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约行进了半英里路程，我的小手帕便湿透了。这时候，车夫突然把车停了下来。
我朝窗外看了看，想知道为何停车。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我看到佩戈蒂冲出一道围篱，然后爬上了马车。她用双臂抱住了我，使劲往她怀里揽，直到把我的鼻子都压得疼痛无比，不过当时顾不了这一切，直到后来才发现鼻子一触即痛。佩戈蒂没有说一句话，她松开一条手臂后，伸进了口袋，胳膊肘一直伸进去，从里面掏出了几包点心，塞进我的口袋里，还有一个钱包放到我手上，但就是没说一句话。她又紧紧地拥抱了我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随后下了马车跑走了。我相信，而且一直就是这么认为来着，她离开时，外套上的纽扣一颗都不剩了。有几颗纽扣四处滚落，我从中捡了一颗，并作为纪念品珍藏了很久。
车夫看了看我，好像是要征询一下她是否还会回来。我摇摇头说，她不会回来了。“那就走吧。”车夫冲着那匹懒洋洋的马吆喝了一声，马随即起程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哭不出来了，于是心里想着，再哭也无济于事。尤其是，我记得，无论罗德里克·兰登，还是那位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长，在大难当头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哭过。车夫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提议把我的小手帕铺在马背上晾干。我对他表达了谢意，同意了他的提议，这样一来，手帕显得越发小了。
我这时候有闲暇来查看那只钱包了，是个硬皮钱包，有一个摁扣儿，里面有明晃晃的三个先令，佩戈蒂显然用白粉擦亮了，目的是要让我看到后心里更加高兴。但是，钱包里最最珍贵的东西，是用一张纸包在一起的两枚半克朗的硬币，纸上的字是母亲手迹：“给大卫，我爱你。”看到这个之后，我再也控制不了，所以请求车夫行行好，把我的手帕拿回来。可是，他说，还是不用的好。我想想也是，便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这才停下不哭了。
我不再哭了。不过，由于我先前情绪激动，还是会时不时地剧烈抽泣一番。我们慢吞吞地向前行进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问车夫，他是不是全程护送我。
“全程要到哪儿啊？”车夫问。
“去那儿。”我说。
“那儿是哪儿？”车夫问。
“伦敦附近啊！”我说。
“啊，这马，”车夫抖了抖缰绳，指着马说，“还没走上一半路呢。还没走上一半路，它就会累得趴下。”
“那么，你只到达雅茅斯吗？”我问。
“差不多那儿吧，”车夫说，“到了雅茅斯，我把您送到公共马车上，公共马车再把您送到目的地——不管那是什么地方。”
对车夫而言，让他说这么多话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名字叫巴吉斯）——正如我在前面叙述过的，他这人生性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出于礼貌，我给了他一块点心，他接过去后一口就吞下去了，完全像一头大象，他吃东西时脸上毫无表情，也像大象一样。
“这都是她做的吗？”巴吉斯先生问，他总是把脚踩在车踏板上，身体前倾，两只胳膊一边一只搁在膝盖上。
“佩戈蒂，你是指她吗，先生？”
“啊！”巴吉斯先生说，“是她。”
“是的。我们的点心都是她做的，饭也是她做的。”
“是吗？”巴吉斯先生说。
他噘起嘴唇，像是要吹口哨的样子，可是没有吹。他坐着，一直注视着马的耳朵，好像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他这么坐着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开口说：
“我是这么认为的，没有情人吧？”
“你是说杏仁[55]吗，巴吉斯先生？”因为我以为他想要吃点儿别的，所以指出了那种东西。
“说的是人，”巴吉斯先生说，“是心上人，没人同她相好吧？”
“同佩戈蒂吗？”
“啊！”他说，“同她。”
“哦，没有。她从来没有过情人。”
“是吗？”巴吉斯先生说。
他又一次噘起嘴唇，像是要吹口哨，但还是没有吹，而是坐在那儿看着马的耳朵。
“这么说来，”巴吉斯先生思索了好一阵子后说，“所有苹果饼、所有饭菜，全都是她做的？”
我回答事实是这样的。
“呃，我有事要对您说，”巴吉斯先生说，“您或许要给她写信吧？”
“我当然要给她写信。”我回答。
“啊！”他说着，缓慢地目光投向我，“行啊！您要是写信给她，能不能记住请捎句话，就说巴吉斯乐意，好吗？”
“巴吉斯乐意，”我重复了一声，很天真的样子，“就捎这一句话吗？”
“是——的，”他说，一边思忖着，“是——的。巴吉斯乐意。”
“可是，你明天就要回布兰德斯通了，巴吉斯先生，”我说，不过想到已经离家很遥远了，我前言不搭后语起来，“你自己亲口对她说不是更好吗？”
