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平均数值掩盖了两个更加有趣的特征。首先，你可以找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样本，与平均值相比，他们的IQ 相对差异更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非基因的影响。埃里克·特克海默发现，IQ 的遗传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在由350对双胞胎组成的样本中，有一些人曾在极端穷困的环境中长大，最富有的双胞胎和最贫穷的双胞胎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差异。在最贫穷的孩子们之间，个人的IQ 分数体现的可变度几乎可完全归因于他们共享的环境，而不是基因类型。在富裕的家庭里，事实恰恰相反。换句话说，每年只有几千块钱的生活会严重降低你的智力。但是，每年有4万美元或40万美元的生活，则不会造成人们的智力产生多少差别。
这个发现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它暗示，比起减少中产阶级中的不平等，健全穷困人口的安全保障网更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它也强有力地证实了我之前提及的一点：即使个人成就的相对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为基因的作用，这也不代表环境就不重要。在大多数样本中，你之所以发现基因有强烈的影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非常幸福、相互关心、富裕满足的家庭里。如果没有这些，那基因也无能为力。这一点对个性也同样成立。你的父母不可能因为对你更严厉便改变了你成年以后的个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他们曾经把你每天都锁在房间里长达10小时，每周如此，那么你的个性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体重的遗传度。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有充足的食物，那些体重增加更快的人一定带有刺激他们吃得更多的基因。但是在苏丹或缅甸的一处荒凉之地，极端穷困是普遍现象，人们随时面临饥荒，每个人都深受饥饿之苦，那么那些胖人无疑是那里最富裕的。在这里，体重的相对差异由环境造成，而不是基因。按照科学家们的行话来说，环境影响是非线性的。在两个极端之处，它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稍微居中之处，环境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隐藏在那些平均数值中的第二个惊喜就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基因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共享环境的影响则越来越小。你的年龄越大，家庭背景对IQ 值的影响程度就越小，你的基因则起到决定性作用。亲生父母聪明的孤儿，被一对愚钝的父母收养，他也许在学校的时候表现不怎么样，但当到了中年时候，他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量子力学教授。而一对愚笨父母留下的孤儿，被双双获得诺贝尔奖的父母收养，也许在学校时表现相对出色，但到了中年时候，他可能会从事一份对阅读技能和思维能力要求都不高的工作。
从数字上看，西方社会里20岁以下的人之中，“共享环境”对IQ 相对差异的影响大约为40%。但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这个百分比骤降为零。反之，在婴儿时期，基因对IQ 相对差异的影响为20%；到了儿童阶段，百分比上升为40%；在成人阶段，又升为60%；到中年以后，甚至升为80%。
换句话说，当你和他人生长在同样的环境里，而且你仍处于这个环境中，那么环境的确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它不能持续至你离开共享环境后的阶段。收养子女在童年时期生活在一起时，他们有相似的IQ 值。但是当成年以后，他们的IQ 值基本上不相关联。对于成年人来说，智力和个性一样，大多受到遗传的影响，部分程度上受到个人经历中独有的因素影响，极少一部分受到成长家庭环境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违直觉的观点，它摧毁了以往那种认为基因先起作用，后天影响在后的观点。
这似乎能够反映，孩子的心智经验来自旁人；而成人则自己发起智力上的挑战。“环境”并不是什么僵化的实物，而是由本人主动挑选的一系列独特的影响因素。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套固定基因，将预先设定他倾向于经历某种环境。拥有“运动”基因将令你想在体育场上锻炼；拥有“知识性”基因将让你想要参加智力活动。基因是后天的代理人。
