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用天之道[1]，分地之利[2]，谨身节用[3]，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4]者，未之有也。
【注释】
[1]用：顺应，依循，利用。天之道：指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季节变化，阴、晴、风雨、雷、电的天气变化等自然现象的规律，这里主要是指按时令变化安排农事，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道：规律，原理，准则。
[2]分地之利：指区分各种不同的土质、地势以及当地的气候，因地制宜，种植适宜当地生长的农作物，从而获得最大的收成。分：区别，分辨。利：利益，好处。
[3]谨身：指行为举动谨慎小心。节用：指俭省节约用度花费。
[4]患：担忧，忧虑。不及：指做不到。
【译文】
利用季节变化的自然规律，认清土地的高下优劣，行为举动谨慎小心，俭省节约用度花费，以此来孝养父母，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孝道。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不论尊卑上下，孝道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有人担心自己不能尽孝，那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简析】
庶人是指拥有自由身份的平民百姓，古代等级社会中最广大、最普通的一个群体，是最主要的生产者。庶人所从事的职业，有士、农、工、商之别，但本书将士之孝与庶人之孝分别论述，可见《孝经》的作者没有将士包含在庶人之中。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生产，因此农民是庶民中的主要成分。本章不仅表明了庶人应尽的孝道，同时也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道进行了简单的总结，说明人虽有尊卑地位的不同，但事亲尽孝的心，是没有贵贱分别、没有终始的。
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仅是一般所谓的赡养父母、孝敬亲人、悌友兄弟这些基本层面的东西，还进一步延伸到社会的每一层次人的岗位职责。所处的层次越高，孝道的内容越是重要，意义与价值越是重大，因此要求也越高，越是要堪为表率。
孔子不仅对前人的孝的理念作出继承，而且用自己的智慧加以总结与发展，这就是《孝经》之“经”的价值与意义。
【解读】
珍惜父母赐予我们的生命
孔子在跟曾子论孝的时候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曾子一直牢记着这一点，很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孔子在重病弥留之际，还叫自己的弟子小心地掀开被子，看看自己的身体可有什么毁伤，然后他引用《诗经》中的话，对弟子说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忧虑，自己一直都是特别小心谨慎。
古往今来的孝子都特别注意爱惜自己的性命，不仅仅是因为求生的本能，也是因为要以完好的身体向父母交代。
古代宋国有个人特别孝顺，在父母生前，他每日都尽心尽力地奉养父母。父母仙逝之后，他因为过于哀伤，导致形销骨立，十分消瘦。大家看到他憔悴的模样，都纷纷称赞他的孝心。这件事传到了宋国国君的耳朵里，国君被这个人的孝行感动，于是赏赐了他很多财物银两。
这件事情被传开之后，许多人也想得到国君的赏赐，于是纷纷仿效那位孝子的样子，故意毁伤自己的身体，有很多人竟然因此而死。这些效仿者的行为实在是大错特错：一则皇帝犒赏孝子，是因为他真诚的孝心，如果众人想要模仿，应该是模仿孝子的孝心才是；二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财物而毁伤自己的身体，违背了孝的本意，与孝子的行为南辕北辙。自然，他们这样做也得不偿失。
在这一点上，晚清时期名臣曾国藩也是一个典范。