然而，他猛地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个建议，态度十分严肃地说：“巴吉斯乐意，就是这句话。”以此来再次确认前面提出的请求。我满口答应给他传话。当天下午，我们在雅茅斯附近的旅馆等候公共马车时，我要来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佩戈蒂写了封短信，信的内容是：“亲爱的佩戈蒂，我已平安到达这里。巴吉斯乐意。对妈妈说我爱她。你亲爱的大卫。又及：他说他特别想要你明白——巴吉斯乐意。”
巴吉斯先生见我履行了这项使命之后，就又缄口不言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令我精疲力竭、神情沮丧，于是我躺在车厢里一只大袋子上睡着了。我睡得很沉，一直到雅茅斯才醒了过来。马车驶进旅馆的院子，在我看来，这儿的一切都是新鲜和陌生的，所以我有望在此见到佩戈蒂家人的念头立刻就打消了，连小埃米莉都见不到了。
公共马车停在院子里，上上下下擦得锃亮，但还没有套上马匹，看那架势，好像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就是没有要去伦敦的样子。我想到了这个，一面疑惑着，不知道我的箱子最终怎么样了，因为（巴吉斯先生驾车进院子掉头的时候）把箱子搬下来，搁置在柱子旁院落的人行道上，还有就是我自己最终会有怎样的一种遭遇，突然，一位女士从一个挂着禽肉和牛羊腿肉的凸肚窗口朝外张望，并喊着：“这是那个从布兰德斯通来的小绅士吗？”
“是啊，太太。”我说。
“姓什么？”女士问。
“科波菲尔，太太。”我说。
“那就不是，”女士回答，“没人在此替姓这个的人付过饭钱。”
“那就是默德斯通吧，太太？”我说。
“如果您就是默德斯通少爷，”女士说，“刚才为什么说那个姓？”
我把事情的原委向那位女士做了解释，她这才摇了铃，并高声喊着：“威廉！把人领到咖啡室去！”话音刚落，一个侍者从院子对面的厨房里跑了出来，但他发现只是要领我去，似乎显得很吃惊。
咖啡室又大又长，里面挂了几张很大的地图。我心里疑惑着，如果地图真的是异国他乡，而我置身其中，是不是人生地不熟的感觉会更加强烈？我拿着帽子，在房间一角靠门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可觉得这样做有点儿过于随便。侍者专门为我铺上台布，并摆上了一套调味瓶，这时候，我想自己一定是羞得满脸通红。
他给我端来了一些排骨和蔬菜，接着动作粗暴地把盖子揭开，让我都担心自己一定是惹他生气了。但是，他替我把一把椅子搬到餐桌边，和蔼可亲地说：“喂，六尺高小大人！坐吧！”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向他表达了谢意，坐到餐桌前。他站在我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以至于我每次触到他的目光时，心里就很惶恐，弄得脸都红了。这时候，我发现，自己难以灵便地使用刀叉，或者总是把肉汤洒在自己身上。他看到我要吃第二块排骨之后，便说：“您还有半品脱麦芽酒呢，现在喝吗？”
我谢过了他，并说：“可以。”他便立刻把酒从一只壶里倒进了一个大玻璃杯，然后对着亮光举起杯子，酒看上去更加美丽了。
“天哪！”他说，“好像很多对不对？”
“看起来确实很多，”我微笑着回答。因为看到他心情愉悦的样子，我也高兴不已。他这个人眼睛眨个不停，长了一脸疙瘩，头发全都竖在脑袋上。他站在那儿，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举起酒杯对着亮光，态度很友好。
“昨天，这儿来了位先生，”他说：“一位身体结实的先生，名叫托普索耶——您说不定认识他。”
“不认识，”我说，“我不……”
“他穿着马裤，打着绑腿，戴着宽边帽，还套着灰外衣，脖子上围着带花点的围巾。”侍者说。
“不认识，”我说着，显得局促不安，“我没那份荣幸……”
“他走进这儿，”侍者说着，眼睛透过玻璃杯朝亮光看过去，“点了一杯这种麦芽酒，就是要点——我告诉他别……喝下去了，结果倒地死亡了。这种酒留的时间过长，他受不了。本来不应该斟给他的，那是事实。”
我听了这件悲惨的事情之后感到很震惊，于是说：“那我最好还是来点儿水吧。”
“对啊，您可知道，”侍者说着，眼睛还是透过玻璃杯看着亮光，但闭起了一只眼睛，“我们这儿的人不喜欢点了的东西又剩下，他们会很不高兴的。不过，如果您愿意，我倒是可以把它喝了，因为我已经适应了这种酒，适应是最重要的。如果我昂起头一口喝了，我认为它不会伤到我。我可以喝吗？”
我回答，如果他认为喝下去很安全，那就喝，我会很感激他的，但是如果不安全，那就别喝。他的确昂起头一饮而尽，这时候，我承认自己很害怕，担心他步了那位遭到悲惨命运的托普索耶先生的后尘，倒在地毯上一命呜呼。但酒对他毫发无损。相反，我觉得他喝了之后更加神清气爽了。
“我们这儿是什么啊？”他说着，把叉子伸到我盘子里，“这不是排骨吗？”
“是排骨。”我说。
“天哪，”他大声说，“我还不知道是排骨呢，对啦，排骨正是抵消这种酒副作用的好东西啊！这不是运气是什么？”
