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见最早的推荐书目，是被后人称作“唐末士子读书目”的敦煌遗书伯2171号。此后著名者又陆续有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代陆世仪在《思辨录》中所开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与《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李颐的《读书次第》、龙启瑞的《经籍举要》等。但道读书目真正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则是自晚清这一转型时代开始。
清代干嘉之时，治学先治目录，读书必懂版本，在学人群体中成为时代性风习。与此相关的学术门类如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等，在时代潮流中顺势跃居为显学热门。其中尤其以“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为追求的目录学传统，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得到了巨大的弘扬。除了以《四库总目》为代表的国家公藏图书总目和大批方志类书目外，私藏书目大量涌现是当时突出的现象之一。诸多藏书家将其收藏的书籍著录于簿，使图书书名、作者等內容悉数具存，同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一代图书流传状況与学术发展情況昭然若见。而与这些以详尽著录私藏图书情況为內容的书目不同，在清末的光绪元年(1875)，一部以指道广大读书人“窥门径”为宗旨的导读类书目问世了，那就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作为一种导读性书目，《书目答问》至少有下列数点值得我们思索：
第一，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书目答问》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外，另设丛书、别录两大类目，这是传统图书分类法在延续很长时间后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其重要的目录学意义；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张之洞在书目中对清代著述多有列举，充分反映出了他所处的“当代”学术史的基本风貌。谈到《书目》对学术史的贡献，张后来颇为得意，他在与王懿荣的书札中说：《书目》“其去取分类，即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张所强调的正是它“非仅止开一书单”的学术价值。但就《书目》本身的初衷与基本性质来说，它是一份典型的为中国传统士子的读书生活进行道读的清单。张在信中同时说自己刊《书目》目的是“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他明确强调《书目》所示对象不是藏书家而是“读书家”——尤其特指初学者。
第二，《书目答问》这份道读书目的存在与成功，是当时特定的文化学术语境的产物。《书目》问世以后，在晚清；民国这一近现代学术史上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多数学者把它视为继承《四库提要》而又别开生面、后出转精的重要著作。《书目》问世后很快就风行海內，数次印行，并且出现了多种翻刻本。李元度说，当时的读书人家中几乎是“家置一编”。史学家陈垣先生以《书目》为“读书门径”，到晚年回忆说，自己之所以对四书五经之外的学问产生兴趣，就是得力于《书目答问》的指道(《励耘书屋问学记》)。鲁迅，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者也坦陈：“我以为倘耍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列《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书目答问》列在首位。在这个西学东渐风潮尚未完全触动旧学传统学术构架，中国古典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刚刚转型的时代，尽管蔚为大观的清代乾嘉考据学术高峰已经孕育了为中国古典学术“掘墓”的因子，在晚清的学术中已经出现了与本身学术相冲突甚至质疑的新萌芽，但干嘉学术高峰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回光返照式的景观，仍然保持著它內在理路的相对完整性、自足性，仍然处于对学术构架进行修补维护、弥缝补罅的阶段而还沒有走到“范式革命”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份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推许的道读性书目才有它产生的语境。张之洞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道引、规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知识世界轰毀前夜的读书生活和思想塑造；，《书目问答》中所胪列出的两千二百多种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百年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知识范畴”，一份清代这一中国古典学术高峰期基本知识的“最大公约数”式的清单。它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清楚地印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用传统经学为主体构筑起的学术世界，在晚清仍然在相对稳固地运行著它的轨迹。
第三，张之洞作为一位进士出身，有著翰林院编修与“国朝通儒”身份，以洋务影响、主宰晚清朝政长达数十年的一代名臣，加上他在晚清中兴时代在文人士子群体中赢得了难得的“清流派”声誉，使他的道读性书目有著足够的权威性与道向性。加上自始至终地协理他完成《书目》的缪荃孙(《书目》是否由缪操刀代笔，至今仍是一大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为当时重要的藏书家与问学精深的版本校勘学者，对书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行了严格的把关。这使得《书目》在社会影响面与学术可靠性这两方面达成了完美的一致。——“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书目开具者自身的社会地位与书目本身內在的科学合理性，是书目得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书目》是中国古典学术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道读性书目之一。它的存在，为此后绵延迭出的道读类书目，确立起了历史性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