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被册封为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不但是一代名臣，还是一个孝子。父母在曾国藩的心中非常重要，不论是在外求学，还是在外做官，他都经常给家人写信，不让父母担心。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九弟前病时想回家，近来因为找不到好伴，并且听说路上不平安，所以已不准备回家了……儿子在二月初配丸药一料，重三斤，大约花了六千文钱。儿子等在京城谨慎从事，望父母亲大人放心。儿子谨禀。”
他知道父母最担心的莫过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处境，于是写信说：“我已经吃药了，我做事情会很小心的，请父母不要惦记。”短短的几句话，让父母心里有了着落。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的湘军在逐渐扭转劣势、气势如虹的时候，却不幸于三河之役惨遭覆没，曾国华（曾国藩之弟）、李续宾等将帅皆阵亡。曾国华的死，使曾国藩受到严重的打击，他对家族的未来更为担忧，遂决心与兄弟们同心协力，共同挽回家运。于是，他在信中告诫弟弟们三点：“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
道光年间，曾国藩还不过是个翰林院编修的穷京官，但他托人千里迢迢将昂贵的阿胶补品带回湖南老家孝敬父母。有一次，他得知母亲患了牙疾，但家乡的来信中没说这件事，曾国藩就特意强调下次来信一定详细告知病情，母亲过世的消息，让哀痛之极的曾国藩立即脱下官服，披麻戴孝。他由于归乡心切，不带行李，只带一名仆人，一赶到家便跪在母亲灵前痛哭。正当曾国藩为母亲寻觅安葬之地的时候，咸丰帝令其出山为朝廷效力，接到谕旨后，曾国藩想到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立即写折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为母守制尽孝三年。后在至交郭嵩焘的劝说下，曾国藩才应命出山，临行还特意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为母守孝。后来，曾国藩一直为未尽孝心而深深遗憾。
“孝”字一直是曾国藩书信中强调的主题，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一生都能身体力行这个“孝”字。
令人敬佩的是，曾国藩不仅对生身父母尽孝，对乳母也十分孝敬。在其乳母逝世后，他写了一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的挽联，以寄托对乳母的怀念和哀思。这副对联运用韩信“一饭千金”典故作为铺垫，既恰如其分，又感人肺腑。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父母给予我们的，父母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健康地成长，因此，我们每个人需要倍加爱惜自己的身体。
荀子论孝
荀子并不以孝道而著名，由于他坚持性恶论的人性说，其思想以“隆礼”为核心，因此，他把孝道仅仅看作表现家庭伦理的一般道德。但其论孝言论中的君重于父的观点却影响深远。
荀子在孝道问题上吸收了孔子的孝道观，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在神权、君权、父权至上的社会里，臣子必须无条件服从君王的命令，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亲的命令。荀子却认为，孝子应该慎重思考后，是非分清楚后才服从，这才是孝道。《荀子·子道》中说：“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哀：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荀子提出的“三不从”原则，强调孝子在听从时要深思熟虑，要以维护家庭利益为出发点。
但荀子同样重视“孝悌”观念。荀子学说的实践目标是“富国安民”，他认为“兴孝悌”是达到安民、安政的措施之一。但是，荀子孝道的特点是把“孝悌”纳入礼的范围之内，一切服从于“礼”规定。《荀子·大略》中说：“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