于是，他用一只手抓起排骨的骨头处，另一只手抓起一个土豆，津津有味地吃掉了，我看了之后满心欢喜。随后他又拿了一块排骨，还有一个土豆，吃完之后，又吃了一块排骨和一个土豆。我们吃过这些东西之后，他给我端上了一个布丁，放到我面前，然后，好像若有所思、一时间心不在焉的样子。
“这馅饼怎么样？”他说，提起了精神。
“这是布丁。”我回答。
“是布丁啊！”他惊讶地说，“啊，天哪，还真是！哎呀！”他凑得更近一点儿看，“您不会说这是蛋奶面糊做的布丁吧！”
“没错，的确是。”
“哎呀，蛋奶面糊布丁，”他说着，拿起一把大餐勺，“可是我最爱吃的布丁！这不是运气是什么？吃吧，小伙子，看我们谁吃得更多。”
侍者当然吃得更多。他不止一次请求我同他比赛争取获胜，但是，就凭着他的大餐勺对我的茶匙、他的利索程度对我的利索程度、他的食欲对我的食欲，我从吃第一口开始就远远地落到后面了，根本不可能赶上他。我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见过哪个人吃布丁这样有滋有味。布丁被吃光了之后，他便哈哈大笑起来，好像还在回味着布丁的美味。
我看见他这么态度友好、为人随和，便开口向他借了笔、墨水和纸，准备给佩戈蒂写信。他不仅立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了，还在我写信的当儿，在一旁态度友好地看着。等我写完了信之后，他问我打算去哪儿上学。
我说：“伦敦附近。”因为我只知道这个。
“哦，天哪！”他说着，看上去情绪很低落，“听您这么一说，我感到很遗憾。”
“为什么？”我问他。
“哦，天哪！”他摇了摇头说，“就是那个学校里，把人家孩子的肋骨都打折了——两根肋骨——还是很小的孩子呢。我看他——让我想想——您多大了，大概？”
我告诉他，我满了八岁，还不到九岁。
“就这个年龄，”他说，“他们弄折了他第一根肋骨的时候，他八岁零六个月大。八岁零八个月大时，又弄折了第二根，这可把他给毁了。”
这是个很令人不安的巧合，我无法对自己或者对侍者掩饰这种感觉。我询问他怎么会这样。他的回答让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只有三个令人听后不痛快的字：“痛打的。”
院子里公共马车的喇叭吹响了，恰到好处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促使我赶紧站起身。我为有一个钱包（因为已经够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了）既感到自豪，又有点儿胆怯，就态度犹豫地问了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付钱。
“一张信纸，”他回答，“您买了一张信纸，对吧？”
我记得没买。
“信纸很贵，”他说，“还要纳税。三个便士。在这个国家，我们就得这样承担税负。除了付给侍者的，再没有别的了。墨水没有问题，就算我赔上啦。”
“请问一声，你应该——我应该——我应当给多少——给侍者多少钱才合适啊？”我结结巴巴地问，脸都红了。
“如果我不需要养家糊口，而家里面的人没有染上天花，”侍者说，“我是不会收六便士的。如果我不用赡养年迈的母亲，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说到这儿他很激动了，“那我会分文不收。如果我有个理想的职位，在这儿有丰厚的待遇，那我不但不会收您的小费，还会请求您收下我一点儿小钱。但我吃的是残羹剩饭，睡的是煤堆。”侍者说到这儿哭了起来。
我对他的不幸深表关切，觉得无论如何给他的钱不能少于九个便士，否则会显得残酷和狠心。于是，我把那三个明晃晃的先令给了他一个，他唯唯诺诺而又毕恭毕敬地收了下来，紧接着用拇指捻了捻，试一试成色。
我被人家从马车的后面扶上车后，发现人家以为我独个儿吃完了那一份饭菜，感到有点儿尴尬。我之所以发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无意中听到凸肚窗口那位女士对看守车的人说：“当心那孩子，乔治，弄不好他肚子要爆炸的！”还有就是，我注意到，在场的那些女仆都出来看，还咯咯直笑，好像我是个小怪物一样。我那位不幸的侍者朋友已经恢复了精神，好像没事人一样随着大家一道大惊小怪，一点儿也不觉得局促不安。如果说我对他产生了疑心的话，那有一半是由此引起的。但我现在还是相信，孩子天真单纯，容易相信他人，而且对成年人有天然的依赖感（孩子这样的天性如果过早地被世俗智慧取代，我感到很遗憾），总的来说，我并没有严重地怀疑他，即便那个时候也是如此。
