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铿锵有力地说：“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邓小平看着大家，微笑着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魏玉明在办公室里向姜维宣布：“你要办的私营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公司了。”
中央决定转变工作重心
1978年11月初，首都北京的气温开始由凉转冷，一时间，北京大街小巷的树木仿佛被染上秋的颜色，或红或黄，煞是美丽。
11月10日，在这个诗一样美的季节里，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3人。
于是，这个一向宁静的，并被誉为中国“最安全的宾馆”和中国“会场之冠”的京西宾馆，突然之间热闹了起来。
中午过后，京西宾馆门前一辆辆汽车送来了与会的同志，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聚集到这里来了。
这次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是启动国家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参加这次会议全体人员的共同愿望，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以什么作为指导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方针，却有不同意见。
11月12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东北组发言时，他针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新看法。
陈云铿锵有力地说：
我完全同意中央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陈云的意见获得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陈云的发言还提示人们，要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重大问题，要有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的精神。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更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在这个重要讲话中，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他说：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这一观点的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平均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普遍贫穷的状态，激发了国民创造财富的欲望，给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日后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政策环境。
中央工作会议原计划，在13日举行闭幕式之后应该结束，但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学习讨论。
就这样，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第三天后，具有巨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由于中央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到22日，只开了5天，就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会公报。公报郑重宣布：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私营经济问题，但是已经把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私营经济复苏将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饱受歧视和摧折的中国私营经济也迎来了破土而出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种活跃的气氛，一种改革的期待，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可阻挡地升了上来。那些残存下来偷偷摸摸干着个体的小生意人，此时也似乎吸到了氧气。
不错，一种生气勃勃的大氛围，使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了新的希望。
中央允许私营经济发展
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此时，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很多问题，改革已势在必行，其中尤以私营经济领域最为严重。
原来，在1956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私营经济在中国几乎绝迹。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随着私营经济政策的逐渐放松，各种私营经济开始有恢复的迹象。
1977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央作出报告：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具体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在实践方面实现了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以前强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只有因病、因家庭困难才可以返回城市的限制。
那些留在遥远的农村务农，与家人分别多年的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从政策变化中看到了希望，想尽各种办法要求回城。
紧接着，全国就出现了千万知青大返城现象。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
面对就业压力，各地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然解决不了如此庞大的待业队伍的需求。
当时，广州等地把那些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待业青年称为“八路军”，因为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
尽管如此，“八路军”们仍感庆幸，因为找不到活儿干，只能仰食父母的待业青年为数更多。
很多待业青年成了新游民，闲散在家，也对社会安定造成隐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无事生非，打架斗殴，导致犯罪事件增长。
1979年7月20日，时任国家计委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面对如此巨大的就业问题，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就如何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一篇长篇文章，文章题目是《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在文章中，薛暮桥提出要广开就业门路。他说：
宪法规定允许“从事法律许可范围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条也应当实行。最近北京市崇文区在搞试点，据说很有效果。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的磨刀、补鞋也不应当完全砍光。
