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来就是一个散文发达的国家，虽然散文这一名称过去是没有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才建立起来。在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学中，那些异彩特放的记、叙、说、题、跋、书、札等，不仅数量上居其他类文章之前，且历代有许多篇章为读者传诵不忘，甚而，像史籍名著《史记》、《左传》等，以其文采独胜，也从来列为文学史的杰作。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仍然是最繁荣昌盛的一种样式。散文的名称也建立起来了。中国现代散文与古代的散文当然有继承的关系，但并不是完全一脉相承，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古代，文是载道的，载圣贤之道，是属建设范畴的。经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现代散文因新思想的深入人心和个性的解放大为繁荣滋长了。郁达夫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1]
文学上个性的表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五四”文化革命冲破封建桎梏、输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产物；新思潮冲决了旧的封建的所有的一切，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属于君，不属于父，恢复为独立的人，可说这是人的个性的解放，也是人性的复归。它反映在文学、特别是散文中了，这就是所以在新文学的散文中，个性的表现比任何时候的散文都强的原因。所以有人说，散文“在个人文学之尖端”，“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2]。
散文没有一定格式，没有一定的框框，是各类文体中最自由的一种，写起来可以随心所欲，任笔所至，不受任何限制，大概这就是现代文学中所以散文最为发达，其成就也最为可观的原因。而且在三十年中还出现了两种新的形式——杂文和报告文学。
杂文，虽然鲁迅说古已有之，但那是就其“杂”而言，我们今天所说的杂文已经不是指其杂而是主要的就其思想内容的犀利，作为文学中的匕首而言的。像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3]。在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和写序言时，杂文这个名称还未建立起来，所以沿用了“杂感”这个名称，但这一文学形式的特征，已很清楚地刻画出来了，已说明了它与过去杂感的不同，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容。茅盾的话是和瞿秋白的看法一致的，他说，“这一新的形式（杂感），是他所发明，所创造，而且由他发展到最高阶段”[4]。鲁迅的后期所采用的文学形式，可说基本上是杂文。现在，杂文已为大家所公认了，鲁迅的成就，杂文在其小说之上。其所起的社会作用，杂文也在小说之上。在现代文学史上杂文也已独立成为一种文学样式了。是著者考虑到这套丛书中定有杂文的专史，所以本书中这方面就论述得少些。
和杂文相似，报告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它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如今大家已公认从五四时期我们已有报告文学。近来有人拟再向上追求，认为至少可以追到近代文学。游记、速写、人物特写等形式，在近代文学甚至更早的文学中是可以找到的，但都缺少一种现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即“五四”文学的新的思想内容，它们只能属于旧的文学，这在“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已划分得非常清楚了。报告文学，一般公认的是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新闻性；二是文学性。若另外还有什么特征的话，就是它的进步性了。我国的报告文学从产生到现在是一直保持这特点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五四时代，成长于三十年代，繁荣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比杂文拥有更多的读者。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本书中著者仅做了简略的论述。
本书主要的作者俞元桂教授，是一位治学谨严的老教授，素养甚深，对散文有特殊的爱好。为了撰写本书，他与同事三人默默工作了几年，翻阅了大量能找到的“五四”以来的报刊，做了“五四”以来散文篇目索引，编成《中国现代散文总书目》。他们还阅读了大量关于现代散文的理论文章，他们以为：“这些文章反映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足迹，触及了散文创作的艺术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国现代散文同中外优秀散文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关系；是珍贵的文学史料，也是一笔值得重视的理论财富。”[5]著者遗憾的是过去对这部分宝贵的资料重视不够，以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中小说、诗歌、戏剧的史料都收入了，唯独没有现代散文的。他们因而于1984年选辑出版了近四十万字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这就是说，他们在撰写这本散文史的过程中已先有了两种副产品。我觉得这两种副产品不仅丰富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资料，也可以证明他们撰写这本散文史采取的方法是扎扎实实从完全掌握材料下手的，丝毫没有采取省力、取巧的手法。这五十来万字的史与论，是事事有据、处处有源的。我觉得仅就这一点来说，就极为值得珍贵的了。这种治学的态度是值得取法的。这样说并不是说这是唯一正确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了，一切都是定论的。不是，一点也没有那样的意思，我只是说这是认认真真的经过切实的研究作品、分析事实而写成的一部好书，不是凭空胡言，也没有危言耸听，我们不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么？这是可作为一家言的。我认为“百家争鸣”是百家可以并存的，固然，真理只有一个，但论点、看法事实上是有多层次、多方面、多观点的。百家之言，不能保证全是对的，同样的，也不能说除无产阶级一家外全是资产阶级，也即全是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内部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或问题，也绝不会评价、看法完全相同，就是说也得“百家争鸣”。
作为一家言，出版是完全有其意义的；作为一家言，这方面的研究者、喜爱者，精心地读一读也是有益的。
岁在丁卯 田仲济序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