我必须承认，自己心里觉得很不好受，因为无端成了车夫和看守取笑的对象，说我坐在车的后部，所以车的后部很重，还说我乘着四轮大马车去旅行比较合算。自然而然以为我胃口大的事传到外面的旅客当中，他们同样对此乐不可支，拿它寻开心。问我，在学校里是按两兄弟还是按三兄弟的份额付费，我是专门签了约呢，还是按常规办理，还有一些别的幽默玩笑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我知道有机会吃东西时，却不好意思吃。而午饭吃得不多，整个晚上就都得忍饥挨饿——因为我匆忙中把点心落在旅馆里了。我的种种担心都应验了。当我们停下来吃晚饭时，虽然我很想吃东西，却没有勇气吃，而是只坐在火炉边，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即便这样，人家也没有少拿我开涮。有位嗓音嘶哑、五官粗糙的先生，除了拿着瓶子喝酒之外，一路上几乎不停地从三明治盒子里掏出东西来吃。他说我像条大蟒蛇，一次吃饱喝足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说完之后，他又吃了一份煮牛肉，结果长出了一个疹子。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出发，应该在翌日早晨八点左右到达伦敦。当时正是仲夏时节，夜间气候宜人。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时，我在心里便想象着那些房屋里该是怎样一种情形，里面的人在做些什么。有些孩子跟在我们的马车后面跑，还会攀上车后面，摇摇晃晃行进一段，我会想，他们的父亲是否活着，他们在家里是否幸福快乐。因此，我除了不停地想着自己要去的地方会是个什么样子之外——那可是想起来都令人害怕，心里想的东西可多啦。我记得，自己有时候总是想着家里和佩戈蒂，思绪混乱、漫无边际，极力想要回忆起我咬默德斯通先生之前，心里的感受如何，先前是个怎样的孩子。却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咬他的事似乎发生在遥远的过去。
夜间并不像傍晚时那样令人舒适惬意，因为天气冷起来了。我被安排坐在两位先生之间（五官粗糙的那位和另一位），以免从车上掉下来。他们都睡着了，我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因为他们把我完全夹住了。有时候他们把我挤压太厉害，我便会忍不住大叫起来：“哦！求求你们啦！”他们听了很不高兴，因为叫声把他们吵醒了。我对面是个上了年纪的太太，身披一袭皮毛大斗篷，身子裹得严严实实，黑暗中看过去，更像是一个干草垛，而不是位太太。这位太太随身带着一只篮子，老半天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后来发现，由于我的腿很短，就把它放到我腿下面。结果篮子挤得我连腿都伸不直，还会碰得我不舒服，所以我难受极了。但是，只要我稍微动一动，篮子里面的玻璃杯就会碰到别的神秘东西而发出叮当的声响（碰一下肯定会响），她就用脚恶狠狠地踢我，并且说：“嘿，你给我老实点儿。我敢说，你的骨头还嫩着呢！”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这时候，我的同伴们似乎睡得更加舒服一些了。整整一夜，他们痛苦不堪，鼾声如雷，嗝声连连，困难重重的境况简直不可想象。随着太阳升高，他们的睡眠也不那么深沉了，渐渐地，一个接着一个醒了。每个人都谎称说自己没有睡着，要是人家说他睡着了，他便会异常气愤地断然否认，我记得自己对此惊讶不已。我到今天都还是迷惑不解、惊诧不已，因为我始终注意到，在人的所有弱点中，我们天性中最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就是（我想象不出是何原因）在公共马车里睡过觉。
我从远处看到的伦敦是个多么令人惊奇的地方！而我如何相信，自己喜爱的书中所有英雄人物的所有异乎寻常的故事，都会接连不断地在那儿演绎再演绎，如何在脑海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伦敦可比世界其他上任何城市都充满了奇遇和邪恶，凡此种种，我不必专门叙述。我们距离伦敦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坐落在白教堂区[56]的这家旅馆。我不记得旅馆是叫蓝牛旅馆还是蓝猪旅馆，只记得是叫蓝什么旅馆，公共马车的后面还绘有该旅馆的图像。
看守马车的人下车时，目光正好落在我身上，于是冲着售票处门口大声喊了起来：
“这儿有人接一个小孩的吗？登记的名字叫默德斯通，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有人来接吗？”
没有人反应。
“先生，请问一声科波菲尔这个名字。”我说，无能为力地低头看着。
“这儿有人来接一个小孩的吗？登记的名字叫默德斯通，不过他自己说叫科波菲尔，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有人来接吗？”马车看守说，“喂！有人来接吗？”
没有。没有人应答。我焦急地环顾四周。但是，这番询问没有在一旁站着的人中间产生任何反应。只有一个男子除外，此人打着绑腿，还瞎了一只眼睛。他建议说，最好在我脖子上套上一个铜圈，把我拴在马厩里。
有人搬来一架梯子，我在那个像干草垛一样的太太后面下了车，因为她的那只篮子不移开，我根本不敢动弹。这时，车上的乘客全都下来了，也很快都卸了行李。马匹在卸行李前就被牵走了，空马车现在由旅馆里的几位马夫前拉后推，驶离道路。到了这个时候，仍不见有人来接这个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满身尘埃的小孩。
