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前朝旧事:晚清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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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周福清科场案

说周福清可能没什么人知道,得说鲁迅。周福清是鲁迅的祖父,字震生,号介孚,家人一般称之为“介孚公”,而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却发现他通常写作“介夫”或“介甫”。这李慈铭我回头还要说。旧时文人,三十以后以字行,也有的是以号行,所以在有的文字中,被写成“周介孚”。介孚公对鲁迅的一生影响极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造就了鲁迅。

他是同治辛未科翰林,但在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中,却被误记为光绪辛未科。光绪是没有辛未年的,辛未是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据同治《辛未科会试同年录》记载:“殷如璋,四十九名,年四十四岁,江苏扬州府甘泉县凛生,工部候补郎中”;“周福清,一百九十九名,年三十一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附生”。翰林又称庶吉士,是皇帝从新中的士子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佼佼者,所以才说“钦点翰林”。当然都是很优秀的人,这些人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之后,还有一场考试,称作“三年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下来,授职为编修、检讨;不能留馆的,任用为各部司员、知县,就此逐出翰林院。这就不行了,俗称“半个翰林”。周作人说“介孚公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或是记错了,或是一种虚荣。他是直接外放的,外放的县是四川荣昌,并不坏,但他嫌远不去,后来又选了江西的金溪县。翰林改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正式说法叫作“即选知县”,也就是说只要有职位出来,得由他们优先“竞聘”。

他的同乡李慈铭和他同科应试,却名落孙山。据李慈铭《越漫堂日记》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邸钞奉旨是科会试共取中三百二十六名,浙江得二十五名”;四月十二日日记:“是日榜发山会两邑只一人,曰周福清”,山是山阴,会是会稽。五月初四日记:“浙江金保太、陆廷茹、吴观礼、孙汝赞、林国柱、周福清等十一人得庶吉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和《翁同和日记》、《湘绮楼日记》一起,并称晚清三大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比周福清大九岁,这时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可说名动公卿,因此对于周福清的“点翰林”,就很不以为然。后来周福清科场案发,身为御史的李慈铭一再搏击,揪住不放,即是当年结下的怨妒。在晚清文人中,李慈铭是出了名的气量狭小,什么人都敢骂,什么人都不入他的眼。

光绪十九年,慈禧太后五十九岁,转过一年六十整寿,例开恩科,所以于这一年的秋季举行乡试。恩科是在正科之外,临时增设的科考,逢国有大庆,万寿、凯旋等等,每开恩科。这一年浙江乡试的正考官殷如璋,和周福清是同年,又都是大学士瑞常的门生。“同年”是同一年中式的意思。清朝官场,很看重同年的关系,由此结成紧密的关系网。周福清看到有机可乘,就备了一张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去给自己的儿子周用吉,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凤仪以及马、顾、陈、孙、章五家亲戚的儿子去“通关节”。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船才刚刚走到苏州,泊在阊门外边。每逢大比,朝廷总在这年的五月初,开始陆续发表各省乡试的正副考官,总要到八月上旬,才能全部放完。为了防止作弊,各省的主考不能早放,早放则留下钻营关节、行贿受贿的空隙;也不能晚放,晚放则有些边远省份不能及时赶到。大致按路程的远近,计算舟车所需的日期,定下各省考官发表的先后次序。最先放的,是云贵两省;接着是两广和福建三省;再其次,为陕、甘、川、湘四省;接下来是鄂、赣、浙三省;而后江南;再而后为陆路直达的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最后是顺天府,定例为八月初六那天发表,朝命一下,即刻就得入闱,不得迟延。考官是皇帝亲自选派,一般都是由翰林出身的部院官员担任,虽是临时性的差使,却是肥差。而周福清能让他的听差,拿着银票拦截殷如璋于苏州,可见他们私下里早有勾结。但不巧的是,其时副主考周锡恩,苏州府知府王仁堪也在坐,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状元,人比较耿介。本来也是没事的,有事有在周家的听差徐福有些“二五眼”,递上银票之后,见久久没有动静,就在船下高声喊:“收了银子,怎么也不给回条?让我回去怎么和主人交代!”就这一嗓子,西洋镜戳穿。殷如璋知道瞒不过去,干脆连人带信交于苏州府,周福清就此被捕入狱。

事后,有人集句“殷鉴不远,周德既衰”,作为对主考官殷如璋、副主考周锡恩的嘲讽,堪称“绝对”。又有人拿正副主考的姓名,作了一副拆字联:“殷礼不足征,业已如聩如聋,哪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好凭交易赚金钱”,由此可知,殷如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浙人更有“年谊藉黄缘,稳计万金通手脚;皇仁空茂育,伤心一信送头颅”加以嘲讽,“皇仁茂育”是相约通关节的记号,“空”指“圈”,因为按照约定,在“皇仁”与“茂育”之间,是一个圆圈。这一年鲁迅十三岁,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顷刻天坍地陷。鲁迅兄弟不得不走避城外皇甫庄外婆家中,过早地感受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而这对于周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鲁迅有生之年,从未提起。这个案子发生后,光绪皇帝一反惯例,将刑部拟呈的“杖一百,流三千里”,改为“斩监候”。所谓的“斩监候”,就是把被判死刑的犯人押在狱中,到秋决时,由皇帝用朱笔在名字上画圈,圈上谁,谁就被处决。侥幸没被圈上的,可以多活一年。若三年不被圈,则改为无期徒刑。周福清因此系狱长达七年之久,每年“秋决”,都在生死之间挣扎,给亲人带来极度的煎熬和创痛。鲁迅作为长子长孙,感受最为深切,以致他成为作家以后,把人间的虚伪、残酷、不平、黑暗,往往以愤激沉痛的笔墨写出。张承志说,他读鲁迅,能够触摸到“先生思想的漆黑、激烈的深处”。“漆黑”二字,石破天惊。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清朝的衙门有“封印”之制,自腊月下旬至次年正月中旬,为时约一个月。但宫中的新年假期,只十天。定制,凡年内须了结的案子,截止十二月二十五日止,所以这一天须皇帝批示的奏章,常达两三百件之多。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由“杖一百流放”,御批“斩监候”,一反拟罪较重,朱笔减轻,以示“恩出自上”的惯例,一时刑名老吏,亦为之错愕不解,即是因为此案结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等待批复的奏折过多,影响到情绪,以致有此近乎于迁怒的处置。历史的偶然,往往改变事物的方向,对中国文学来说,则造就了伟大的鲁迅先生。

徐珂《清稗类钞》:

光绪癸已,殷如律、周锡恩衔命南下,主试浙江。至苏州船泊阊门外时,苏州府为王可庄太守仁堪循例谒见。谈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复书。功令:典试者在途,不得与戚友通音问,防弊也。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周福清。周即浙江翰林院六吉士散官授知县革职捐内阁中书者也。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

顾家相《五余读书崖随笔》:

光绪癸已,恩科殷通政(如璋)、周太史(锡恩)典试浙江。时介夫请假本籍,因与殷有年谊,以私函六万两银票为某某等及其子之六人通关节,约于试帖尾联用“皇仁茂育”四字,而“仁”字与“茂”字之间作一“圈”,遣租工务函至苏州投递。时两主司泊舟阊门外,副主考正与正主考船中闲话。殷公得信,暂度一旁,谈笑如常,而副主考久坐不去。送信人以久待无回信,哗曰:“似此万金干系,岂并不给回信耶?”副主考乃攫来信阅之。殷公不能隐,乃执送信人发苏州府讯问,奏参介夫革职。

鲁迅《呐喊·自序》: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