荀子认为，作为人君的，要做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作为臣子的，要做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作为人父的，要做到“宽惠而有礼”；作为人子的，要做到“敬爱而致恭”；作为人兄的，要做到“慈爱而见友”；作为人弟的，要做到“敬诎而不苟”；作为丈夫的，要做到“致和而不流，致临而有辨”；作为人妻的，要做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这里，荀子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相互之间的人伦关系做出了规定，特别强调为父的要“宽惠而有礼”。
荀子也强调对父母的孝，不只是“养”，更要做到“敬”。《荀子·子道》中引子路与孔子的对话说：“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然而无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与？辞不逊与？色不顺与？古之人有言曰：衣与！缪与！不女聊。今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无此三者，则何为而无孝之名也？’”意思是说，如果对父母的行为不恭敬，言语不和逊，面色不柔顺，即是早起晚睡，耕耘栽种，十分辛苦劳累来奉养父母，也不会成为孝子的。孝顺不但要奉养，还要尊敬。
荀子十分注重重视按“礼”来行孝。《荀子·礼论》中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始终一也”。荀子认为，丧礼就是用活着那样来妆饰死者，大致就像活着时那样来送往死者，对生和死都要按照礼的规定一样地对待。
荀子进一步说：“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荀子认为，对于“事生”和“送死”，如果“不忠厚”“不敬文”，就显得粗鄙、轻薄，于礼不合。
由此可见，荀子关于“孝”的一切主张，都体现出十分丰厚的人文精神，不论是“饰终”，还是“饰哀”“饰敬”，都是如此。
【典例】
曾参恪尽孝道
曾参（公元前505—前435年），字子与，又称曾子。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现山东省嘉祥县）人。曾参出身贫寒，一生经历坎坷，但终生讲求修身养性，主张“日三省身”。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一生积极实践和推行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
曾参以孝闻名，他不仅行为上恪守孝道，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主张。他把孝分为三种：“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起初，由于在孔子门下受业学习多年，曾子已学有所成。那时，他家贫寒，为了奉养父母，他在离家很近的莒国出仕做了一名小吏。虽然俸禄只有几斗米，但是他仍然十分欢喜，因为能用自己所得供养双亲。当他成名之后，父母也老了，他就不再外出谋官。当时，齐国聘请他做相国，楚国委任他为令尹，晋国请他做上卿，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直到父母亡故之后，曾子游历到楚国，才做了大官，出门百车相随，大队仪仗簇拥，高官厚禄十分显赫。但是，曾子却并不高兴。他常常面北哭泣，因为在他看来，官再高，禄再丰，父母已经亡故，无法再奉养双亲。父母无福与他一起享受到荣华富贵，实在令他内疚。
曾子孝敬双亲甚至到了愚孝的程度。
一天，曾子与父亲到瓜地里去锄草。一不小心，把瓜苗锄掉了好几棵。父亲看见曾子把瓜苗锄掉好几棵，气不打一处来，没问青红皂白，举起棍子，照着曾子的脑袋打来。本来，曾子稍一侧身，棍子就不会落在头上。但曾子想，自己错了，就让父亲打几下消消气，就没有躲闪，仍立在原地。这一下被打个正着，曾子被打倒在地，不省人事。这下子可吓坏了父亲，后悔自己出手太重。老人连呼带叫，揉了半天，曾子才苏醒过来。为了不使父亲担忧，曾子赶紧爬起，好像没挨过打似的向父亲赔不是。随后走进瓜棚，拿过琴来弹给父亲听，让父亲消气。
曾子不仅对父亲如此，就是对后母也是十分孝敬，甚至为了一点小事把妻子给休了。曾子的后母对他十分刻薄，一点恩义也没有，但曾子毫无怨言，像对父亲那样，孝顺备至。一次，他让妻子为母亲做藜羹，他的妻子一时粗心，没蒸熟就端了上去。曾子知道后，大为恼火，便立刻写了休书，将妻子撵出门去。知情人都认为太过分了，责问他说：“妇人犯了七出之条，才能休掉；藜羹不熟，这样区区小事，你为什么要因此休妻呢？”曾子说：“藜羹确实是件小事，但我叫她煮熟奉母，她竟然不听我话。这样的人，如何可以留下她呢？”然而曾子毕竟疼爱自己的妻子，为了珍惜夫妻感情，终身没有再娶。
