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快乐学习丛书-如何成为小国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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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国学入门(1)

国学入门

1.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兴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兴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2.国学的意义

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海校友联谊会的联络之下,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国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致力于探讨国学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意义十分重大。

建设“和谐社会”,原本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政治家普遍追求的一种美好理想。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先秦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在致力于描述和讴歌以“和谐”为特质的理想社会。

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关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一席谈话,其中心意思是说,在小康社会之上,有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充满了“和谐”的色彩;而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治理的小康社会,虽然讲究礼义,政教修明,但毕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私有制社会,因而仍然比不上大同社会。这种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可以说是一种原始朴素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推崇和谐,不仅仅是孔子和儒学的主张,在国学所包容的学术流派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充满智慧和境界的论述。这样的观察,这样的推定,这样的告诫,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经济一体化、信息高速化和文化多样互补的新时代。在新的时空语境下,有必要对孔子的思想命题作出新的阐释。

在我看来,重振国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1、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我记得池田大作先生在与汤因比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经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提供了良好的精神环境。他说,“中国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可能是中国人在传统上具有合理主义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是资源丰厚的文化,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非但不会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还能够与之交融,促进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创立了新中国;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重振国学可以扭转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疏离,通过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来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国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不论大陆,还是香港、澳门、台湾都拥有同一部历史,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字。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连接华人世界的文化之桥,心灵之桥,血脉之桥,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3、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利用。

4、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的意义重大。当今时代,虽然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而,现代社会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都在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我们更没有丝毫道理不去继承、不去推动,不去发展。

由此可见,国学不仅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赖以取资的文化资源,而且是思想理念资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最近我读到台湾名作家张晓风女士的一篇散文《我有一个梦》,她梦想在这号称中国的土地上,除了能为英文、为生物、为物理、为化学、为太空科学设置实验室之外,也有人肯为国学建一栋古色古香的书院式讲堂,让老师可以设置古风情境,身临其境地传道授业,让学生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氛围里耳濡目染,在琴韵书香中吟诗唱词,潜移默化。这个和谐社会的美丽的梦想,即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实现,我们已经决定在人民大学中建造一栋“国学馆”,让“国学”在中国人民大学茁壮成长,并且愿意与天下有共同理想和追求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共同推进这一利国利民的事业。(纪宝成)

3.国学基本书目

列出国学基本书目,或者说列出适合喜欢国学者的国学书目,很有必要。

关于国学知识系统论述,有钱穆先生《国学概论》、章太炎先生《国学演讲录》(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一书因篇幅短小,且有重复之处,故不提)二书,但《国学演讲录》是以文言文书写的,《国学概论》好读一些,但是繁体竖版。现代版白话有两本书应较适合我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荟要》(吉林人民出版社),一是《国学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较不错。

上面四本只是国学的总体大致轮廓,真正深入还需读古书原著。《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书目已在《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中提到,在此不再赘叙。

如果要将《四库全书》中书目一一读遍,实在较为困难。

也因此,近代梁启超先生曾将国学入门书目最低限度列为——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梁任公并认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为中国学人矣。”

只是如今现代快节奏式的生活潮流,要一一去阅读这些古文,恐也不是易事。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钱穆先生所说前五书,是为国人学子必读书,深表赞成,想来这也便是国学最低书目吧。

有鉴于欣赏国学而被古书之浩瀚惊呆的朋友,我觉得有必要将国学入门书目再调整一下,浓缩到底。把一些对我们来说苦涩死板又诘屈聱牙的古书(如《尚书》《易经》《诗经》)先放一边,先选读一些较富趣味性的古书。

经部:一般来说,现代政界与学术界反孔非儒的神经已经疲软,因而现在通行的四书五经里很少再有扭曲儒学的歪解,四书五经的版本很多,都还可以。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与《孟子旁通》(这两本较有意思,在领悟圣人微言大义时,或犹能会心一笑)当足一读。宋代学者兼儒家大师二程曾说:“学者须先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其它经则省力也”(《近思录》)。二程甚至认为,《论语》和《孟子》学好了,其它经也可以不学。在此,姑不论学好《论》《孟》是否便不必再学其它儒家经典这一问题,于中可见《论》《孟》之要。

史部:太史公的《史记》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读过。其他史籍凭各人爱好,我们要是喜欢历史,大可读遍《二十四史》。不过便是不喜欢历史,那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是要读的吧?

子部:《庄子》一书走笔峋丽,其文恣肆,应可助长我们的文采,五四前后,著名教授兼作家施蛰存还建议青年读《庄子》(和《文选》),可见其要;《墨子》虽也有点难懂,不过墨子是位杰出的思想家,要了解墨家学说,请读《墨子》;读《韩非子》一书,可以了解法家之八九;当然还有道家著作《老子》。

集部:首推《文选》;其次所谓文尊韩柳,诗推李杜,所以《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自当读读。但既是国学最低书目,那韩、柳、李、杜任选两本也便是了。

一言以蔽之,《论语》(必读)、《孟子》(必读)、《史记》(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后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三国志》(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庄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老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墨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非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文选》(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昌黎集》(或选《柳河东集》,当读,可选读章节)、《李太白集》(或选《杜工部集》,当读,可选读章节)。

至于近、当代学术论文,可先不读。若不曾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家著作,便去看那学术论文,无疑较难明了。只因涉猎不广的话,既难以读懂书中所论之要,又有先入为主之误。是以可等有些基础后,再读不迟。

不才窃以为读书求学总会有益于已,诚如古人所云——“人之有学,如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国语》)

谨与二三子,其勉之哉……

4.四书五经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几乎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以下聊作简介。

一、四书——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