我感觉到自己比鲁滨孙·克鲁索还孤独，因为他没有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让人看出他很孤独。于是我走进售票处，当班的办事员请我进柜台里面去，然后在称行李的磅秤上坐了下来。我坐在那儿，望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账本，闻着马厩里散发出的气味（此后，我一想到那天早晨，就会想起这个气味），一连串的忧虑开始向我的大脑袭来。要是一直没人来接我，他们会允许我在此待多长时间？他们会留下我直到花光七个先令吗？晚上我是不是得在行李堆中找一只木箱子过夜？早晨是不是得用院子里的那个抽水泵压出水洗脸？或者每天夜里把我赶出门外，等到第二天售票处开门再让我进来，直到有人来把我接走？要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出现什么差错，而是默德斯通先生存心要把我扫地出门，那我该怎么办哪？即便他们允许我待着，直到我的七个先令全部花光，但等到我开始忍饥挨饿的时候，就不能指望再待下去了。显而易见，这样对于顾客来说多有不便，还惹人嫌。此外，还得叫这家蓝什么的旅馆承担一笔丧葬费。如果我现在立刻出发，设法走回家去，我如何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即便回到家里，除了佩戈蒂，我能保证其他人会收留我吗？如果我找到最近的有关机构申请去从军或者当个水手，而我年纪这么小，人家极有可能不会接纳我。这些想法，还有其他成百上千种想法，令我心急火燎，头晕目眩，担惊受怕，神情沮丧。正当我焦虑不安到了极点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个人，他跟当班的办事员耳语了几句，办事员便立刻把我从磅秤上拉起来，推到那人面前，仿佛我是件货物，已经过了磅，付过钱就被买走了。
我和这个新相识手牵着手走出售票处，这时候，我偷偷地朝他看了一眼。他很年轻，面容憔悴，肤色灰黄，双颊深陷，下巴颏黝黑，几乎同默德斯通先生一样。不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他的胡子是剃掉的，头发也显得不那么光滑润泽，而是又干又硬。他一身黑色衣裤破旧不堪、色泽褪尽，袖子和裤管都很短，脖子上系着的白围巾也很不干净。我当时认为，现在也还是认为，这条围巾并不是他身上穿的全部亚麻制品[57]，但他显露出的或者令人想到的确实就是这个。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学生吧？”他问。
“是的，先生。”我回答。
我认为自己是，实际上我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校的教师。”他说。
我给他鞠了一躬，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萨伦学校的学者和老师，我羞于开口提及诸如我的箱子那样平常的物件，所以，我们离开旅馆院子有一段距离了，这才壮着胆子提到了箱子。我态度谦卑、委婉含蓄地表示，箱子今后可能会给我派上用场，我们这才又往回折。他告诉办事员，中午会派车夫来取我的箱子。
“请问，先生，”我问着，这时我们走到了刚才我们到的地方，“学校远吗？”
“在布莱克希思附近。”他说。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怯生生地问。
“有点距离啊，”他回答，“我们得坐公共马车去。大约有六英里路。”
我已经疲惫不堪，浑身乏力，想到还要走上六英里路，真是受不了了，于是鼓起勇气对他说，自己整整一宿都没有吃东西，如果他允许我停下买点儿东西吃，我会对他感激不尽。听我这么一说，他似乎很吃惊——我现在仿佛看见他停下脚步看着我的样子。他思忖片刻后说，他正好要去探望一位住在不远处的老人，所以建议我最好去买点儿面包或其他什么有营养的食品，然后在那老太太家里当早餐吃，我们还能在那儿喝到些牛奶。
就这样，我们朝一家面包店的橱窗里面看。我接二连三点地了一大堆东西，样样都是容易消化的，但全都被他否掉了，最后我们决定花三便士买了一小块黑面包。随后在一家杂货店里，我们又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咸肉，我付出第二个亮闪闪的先令后，找回了很多零钱，所以我觉得伦敦的东西很便宜。我们买了这些东西之后继续前行，穿过了人声鼎沸和车马喧闹的街市，我本来就已经疲惫倦怠，这样一来就更加头昏脑涨，情形简直无法言表。然后走过了一座桥，毫无疑问，这就是伦敦桥[58]（我觉得他的确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我当时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最后我们到了那个穷苦人的住处。我知道，这房子是属于济贫院的一部分，因为从房子的外观就可以看出。还有大门口一块石碑上篆刻的文字，那些字说的是，这一片住房是专为二十五位贫穷妇女建造的。
