病的老人,还会将一分两分的硬币也一起倒掉。那硬币是断断没有人去捡拾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谁捡了去,病就会传染给谁。但尽管如此,也没见村子的大道上堆满了钱,那些硬币最后都去了哪里呢,我常常好奇,我是不相信硬币会被风刮走的,一定是被谁给偷偷地捡回了家,而后丢到盆子里洗洗,也就重新在村子里流通开了。中药渣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倒掉,而后被大风刮走。人们闻到那草药的味道,总会想起老纪,好像老纪的药箱里是广袤无边的草药园子,那里有任何一种珍奇的药物:独活、白术、人参、川乌……老纪气定神闲地掌管着它们,就像掌管着全村人的生死,谁想平安地活在这个世上,必要在行经老纪家时屏气凝神地表达一些敬意。

可是小诚来了,一切便都改变了。好像一个属于老纪的朝代就这样没有一点儿波澜地结束了。不管老纪怎么悲伤,怎么嘲讽,怎么在路上急赤白脸地跟人争吵,他的大半个江山还是被小诚给霸占了。剩下那些咳嗽着常年朝大道上倒药渣子的老人们,身体慢慢瘫了,但心里却不糊涂,儿女们背着他们,究竟去谁家拿的药,他们心里清楚,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去了。只是在老纪路过门口,冷脸不发一言的时候,他们才讪讪地转过身去,“咕咕咕”地唤着,让满院子飞奔来吃食的鸡们,驱赶他们心底对老纪的愧疚。

但也总有一些拐弯抹角能扯上亲戚的人,碍于面子,还是坚持头疼脑热的时候找老纪拿药,借此维系良好的亲戚关系。和我们家隔一条胡同,住着“鸡冠子”家。鸡冠子的儿子三岁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据说发高烧那晚下了暴雨,村里的大道上积满了水,人踩过之后都成了泥汤,穿水靴子一脚下去,常常半天也拔不出来。这样的鬼天气,又是半夜,乡镇医院肯定是去不成的。不管小诚还是老纪,也都不愿意上门跑这一趟。但眼看着儿子已经高烧昏迷了,鸡冠子只能穿着雨衣去找先生。至于找哪个先生,鸡冠子也没多想,就直奔邻村的老纪家。

据说老纪那天相亲失败,女人嫌弃他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傻子。事后老纪借酒浇愁,又用酒瓶子将药铺给砸了,砸完他就昏睡过去。鸡冠子前来叫门的时候,他骂骂咧咧地爬起来,说不去不去,你们村天皇老子来叫也不去!鸡冠子急了,将他一把拉进瓢泼大雨里去,问他酒醒了没有?要不是看得起他老纪,谁会大半夜跑来找他看病?!老纪被冰凉的雨水一激,才看清这来人是跟自己沾亲带故的。就为了这份雨夜绕开小诚的情分,老纪背起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鸡冠子上了路。据说老纪在路上连跌了好几次,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好像从泥汤里捞出来的一样落魄,这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中途就想返回家去。可是鸡冠子救子心切,那一刻又认定老纪是在世华佗,只要他进了家门,儿子的高烧就会立刻退下。

老纪赶到的时候,鸡冠子的儿子脸色铁青,气息微弱,好像半条腿已经迈进了阎王殿。在老纪的行医历史上,大约没有见过这样的病症,他一时判断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又没有别的同行可以咨询,而让鸡冠子冒雨请小诚过来一同诊治,将是在全村人面前丢颜面且解释不清的事。于是老纪只能凭借自己过去的经验,大胆用针药进行救治。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没有人说清请老纪究竟使用了何种针剂,就连鸡冠子的儿子得的是什么病,也是众说纷纭,到底是可以医治的,还是死里逃生、侥幸生还呢,更没有人能够说清。这成了一宗谜案,而谜底却是清楚的,鸡冠子的儿子高烧退去,闯过鬼门关,可是,却永远地成了瘸子,而所有人都一致认为,那一条废了的腿,是被老纪的针剂给扎坏的。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这一问题上,鸡冠子与老纪高度一致地保持了沉默。老纪的沉默,当然是做贼心虚,一辈子的污点,狡辩多少句都无济于事,所以干脆不发一言,以示悔悟,听任村人的唾沫星子将他淹死,绝不还口。而鸡冠子呢,自己的亲生儿子,被老纪一针扎下去,成了残疾,他该去哪儿申诉呢?跟老纪反目成仇就能挽回儿子的一条腿吗?让老纪家破人亡、蹲了大狱,就能回到儿子高烧昏迷不醒的那一晚吗?如果不是他强行将老纪从家里拖出来,老纪怎么会成了众矢之的?如果老纪不扎那一针下去,儿子会不会命陨西天?如果那样,岂不是连拖着一条残腿的儿子,也看不见了?因为家境阔绰,鸡冠子向来在村里是一个骄傲的人,好像顶着鲜红冠子的公鸡。可是这件事,却彻底打击了他。他和老纪一样,为着一种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的原因,选择了缄默。

只是老纪不只是保持了沉默,他还保持了与我们村子的距离。倒是小诚,自此愈发地活跃起来,忙得像当初的老纪,一年300天都在村子里出诊。小诚的媳妇,带着一种掌管后宫的威仪掌管着药铺,她昔日堆满了谦卑的脸上,渐渐有了骄傲。有回村里走娘家的,提及开药铺的,总是会惊叹一声:“咦,小诚家的药铺怎么开得比乡镇医院还阔气?!”久居村子里的媳妇们听了便慢慢回一句:“还不多亏了老纪。”

于是这桩陈年旧案,就这样在回娘家的女人和村里的媳妇之间,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一直到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了老纪,知道了老纪和小诚间的私人恩怨,知道了我们村新添了一个将来难娶媳妇的可怜的“瘸巴腿”,而那腿,是老纪给一针扎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