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决议，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在会上，村干部不断地动员大家说：“同志们，大家认呀！”
●陈云坦率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毛泽东要求解决粮食问题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举行了国庆4周年大阅兵后的天安门广场，又恢复往日的宁静。
此刻，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这里商讨国事。
在这次商讨国事中，陈云把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盘托出，经过讨论，陈云的想法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于是，毛泽东当即拍板定案，并指出：
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决议，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由于情势紧急，不能拖延，从天安门城楼回来后，陈云连夜起草了会议通知，并于10月2日凌晨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迅即对陈云起草的通知做修改，并决定于当日19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对此问题中央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当时在全国各地对粮食大抢购之风盛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家。粮食问题是历代政府都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突出。建国初期的几次剧烈的物价波动，都与粮食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过土地改革和几年的经济恢复，这一矛盾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以后，粮食供求矛盾更加突出。
当时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
以下是几个抢购粮食大画面：
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5天内，江西省吉安市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
……
1953年，江苏省徐州各县，不法私商赶来抢购。他们勾结当地粮商和粮贩子，深入农村抢购。其中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上安排10多家“代理店”，抢购黄豆50多万斤；陈生则用抬高价格的办法，一次就抢购黄豆6万多斤。
……
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13万多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研，有74%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
这种粮食投机市场的存在，严重地干扰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实现，导致粮食产需矛盾更加尖锐。
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
全国粮食形势相当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集中讨论了粮食供销形势，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
粮食形势如此严峻，解决粮食问题，在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极为重大的任务。
1953年，全国粮食形势进一步严峻，毛泽东要求当时充当中国经济领导机关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粮食问题。
在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中财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一时没有拿出可行的办法。
陈云提出解决粮食的方案
1953年6月23日，周恩来给在浙江莫干山疗养的陈云拍了一封电报：
3年来，在粮食问题上采取慎重政策，由中央统一集中管理，得以渡过难关。自下半年以来，由于疏忽，加以今年部分地区发生灾荒，致粮食紧张。今后若干年，此基本情况尚难改变。会议中仍有改变管理与供应制度的提议，同时亦有主张维持原办法，可略增加地方机动之数者。
……
此事关系颇大，你过去考虑过深，请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做出决定。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陈云非常重视，一边向中央表示他的初步构想，一边积极思考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办法。
7月，陈云结束了在外地的因病休养，回到北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会后，陈云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调研如何解决粮食抢购问题。
经过调研和多方讨论，陈云提出了解决当时粮食问题的8种方案。反复对比筛选以后，其中的7个方案被否定了。它们是：
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因为在农村里工作的干部听到“征”字就害怕，说在农村征购是不是可以慢一点。
如果实行这个办法，那只是关了一个门。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搞配给，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
这样农民看到政府在城市配给，他就会说：“啊！你缺少粮食，老子不卖。”
所以，如果只在城市配给，在农村中不征购，我们就会买不到粮食。
第二，只征不配。这种方式在城市里工作的干部欢迎。他们说：“农村征购是要的，城市配给可以慢一点。”
日本帝国主义搞了一下配给，国民党也搞得天翻地覆，现在又搞配给，城市人一听“配给”就头痛。
但如果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政府在农村里征购，换给农民钞票，农民拿到钞票以后，转身就可以再跑到城里粮食公司把粮食买回去。
第三，原封不动。所谓原封不动，就是照当时那样的办法，自由买卖，这个办法的结果必乱无疑。
有人说：“乱就乱吧，乱一年就不得了吗？乱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翻了吗？”
陈云认为：乱一年要考虑乱到什么程度，要把乱的利害与征购粮食比较一下，如果乱的害处大，就不如搞征购。如果等到乱了一年，再来搞征购就晚了。
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抓大头，搞征购。这样办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城市的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了，那时，到哪去买粮？
第五，动员认购。这个办法以前东北做过。在东北做动员认购时，就是上面有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
然后支部就开会，负责落实。
在会上，村干部要不断地动员大家说：“同志们，大家认呀！”
很多村民都低下头。
村民说一个数，干部就说：“不够，再加！”
村民再说一个数，干部看看还不够，就说：“不够，再加。”
总之，不加够就不散会。这个办法叫强迫而不命令，显然新生的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也非长久之计。
第六，合同预购。当时有人说：“棉花订了预购合同，我们就买到了一些。”
对此，陈云认为：棉花之所以能买到，不一定是合同预购的功劳。最重要的还是棉花收得多。我们一年需要的棉花是1300万担，而农民一年收获量是2000万担。如果棉花收少了，我看合同预购也不一定能收到。如果农民现在收的粮食多了七八百亿斤，他也会赶紧卖的，问题是现在粮食缺乏。
显然，定了预购合同农民也不一定卖，合同预购也不能解决当时的粮食问题。
第七，各行其是。也就是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粮食政策。这样做如果不妨碍其他地方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各地的方法必定会相互影响。
既然前面7个方案都不行，最后剩下可选择的就只有既统又配，即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给。
在当时，陈云还形象地把粮食问题比喻成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于是，后来关于统购统销的实施背景就有了“一担炸药，八种选择”的说法。
对于这第八个方案，陈云也是比较犹豫的。
为此，陈云打电话给在外调研的时任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征求薄一波的意见。薄一波表示赞同。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于是，在1953年的国庆之夜，陈云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向中共中央和盘托出了他的统购统销计划，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10月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由于事先已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在报告中提出的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的办法，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但是，对于能否在1953年开始收购，大家都有些犹豫，因为公粮马上就要开始征了，时间上怕是来不及了。