这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在中央党报上发表的支持个体经济的文章。
由于薛暮桥在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再加上这个文章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
当然，薛暮桥文章中为个体经济所做的辩护，决不仅仅是为解决就业问题提出的权宜之计。
这篇文章，在理论问题上冲破了禁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叶剑英明确说：
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终于，中国向私营经济紧关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于是，沉寂了20多年的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了。
一时间，在大小城镇的街道巷子里，已经出现了修车的、修鞋的、补锅的、裱画的、做衣服的、开小饭馆的……胆子大的人先干起来了。
到1979年底，个体户发展到31万人，比1978年的1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文件指出：
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个体经营的，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
在这些背景下，从那时起，我国的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
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复苏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
平时读报时，柳传志总是很平静的。然而这天，看报的柳传志却显得很是兴奋，非常激动。
原来，柳传志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猪的文章，他激动不已，因为很久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评论、社论。
而这天，《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猪的文章！
“气候真是要变了！”柳传志敏锐地意识到。
与柳传志一样，随着政策的逐渐放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气候要变了”。于此同时，更有一些人勇敢地迈出了开创私营企业的第一步，尹盛喜便是是这批勇者队伍的一员。
尹盛喜于1938年10月出生于山东肥城。1964年到1978年，他在北京前门的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任干部。虽说职务并不显赫，但“旱涝保收”没问题。
在当时，在那个千万知识青年人人求职而不得的年代，这份“铁饭碗”还颇招人羡慕。
然而，血气方刚的尹盛喜并没有过多的留恋这个“铁饭碗”，他已经开始准备创业了。
1979年，尹盛喜不顾社会的讥讽与亲朋的不解，毅然下海，领着几个待业知识青年，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
于是，尹盛喜从银行借了几千块钱，领着一拨儿待业青年，在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露天摆几个摊，两分钱一碗，卖起了大碗茶。
大碗茶，乃是北方流行习俗，它和福建功夫茶、广东早茶的细品慢咽不同。路边大壶冲泡，大碗畅饮，粗犷随意，提神解渴。一张桌子，若干粗瓷大碗即可。老百姓逛街渴了，来一碗大碗茶，咕咚咚喝下去很是畅快。
当然，大碗茶受欢迎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便宜实惠，老百姓消费得起。所以，无论是车间工地、轮船码头，还是田埂树下、路边凉亭，大碗茶最有人缘。
尹盛喜平素能拉会唱，酷爱民乐，熟习书法，尤喜京剧昆曲，下海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大碗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再说，这个选择是颇具市场眼光的。
当时的北京，远不如后来繁华多样，老字号林立的前门大栅栏，差不多就是外地人首选的旅游景点和购物场所了。
在这里，每天人头涌动、摩肩擦踵。烈日当头之际，劳累不堪的顾客自然会选择路边方便解渴的大碗茶，在这里摆摊卖大碗茶，真可以说是薄利多销。
创业之初，非常辛苦，骄阳似火，冲茶倒茶，伙计们两条胳臂如同流水线上的装瓶机似的没个停歇。顺脖子汗流之际，不小心烫着胳臂和手指，更是家常便饭。
尹盛喜带着小青年，硬从这两分钱一碗里头赚钱，实在不容易。同时，当时很多人对这类摆摊卖茶的“工作”，很是看不起，认为这是“没档次”，“丢脸”。
经过尹盛喜等人的辛苦努力，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变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贸公司。
不久，大碗茶商贸公司投资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京城第一家京味儿茶馆，即老舍茶馆。
老舍茶馆，宫灯高悬，细瓷盖碗，硬木八仙桌、太师椅，用铮亮的铜茶壶沏茶，每位客人都可品尝到宫廷细点和应时京味儿小吃。
京城的音乐、戏曲、曲艺、杂技界名流天天在这里举行精彩演出，每年演出达600场。茶馆还开设了能够举办高档特色宴会的大碗茶酒家。
尹盛喜在改革的春风里，成功的证明了私营经济的发展活力。
当时，在中央对私营经济初步解禁的时候，和尹盛喜一样开始经营私营企业的还有很多，人们形象地称为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了！
邓小平支持私营经济
1980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营业的人数突然猛增到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中指出：
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听到这些消息，曾经因为卖板栗和贩鱼多次被抓的年广久察觉了党中央是要鼓励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希望个体经济遍地开花。
于是，年广九就在芜湖的十九道门也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瓜子一直是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的二类商品，此举在此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年广九做生意比较会经营，当时，别人买他一斤瓜子，他还要抓一把送给他。正是这个原因，年广久得了个傻子的称号。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被称为“万元户”的商贩都还很少，但已经是百万富翁的年广九并不满足。1979年他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了。为了改进瓜子质量，他前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学习取经。
1981年，全国的大小媒体开始兴起报道个体经济的小高潮。卖瓜子的年广久，以及芜湖另外3家个体户被《芜湖日报》作为重点典型事例加以报道。
1981年9月5日，在的《芜湖日报》上，《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刊登出来，是这个个体户为大家所知。
在报道见报后的一个月，年广九的瓜子产量翻番了，营业额翻了一两番。生意火了，年广久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家里的亲戚都搬来帮忙；不够了，又请来雇工帮忙。
到1983年，雇用的工人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达140多人。日产瓜子5000公斤，月营业额6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