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指数：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
在网上，有人专门为生活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人算了一笔生活成本账：
以下成本均以没有女朋友、基本不生小病、基本杜绝朋友聚会、极少吃水果、从不打碎锅碗瓢盆……的单身男性为标准计算(单位：元/月)。
广州
房租及水电煤、宽带1100(一般房租都要800，如果一个人住一房一厅大都在1000以上)吃饭600，一般不吃大餐，周末时候偶尔和同事AA制去享受一下，一次50元以下。手机、交通费等150(平时上班有班车坐的)，日用品300～400左右。目前，每月花费平均1900左右。
上海
房租及水电煤700～900(合租两室户)，交通费100～200(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讯费100(因人而异，但50元是底线)，餐费600(未考虑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吃饭)，其他还有人情往来、充电、娱乐等，总的来说，在上海每月消费1600左右应该是一个参考指标。
北京
房租及水电煤800～1000(合租两室户)，交通费200(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信费100～200(各人不同，200比较平均)，餐费450(未算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大致上，在北京每月起码消费2000左右。
如果你觉得在北京或者纽约坐地铁上班太贵，那么看看东京吧。在东京乘地铁要花3.25美元，要是顺手买份报纸喝杯咖啡，11.7美元会迅速从你口袋里消失。相同的东西，在东京的价格要比纽约贵24%。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今天“地球村”里许多居民非常关注的问题。据《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7月7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日本首都东京超过去年的“冠军”莫斯科，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为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中国首都北京的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9的“昂贵城市”。在排名前25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4个。
在这份号称全世界最全面的调查中，调查者选取了全球6个大洲的143个城市作为调查对象，对各个地区200多个项目的花费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家用品、娱乐消费等。在比较过程中，调查人员将纽约作为评判标准，其指数为100，其他城市的指数都同纽约对比，比纽约消费水平高的指数就超过100。第一名东京的指数为143.7，最后一名约翰内斯堡的指数为49.6，前者几乎为后者的3倍。
在这份排名单上，亚洲城市的表现最为抢眼。
由于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已大大加强，使得大阪从2008年的第11位上升至第2位。香港位居第5，新加坡上升3个排名，达到第10位。卡拉奇仍然是这一区域生活成本最便宜的城市，排名第140位-比去年上升1位。
美世全球员工流动亚太区信息产品解决方案负责人CathyLoose评论说：“货币强劲的市场，如中国和日本在榜单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对于派驻海外的员工来讲其生活成本变得更加昂贵。然而也有一些货币，包括韩元、印度卢比、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等对美元汇率的降低，导致这些国家的城市排名下降。”
因此，亚洲一些城市在榜单的排名下降。韩国从第5位下降到第51位，雅加达从第82位滑到第106位，而马尼拉则从第110位降到第126位。由于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的削弱，导致印度的城市排名纷纷下降。新德里从第55位跌至第65位，而孟买则从48位跌至第66位。
而由于人民币相对于大多数其他货币表现强势，中国的城市经历了相反的效果。北京目前排在第9位，上升了11位而成为全球前10大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上海、深圳和广州紧追其后，分别是第12、第22和第23位。
美世大中华区信息咨询服务业务总监张世东认为：“中国城市排名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相对良好的整体经济表现和相对强劲的币值，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生活成本则变化不大。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相对乐观的市场前景，预料跨国公司的外籍人员派遣计划不会由于生活成本的相对变化而产生重大影响。”
负担系数：如何化解年轻人的负担
中国的传统向来重视亲情，孟子语：“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至少要包括父母、子女两代。如果经济富足，寿命较长，加上其他条件，可以上有父母，祖父母，下有儿子孙子，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被称为“义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据统计，1953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33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之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的8%左右，而由独生子女加父母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成为城市中最基本的家庭模式。
作为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而言，如今正当“而立之年”，他们在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社会特看到他们肩上的承重负担。对于绝大部分80后年轻家庭来说，要至少供养四个老人，还有自己的小孩，这样的负担确实很沉重。而关于这样的负担可以用一个经济学名词来测算，即负担系数。
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百分比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可分为总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也可能有人参加劳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也可能有人实际未参加劳动。上述指标只是根据年龄划分来计算的，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抚养与被抚养的比例，故又称为年龄负担系数，以区别经济负担系数。用负担系数一词一般均指年龄负担系数。
总负担系数=（小于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岁至65岁人口数×100%
总负担系数为少儿负担系数与老年负担系数二者之和。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所反映的负担性质不同。一般来说，少年儿童尚未成为劳动适龄人口，社会和家庭为他们的成长必须付出一定的费用。如他们中途夭折，社会对他们的付出就无法收回。负担老年则不同，除个别人外，他们都已为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他们享用的部分实际上是他们过去劳动的扣除。因此，如分别计算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某些影响。
1980年世界平均负担系数是71.2，1999年时60.0。我国1980年的负担系数是67.4，1990年时57.6，1999年时47.9，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下降的是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因为低于14岁的儿童人口增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这种趋势已经在发生逆转。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同时，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下半叶，我国将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
每个人都会有年老的一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对夫妻要养四位老人，全社会有接近4亿的老年人口，我们将如何面对？解决的基本办法就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重视起以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能切实减轻80后乃至90后们的负担，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
1929年，爆发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摧残程度如同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可是奇怪的是，当危机爆发之时，人们却浑然不知。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认为经济形势正在转好。
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当时的人们无知，因为当时除了苏联统计机构有尚不完善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之外，有关国民经济的统计几乎是空白，所以人们当然不知道经济形势已经坏到什么地步。
这次危害巨大的经济危机终于引发了人们对国民经济状况的了解的渴望。于是，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委托西蒙库兹涅茨，建立一系列用来统计核算一国投入和产出的指标，由此发展出“国民收入账户”。这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雏形。1933年，当1929～1932年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公开时，人们才发现这次经济危机竟是这么可怕。
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驻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个国家常驻机构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这个国家的常驻机构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驻机构单位。同时，国外生产单位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驻机构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