房子里，一扇扇黑乎乎的小门都是一个样子，每扇门的一侧都有一扇菱形小玻璃窗，上方还有另一扉菱形小玻璃窗。萨伦学校的老师拔掉其中一扇门上的闩子，随后我们便进入了这些贫穷老妇人中的一个的小住房。老妇人正在生火，要把一个小蒸煮锅烧开。老妇人看到老师进去后，停止了跪着拉风箱的动作，打了声招呼，我觉得听起来像是说：“我的查理啊！”但是看到身边还有我，便站起身擦了擦手，慌里慌张地行了个半屈膝礼。
“请您替这位小绅士做一顿早餐好吗？”萨伦学校的教师说。
“是吗？”老妇人说，“可以，当然可以！”
“费比森太太今天可好？”教师说，看着坐在火炉边一把大椅子上的另一位老妇人，她简直就是一捆衣服，以至我现在都觉得很庆幸，自己当时竟然没有弄错坐到她身上去。
“啊，她很不舒服，”前面那个老妇人说，“今天可厉害着呢。要是炉子里的火因故熄灭了，我真的认为，她也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醒过来了。”
他俩朝着那老妇人看的时候，我也看了看她。虽然那天很暖和，但她看上去心里想着的只有炉火。我想，她肯定对火炉上那口蒸煮锅也心怀妒意。我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对于硬逼着用那口锅替我又是煮鸡蛋又是烤咸肉心怀不满，因为我困倦迷离的双眼看见，烹饪正在进行的时候，旁人没有人在场看着，她一度朝着我挥了挥拳头。阳光透过小窗户倾泻而入，可她坐着，让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背对着阳光，把炉火挡住，她似乎刻意要使炉火保持温暖，而不是炉火使她保持温暖，而且用极不信任的目光看着炉火。我的早饭做好了，炉火也空闲下来，这使她高兴不已，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得说，那笑声实在不动听。
我坐下来吃我的黑面包、煮鸡蛋和咸肉，还有一碗牛奶，这是一顿丰盛的早餐。我津津有味地享用着。
这时候，住在屋里的老妇人对教师说：
“你带着笛子来了吗？”
“带来了。”他回答。
“那就吹一曲吧，”老妇人说着，语气中透着劝导，“吹吧！”
听她这么一说，教师就把手伸进外衣里面，拿出分成三段的笛子，把三段拧到一块儿之后，立刻吹奏了起来。我思索了很多年之后，感觉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吹笛子比他更蹩脚的人了。他发出的那种声音令人凄厉心碎，我所听到的以任何形式发出的声音，自然的也好，人工的也罢，全都无法与之比拟。我不知道吹的是什么调儿——如果他吹奏时有什么调儿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但笛声对我产生的影响是：首先，勾起了我的所有痛苦，使我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其次，把我的食欲驱赶得无影无踪。最后，弄得我睡意蒙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往事历历在目，我又一次闭上眼睛，开始打起盹儿来。又是那个小房间，三角柜敞开着，几把方正的靠背椅，通向上面房间的尖角小楼梯，还有摆放在壁炉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记得，刚一进房间心里就纳闷，如果那只孔雀知道自己的羽毛注定要变成这个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房间在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着盹儿，又睡了。笛声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共马车轮子的辘辘声，我继续上路了。马车颠簸着，我怔了一下醒过来，笛声又回来了，萨伦学校的教师正坐着，两腿相交，悲惋凄凉地吹奏着，住在那儿的老妇人兴高采烈地在一旁看着。接着她消失了，教师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了笛声，没有了教师，没有了萨伦学校，没有了大卫·科波菲尔，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深深的睡眠。
我觉得自己做了梦，梦见那位教师吹响令人感到凄厉心碎的笛声时，那房子里的老妇人满心欣喜地欣赏着，越来越近地走向他，弓着身子站在他椅子的靠背处，满怀深情地用力搂住了他的脖子，结果使他一时间停止了吹奏。或者瞬间过后，我处在似睡非睡的状态，因为当他接着吹奏时（他先前停止了吹奏，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我看到和听到，同样是那位老妇人问费比森太太，它美不美妙（她指的是笛声）。费比森太太回答：“啊，啊！美妙！”并冲着炉火点头。我现在都还确信，她把整个演奏归功于炉火了。