类似地，基因又如何影响体重呢？大概是通过控制食欲。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那些最胖的人通常最容易感到饿，因而他们吃得更多。一个因基因而肥胖的西方人和一个因基因而偏瘦的西方人的差别在于，前者更有可能买一个冰淇淋吃。到底是基因还是冰淇淋导致了他的肥胖呢？当然是二者兼而有之。基因导致一个人外出并置身于某种环境带来的影响中，冰淇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然，在智力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基因影响的是你的求知欲望，而不是能力。它们不会让你聪明；只会让你更喜欢学习。因为你喜欢了，因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于是你就更聪明。先天只能通过后天来起作用。它只会刺激人们来寻求满足自己渴望的环境因素。环境则放大了这些微小的基因差异，将喜欢运动的孩子推向会给他们回报的运动，将求知欲强的孩子推向会给他们回报的书本。
行为遗传学得到的主要结论似乎极其不合常理。它告诉你，在决定个性、智力和健康方面，先天起了作用，即基因的确重要。但它并没有说这一定要以牺牲后天为代价。它证明了后天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只不过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目前研究者们还不太能阐明后天是如何起作用的。（环境实验中还没有什么研究能达到先天实验中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研究的效果。）在一个重要的方面，高尔顿大错特错。先天并没有主宰后天；它们不是在相互竞争；它们不是对手；先天与后天根本没有相互对立。
矛盾的是，如果西方社会里的智力遗传度已达到很高的程度，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贴近精英统治这种状态，此时一个人的背景一点儿也不重要。但这也揭示了有关基因的一些令人惊奇的真相。基因变化是在人类行为的正常范围以内。你也许预想，基因就像是维生素C 或维生素家族，只有在其功能不良时才会使人在某方面受限。因而，受到损害的基因可能会导致罕见的心智受损，如同它们可能会导致罕见的疾病。严重的抑郁、精神疾病或弱智都可能由罕见的基因变异所导致，但是它们也可能是源于罕见并怪异的养育方式。这样一来，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将会出现，只要你有正常的基因和一个正常的家庭，那大家就会有相同的潜在个性与智力。一些具体的细节就交给偶然事故或环境来决定。
但事实并非如此。行为遗传学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一些基因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正常人的经验范围内影响我们的个性。我们中有些人有两个缬氨酸，有些人有两个蛋氨酸，不仅位于BDNF 基因，也位于那些影响个性、智力和心智其他方面的基因。有些人的肌肉力量天生比其他人更强，这是由17号染色体上的ACE 基因版本所决定。
因此，有些人天生就更善于汲取知识，这也是源于某个未知基因的某个版本。这样的基因变异并不罕见；它们很普遍。
从进化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则丑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常”基因的变异呢，或给它一个专有名称：多态性？当然，这些“聪明”的基因变体会逐渐将那些“愚钝”的基因变体推向灭亡，迟钝的基因变体会淘汰那些易兴奋的基因变体。在提供生存和体现择偶优势方面，一种基因变体一定会优于另一种。这种优越的变体会赋予他的拥有者更强的能力，从而成为繁殖力旺盛的祖先。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一些基因会以这种方式灭绝。在全人类中，基因的不同版本似乎可以和谐共存。
令人费解的是，人类中存在的基因变异，要比科学预测的更多。回想一下，行为遗传学并非发现什么决定了行为，而是发现什么在变化。答案就是基因在发生变化。与大众想法相反，大多数科学家们喜欢难解之谜。他们的工作就是寻找新的谜题，而不是收集事实。在实验室中穿着白大褂的那些人的人生里总会带着一线希望，去解答一个真正的未解之谜或悖论。这里便有一个机会。
对于这个未解之谜，有大量的理论可以予以解释，但没有哪一个完全令人满意。也许，我们人类已经简单地放松了对自然选择的要求，依赖迅速增生的基因变异而维持生存。但是其他动物为什么有同样的基因变异呢？也许有这样一种精妙的平衡选择，它始终眷顾那些罕见的基因变体，以防止它们灭绝。这个想法肯定地解释了免疫系统中的变异性，因为疾病会攻击基因的常见版本，而不会光顾那些罕有的版本。但是，我们不能立刻明显地了解，为什么个性里要维持多态性。
也许婚配选择鼓励了多样性的存在；或者，将来会出现某个新观点对此现象做出解释。对多态性的各种对立的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里就已经导致演化论者中出现各个派系，至今仍未有定论。
重视肯定因素
通常在这个时候，一本关于行为遗传学的书会在先天——后天争论的两方之间摇摆不定，要么尖刻批评先天论者，要么恶意抨击后天论者。我也许会提出双胞胎研究的动机是含糊的，设计上有缺陷，解释显得愚蠢可笑，而且它可能会鼓动法西斯主义和宿命论；或者我可能会说，这些研究可以适当并合理地矫正白板说疯狂而又武断的观点，这种教条式的理论迫使大众以为天生的个性或心智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社会的错误。