石建孝父涤衣厕
石奋（？—公元前124年），字天威，号万石君，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西汉大臣，历经高祖、文帝、景帝三朝。他的四个儿子石建、石甲、石乙、石庆，都官至二千石。
石奋一家家教很严格，都以孝著称，对长辈非常孝顺恭敬。石奋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因此人们就称石奋为“万石君”。石奋经常告诫儿子为人要谨慎言语，要重视礼法，并能身体力行。
时值窦太后推崇黄老之学，认为石奋的不善言语、亲身躬行，正好能够对儒生的注重理论和外表言论产生打击效果。于是非常重视他，任命石奋的大儿子石建为郎中令，小儿子石庆为内史。
多年之后，大儿子石建虽然年事已高，头发花白，但仍然不忘孝顺父亲。他每过五天就离开朝廷回家一次，并在拜见完亲人之后，默默地亲自为父亲石奋洗换下的内衣，还为父亲冲洗厕所。他怕父亲知道了会认为这么做影响自己的工作，于是就千叮咛万嘱咐仆人千万不要让父亲知道实情。
石奋以身作则，教子有方，孩子们都很有出息，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大儿子石建即使身居高位依然对父亲悉心照顾，默默奉献自己的孝心，这种无私的孝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的。事务繁忙的高官都能每五天回家尽一次孝道，我们这些普通人又有什么理由以没有时间为借口推脱责任呢？
陈孝妇终养婆母
汉朝时，有一位姓陈的孝妇，她的名字无人知晓，但她的故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
陈孝妇品行贤淑，在她十六岁时，便听从父母之命出嫁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孝顺之人，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十分孝敬。陈孝妇嫁过去后，夫妇二人不仅恩爱互敬，还共同孝养母亲，生活充满了温暖与和乐。
不料好景不长，婚后不久，边关烽火四起，军情紧急，朝廷大量征兵，丈夫也被征召入伍，即将远戍边关。临行时一家人悲伤难忍，丈夫强忍离别之泪，对妻子说：“我今日一去，沙场茫茫，生死难料，万一一去不返，唯愿爱妻念夫妻情重，代我奉养年迈老母，这样，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瞑目了！”
陈孝妇看着丈夫那期盼却又不安的眼神，马上应诺：“夫君请安心去吧，妾身定会生死不二，奉养婆母。”
母亲有了妻子的照顾，丈夫心上的石头也算落了地，便安心从军去了。从此，陈孝妇一方面尽心奉侍着婆婆；另一方面，也期盼着丈夫能早日回来，希望一家人再次团聚。
然而，天不遂人愿，数月后，边关传来噩耗，丈夫战死沙场。从此，婆媳二人相依为命。
丈夫去世之后，陈氏仍然一如既往地纺纱织布获取家用，全心奉养婆婆，日夜辛劳。婆婆感到媳妇的一片至诚孝心，虽然失去了儿子，心里也有所安慰。对陈氏，她也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关心照顾。
陈氏为丈夫守了三年丧，当守丧期满后，她的婆婆心疼她这么年轻就要守寡，心中不忍，便想让她改嫁。
陈氏哭着回答道：“媳妇听说，做人宁可为担负义而死去，不可因贪恋欲而生存。答应夫君之事，怎么可以不守信用，为人无信，怎能立足世间啊？我作为媳妇，侍奉公婆乃分内之事。夫君不幸先死，不得尽他为人子的责任，如今再叫我离开，便没有人奉养婆婆。假使媳妇为人不孝不信又无义，那还有何颜面活在世间啊？”婆婆见她如此坚定，不由得痛哭起来，从此再也不说让她改嫁之类的话了。
此后，陈氏更是尽心竭力在家侍奉婆婆，早起晚睡，日日夜夜辛勤劳作，坚持二十八年，一直到老人家八十四岁，寿终正寝。因为家中贫寒，陈氏为安葬婆婆，又将房产和田地都变卖了。此后，陈孝妇又终身奉守祭祀，完成了对丈夫的承诺，尽了她为人媳的责任。