我这个盹儿好像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时候，萨伦学校的教师把他的笛子拧松，拆成了三段，跟先前一样收了起来，领着我离开。我们就在附近找到了公共马车，于是上到了车顶。但我太困了，睡眼惺忪，所以马车中途停下让别人上车时，他们便把我安排到里面，那儿没有乘客，我便在那儿酣睡了。直到后来，马车缓慢行进，在绿荫丛中朝着陡峭的小山坡驶去。片刻后，公共马车就停下，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走了一段很短的路程，我们就到了——我是说我和那位教师——萨伦学校，学校被高高的砖墙围着，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墙的一处开了一扇门，门的上方挂着“萨伦学校”的校名匾牌。我们拉响了门铃，这时候，一张阴沉可怕的脸透过门的方格打量着我们。门打开后，我发现，那是一张属于壮实男子的脸，此人脖子短而粗，支着一条木头假腿，太阳穴外突，头发齐着脑门，剪得很短。
“那个新生。”教师说。
支着木头假腿的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这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我个头就那么一点儿。接着，在我们的身后锁上了大门，取出了钥匙。我们朝上走，向着那掩映在浓密树荫中的房子，这时候，他在后面冲着领我来的教师喊了一声：“喂！”
我们回头看了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手里提着一双靴子。
“给你！鞋匠来过了，”他说，“因为你出去了，梅尔先生，他说这双靴子再也没法儿修了。还说靴子都没了先前的影子，他纳闷，你怎么做这个（修补的）打算呢。”
说完这话，他就把靴子扔给了梅尔先生。梅尔先生往回走了几步，捡起靴子。我们一同继续向前走时，他看了看靴子（恐怕心里很不痛快）。我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靴子其实也坏得没法儿穿了，袜子有个地方也像花朵一样绽开了。
萨伦学校是一座带耳房的四方形砖结构建筑，外表光秃秃，没有装饰。学校四处静悄悄的，我就对梅尔先生说，学生们好像全都离校了。可他听完之后很惊奇，因为我竟然不知道现在是假期，所有学生都回到各自家里去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携克里克尔太太和女儿克里克尔小姐到海滨度假去了。我因为做错了事，所以作为惩罚，才会在假期被送到学校来。这些情况是我们一边走，他一边向我解释的。
他领着我走进一间教室，我直愣愣地打量着，觉得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寂寞和最荒凉的地方。现在我见到它了，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三排长课桌，六排长板凳，四壁打了挂物钉，那是挂帽子和石板用的。旧习字本和练习本的纸片散落在脏脏的地板上。用那类本子的纸折成的小蚕房横七竖八地放在课桌上。还有两只可怜巴巴被主人遗弃了的小白鼠，现在正在用硬纸板和铁丝制成的散发着霉味的城堡式小楼里蹿上蹿下，瞪着通红的眼睛朝房间的每个角落打量，想找点儿什么吃的东西。一只小鸟被关在就比它本身大那么一点儿的笼子里，时不时地跳上那两英寸高的栖木，或者又从上面跳下来，扑棱着翅膀，可是，既不能欢唱，也不能鸣叫。屋里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怪味，就像发了霉的灯芯绒裤、捂烂的甜苹果、腐烂的书籍。即便当初建房时没有加个屋顶，一年四季天上下的是墨水雨，飘的是墨水雪，落的是墨水冰雹，刮的是墨水风，也不会像这样墨水溅得到处是。
梅尔先生丢下我，自顾自地拎着那双毫无指望的靴子上楼去了。我轻手轻脚地走向教室另一头，边动着身子边环顾周围的一切。猛然，我看到课桌上放着一块纸板做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漂亮的大字：“当心他，会咬人。”
我赶紧爬到课桌上，担心底下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是，尽管我心急火燎地朝四处张望，却根本没看到狗的影子。我还在忙不迭地四处观望，这时候，梅尔先生回来了，问我爬到那儿干吗。
“我请您原谅，先生，”我说，“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不是有条狗吗，先生？”
“有条什么狗？”
“先生，就是提醒大家当心的，那条会咬人的狗。”
“不，科波菲尔，”他说，神情严肃，“指的不是狗，而是个学生。科波菲尔，我奉命把这块牌子挂在你身后。很抱歉你一来就这样对待你，可我必须这么做。”
说完，他就把我从桌子上抱了下来，然后把那块牌子像背背包似的固定在我的肩膀上。由于牌子是特意制作的，倒是很妥帖。从今往后，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得挂上牌子，这才算踏实。