我对这两种观点都持有同情心理。但是我坚决不会被诱使做出此类评论，来给先天后天之争火上浇油。哲学家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准确地抓住了要点，“如果你跟进这场辩论中任何反对一方观点的说法，你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会错误地引用对方的言论，常常脱离语境，将对方所说的话做出最坏的阐释。于是误解盛行于世。”
以我的经验来看，当科学家们互相批判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错误的时候。当他们断言他们偏好的观点是对的，因而另一种观点是错的时，他们在第一点是对的，但在第二点即是错的，因为两种观点都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是对的。就如同探险者争论尼罗河源头位于哪条支流一样，他们漏了一点，即尼罗河可能源于两条支流，否则它只是一条小溪。任何遗传学者如果说他发现了基因的某种影响，因而环境一点也不重要，那么他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任何一个营养学家如果说他发现了某种起作用的环境因素，于是基因没有任何作用，那么他说的也是废话。
IQ 的例子就清晰地体现出这种现象。此现象称为弗林效应，由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现，它发现人类的平均IQ 测试分数在过去的每十年中稳步增加至少5分。这表示环境的确影响了IQ ；它暗示着，与我们的祖父母相比，我们可称得上全都摇晃于天才的边缘，这似乎难以置信。不过，现代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无论是营养、教育还是心理激励，都使得每一代人比其父母获得更高的IQ 测试分数。因此，有那么一两位营养学家（不是弗林）自信地说，基因的作用比想象中要小。但身高的类推情况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由于营养更好，每一代的身高都比他们的父母高，但没有人会提出因此基因对身高的影响比想象中少。实际上，现在更多的人的身高已充分发挥了其潜能，身高相对差异的遗传度可能会增加。
弗林现在认为，他所理解的这种效应，参考自欲望激发能力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里，社会逐渐赋予孩子们更多的奖赏，以激励他们去学校中追求知识上的成就。由于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反应便是更多地运用大脑中的一些部分。以此类推，篮球的发明激励了更多的孩子来锻炼篮球技能。结果，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篮球打得更好。同卵双胞胎的篮球技能相似，因为他们在能力上的起跑线一致，又对这项运动有着同样的渴望，于是带来了同样的练习机会。到底是欲望还是能力，这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得了的。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有着相同的基因，因而将来也可能获得同样的经验。
福地乐土
在晚年时期，弗朗西斯·高尔顿终究没能逃过曾俘获很多杰出之士的诱惑。他写了一本乌托邦式的作品。像自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来所有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一样，这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愿意去那里生活。它有力地提醒了人们一点，这个主题贯穿于整本书中，即人性形成原因的多元论。高尔顿在阐述遗传因素在人性中的强大力量方面是对的，但他认为因此后天培育毫不重要，这是错的。
高尔顿的这本书创作于1910年，他那时已80多岁。书名为《不能说在哪里》（Kantsaywhere），它是以一位名叫唐纳修（Donoghue）的人口统计学教授的日记形式来叙述的。唐纳修来到了这个“不能说在哪里”的地方，这里由一个完全实行优生政策的委员会所统治。他结识了奥古斯塔·全花哨小姐（Miss Augusta Allfancy），她正打算参加优化人种学院的一次荣誉测试。
“不能说在哪里”里的优生政策由“默默无闻”先生（Mr.Neverwas）创立，他留下所有的钱用于优化人种。那些因拥有遗传天赋而在优化人种测试中得分突出的人将会得到各种奖赏；那些仅仅考试及格的人只获许少量繁殖后代；而那些没能通过测试的人将被送到劳动营里，虽然任务不是特别繁重，但他们必须永远单身。不合适的人如果进行繁殖，那就是对国家犯罪。唐纳修陪同奥古斯塔参加各类聚会，在聚会上会见那些可能成为她伴侣的人，因为她要在22岁结婚。
高尔顿是幸运的。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拒绝出版这本书。高尔顿的侄孙女伊娃（Eva）也尽力不让此书流传于世，她意识到这本书将会给世人带来多少难堪。只不过，她那时没有预料到，高尔顿描述的极权统治社会竟成了对20世纪的恐怖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