正当大家为能否在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问题争执不下时，时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机智地提出：把征收公粮的时间推迟一点，征购和征收公粮一起实行。
该意见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
在会议最后，毛泽东发言明确表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他说：
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详细办法以后讨论。粮食问题采取统购统销这样的措施是否迟了一步，将来再看，也许不迟。从现在起到11月中或11月底作准备，从12月到明年1月征粮、购粮同时进行。因此，征粮的布置要推迟一个月。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出粮的，一面是对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
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
通知还规定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华北局刘澜涛、刘秀峰，西南局李井泉，西北局马明芳，必须参加会议。
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
根据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要求，此次会议被定为“紧急”会议。但是，为了保密，以免引起恐慌，这次会议对外未用“紧急”二字。
在会上，陈云作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
在报告中，陈云首先向大家说明了当前在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及粮食问题涉及的4种关系。即：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
陈云指出：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接着，陈云明确地对大家说：“要处理好这4种关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
对此，有些同志表达了担心：“这样的办法太激烈了，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面对同志们的担心，陈云坦率地说：“400亿斤粮食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说，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
停顿了一下，陈云又接着说：“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
听到此，很多与会代表都为陈云的幽默说法所打动，顿时，会场响起了一片笑声。
但是，陈云并没有笑，反而显得脸色凝重，他继续说道：“所以，如果采取自由收购的办法，能够买到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但问题是买不到的。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的坦率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为了解决问题，有同志又问：“别的办法还有没有？是不是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
对此，陈云耐心地回答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对于决定实行的最后一个粮食统购统销方案，陈云也是有顾虑的。他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20多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城市里的人都要配给，农村里的人都要征购，所以，这件事情跟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关系。财经会议刚开过，如果这个事情出了毛病，翻了车，比新税制翻车要厉害得多。”
当然有些同志担心，统购统销这个办法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担心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会挨农民的扁担。
对此，最后陈云痛心地说：“回过头来想一想，不这样做怎么办？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
陈云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如果把这些钱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陈云讲话之后，邓小平作了补充发言，他说：“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的4项政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保障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
全国各大区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在听取陈云的意见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他们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给，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得到各大区的支持以后，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的办法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给的名称不好听，他说：“‘征购、配给’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
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他说：“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给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全国粮食会议讨论、并由邓小平同志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等文件。
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
11月19日，政务院第一九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于11月23日发布。
《决议》指出统购统销包括：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4项内容。
针对4项内容，《决议》指出：
上述4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
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相互对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亦将无法实现。”
对这4项政策的关系，邓小平曾经用一句四川土话来表述：4项政策“只能穿一条连裆裤”。
邓小平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山头很多，粮食问题又出了几千万个山头。如不强调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就会出乱子。”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
为此，中共中央的《决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
1953年11月24日，陈云致信周恩来，提出：
《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中不准私商“自由经营”，以改为不准私商“私自经营”为好。计划价格前面应加上“今年秋粮”几个字，因为明年小麦收购价格可能降低。明年公布时，要在报纸上发个消息，说明有些地区并不实行，这样新疆、西藏等地商人就不会恐慌了。
次日，陈云在签发中财委致各大区财委并各省市财委并报中央电中，通报了北京、天津两市粮食统销的工作情况，总结了京津两市面粉统销工作的初步经验。
接到中央的《决议》和国务院的《命令》后，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均根据上述决议和命令，从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于是，一场包括计划收购政策、计划供应政策、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政策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政策4项内容的粮食统购统销战役在全国经济战线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