我为这块牌子受了多少罪，没人能想象得到。不管别人看不看得见我，我总会有种感觉，觉得有人在念牌子上的字。转过身发现没有人，也无法释然，因为无论我背朝向何处，我都想象着那儿总会有人。那个支着木头假腿的狠心人更是让我的痛苦雪上加霜。他大权在握，一旦看见我背靠着树，或墙，或房屋，就从他那间小屋的门里冲出来，大声吼着：“喂，说你呢，你个科波菲尔，把那块牌子露出来，要不我就告发你！”运动场是个铺着石子的空院子，位于教室和厨房的后面。所以我知道，仆人们看得到，屠夫看得到，面包师看得到。一句话，每天早晨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学校边走来走去的每一个人都看得见，得对我倍加小心，因为我会咬人。我记得，我都真真切切地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自己成了个会咬人的野蛮孩子。
运动场有一扇旧门，学生们都习惯在这扇门刻上自己的名字，因此门面完全被刻上去的字盖满了。我怀着一种恐惧感，担心假期结束学生们返校，所以每看到一个名字都不禁想到，那人会用什么样的腔调，会用怎样的语气夸张地念着“当心他，会咬人”这几个字。有个学生——一个名叫詹·斯蒂尔福思的学生——他的名字刻得深而且多。我想象着，他先是声音洪亮地念着牌子上的字，随后扯我的头发。还有个学生，一个名字叫汤米·特拉德尔的学生，我担心他会拿牌子来取笑我，而且会假装被我吓得要命。第三个是乔治·登普尔，我想象着，他会把牌子上的字唱出来。我成了个畏首畏尾的小东西，一直看着那扇门，直到所有这些名字的主人——梅尔先生说，当时学校里一共有四十五个学生——似乎一致赞成把我送到考文垂[59]去，并会用各自的腔调大声嚷嚷着：“当心他，会咬人”！
面对课桌和长凳处的空座位时，我心里也这样想。就寝的途中和躺在床上，我偷偷看一看那些林立的空床位时，心里也是这么想。我还记得，自己每天都在做梦，梦见和过去一样同母亲在一起，或者梦见在佩戈蒂先生家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梦见在公共马车外面跑着走，或者梦见同那个命运不济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在所有这些梦境当中，都是因为不幸地发现我身上只有一件小睡衫和那块牌子，使得大家厉声尖叫，目瞪口呆。
我感到生活单调乏味，但时时刻刻又害怕学校再度开学，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情感折磨！梅尔先生每天都要交给我很多功课，我得花费很长时间对付，但我都完成了，因为没有默德斯通先生和默德斯通小姐在场，就都全部合格了，没有蒙羞受辱。在完成功课之前和之后，我四处走走——但是，正如前面说到的，由那个支着木头假腿的人监视着。学校里到处都很潮湿，院子里的石板路斑驳开裂，长满了青苔，有一只有漏洞用来盛雨水的旧木桶，几棵阴森森的大树树干已褪去了色泽，似乎雨天比别的树滴水多，晴天水分会蒸发得更少。这一切现在回忆起来全都历历在目！我们一点时吃午饭，一间空荡荡的长餐厅里面摆满了松木餐桌，散发着油腻的味道，我和梅尔先生两个人，坐在里端。吃完饭，要继续做功课，一直做到喝茶时间。喝茶时，梅尔先生用的是一只蓝茶杯，我用的是一个锡罐。从清早到傍晚七八点，梅尔先生都伏在教室里自己那张单独的书桌上辛勤工作，不停地同笔、墨水、尺、账簿、纸张打着交道，要把上半年的账目结算出来（这是我发现的）。到了晚上，他搁下手上的活儿，便拿出笛子来吹奏。我几乎有种感觉，他会把自己整个人都吹进笛子顶端的那个大孔里去，然后再顺着音调慢慢消失。
我的眼前浮现着：微不足道的我坐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手托着头，听着梅尔先生那凄婉悲凉的笛声，同时准备着翌日的功课。我的眼前浮现着：自己合上了书本，继续倾听着梅尔先生那凄婉悲凉的笛声，透过笛声，听到了过去家中的声音，听到了雅茅斯荒滩上呼啸而过的风，于是感到非常忧伤和孤独。我的眼前浮现着：自己起身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去睡觉，坐在床沿上哭泣，希望听到佩戈蒂安慰的话语。我的眼前浮现着：自己早上下楼时，透过楼梯窗户那一道阴森可怕的长长缺口，看到悬挂在外屋顶上的那口校钟，上面还装了个风标，担心着，等到校钟一敲响，詹·斯蒂尔福思和其他学生就都会回来上课。这还只是次要的，最最令我惶恐的是，等到那个支着木头假腿的人打开生了锈的院门时，令人望而生畏的克里克尔先生就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在上述所有情况下都不是个什么很危险的人物，却要在所有情况下都得背着那块牌子，好让别人提防着我。
梅尔先生从不同我多说什么，但也从不粗暴地对待我。我认为，我们相互间已经成了不交谈的伙伴。有一点我忘了提到：他有时候会自言自语，咧嘴而笑，握紧拳头，咬牙切齿，撕扯头发，那状态令人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他这么一些怪癖一开始吓着了我，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