恪尽孝道是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身处上层社会的人固然应该宣扬孝道。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甚至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寒贫民，并且还受到过父母的冷落或家庭暴力，他们要不要遵守孝道呢？虽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像高官显贵一样给父母最好的衣食，但是他们的孝心却要比显贵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氏的孝行就证明了这一点。
顾子通跪读父书
顾恺，字子通，三国时期吴国人。顾氏是三国时期江南的名门望族，素来门风醇厚，重视德义。作为汉晋间江东大族的代表，顾氏家族的人多数都有良好的修养。
顾恺正是在这样的家学背景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上其从小聪明机灵，又肯发奋学习，所以，十五岁的时候就因为孝廉闻名，当上了吴国的郡吏，后又晋升为偏将军。因为他性情刚毅，做事耿直无私，所以总会招致同僚的妒忌，他不屑与这些人为伍，便辞官回乡了。
他的父亲在别的地方任县令。顾恺非常挂念父亲，所以经常去信问候。
顾恺每次接到父亲的回信，都先沐浴并整理衣帽，摆放好桌子，放置好家信，然后才跪下来恭敬地阅读，而且还逐句地应诺，回答父亲在信中的问话；若是父亲生病了，顾恺就会对着父亲的信哭泣，伤心得话都说不出来！读完后再对着书信叩拜一次。
后来，父亲去世了，顾恺哀恸欲绝。丧事结束后，顾恺还在墙壁上悬挂起父亲的遗像，下设神座，供奉果品，从未间断，并且早晚跪拜追思。
在这种门风的熏陶下，顾氏子弟多践守道德，颇有厚道的君子风格，以至于从三国时期一直到唐代，顾氏家族一直是江东四大望族之一。
孝道没有高低之分，也无始终之别。凡是为人子女的，都应站在自己的角色上，尽其应尽的责任，大而为国为民，小而保全其身，都算是尽了孝道。只要把这一颗爱敬的本心放在孝亲上，做每件事情之前自然都会站在父母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时时念父母亲恩，也就不敢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了。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牵连到无辜的父母、让父母担忧，这样，不但家庭方面会获得莫大的幸福，而且对国家社会的秩序稳定也有所裨益。如此世界大同的理想，也就不难实现了。
盛彦吐哺待慈母
盛彦，字翁子，西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盛彦少年时代便很有才能，当时有一位叫戴昌的太尉曾以赠诗形式考察他，盛彦面对满座官僚文士，慷慨作答，没有一点理解错误的地方，受到文士们的赏识。
盛彦的母亲王氏非常勤劳节俭，不仅亲自操持家务，还时时督促盛彦读书识字，教他以礼待人。后来，由于过度操劳，王氏得了一场病，连眼睛也瞎了。家里许许多多的事都落在了盛彦身上，他一边帮母亲安排日常生活，一边拼命读书，他的才干也越来越受人重视。成年以后，官府鉴于他极有才名，多次征召他去做官，盛彦每次都是以母亲病势沉重而推辞了。每当谈到母亲双目失明，日常生活很难自理，重病缠身的情形时，盛彦就止不住悲伤，痛哭失声。他每天每顿饭都要亲手喂母亲吃饭，凉、热、咸、淡都是他先尝一尝，有时候，饭菜如果稍微硬一点，盛彦就自己先嚼一遍然后喂母亲。这样坚持了好多年，他母亲的病多少有一点好转。
母亲长年生病，女仆当然会受累，于是暗暗产生了怨恨的心情。有一回，盛彦外出办事，上午也没回来，那个女仆就生出了坏心，到屋子后面的菜地里捉了一些金龟子（吃植物根茎的小虫）的幼虫，放在瓦片上烤熟了给盛彦的母亲吃，还撒谎说是好东西。她吃了一些，觉得很好，就以为这确实是好东西，顺手捏了一点偷偷留了起来。后来，盛彦回家了，他母亲把烧熟的金龟子给他看。盛彦一看，立刻跪在母亲面前，哭着向母亲赔罪，深责自己照顾不周全，叫母亲遭罪。他母亲却安慰他：“这东西吃了也没什么事，我倒觉得眼前好像有点亮堂了。”盛彦一听，异常惊喜，打来一盆清水，给母亲轻轻擦拭，没一会儿，母亲的双目就能清楚地看见东西了。盛彦这时候以为当初错怪了女仆，竟然向女仆跪谢，女仆羞愧难当。由于盛彦孝顺母亲，善待仆人，家里越来越和睦了。
给父母锦衣玉食未必就是孝，孝是一分发自内心的至诚之情，一个真正的孝子对父母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牵挂，他们懂得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留给父母。如果在贫寒时能够做到“每食舍肉”，那么以后飞黄腾达了也不会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