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大都出身于官宦世家，为了保住自己家族的地位，为了光大家族的荣耀，他们特别注重后代的教育。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嵇康的《家诫》，再到魏晋之后集家训之大成的《颜氏家训》，我们既能感受到“可怜天下父母心”，还能见到许多教育的真知灼见。六朝士族的家族教育卓有成效，如钟、卫、王各大家族“代代善书”，如曹、王、谢、萧等家族“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后代不仅继承前人，而且还后起转精。《世说新语》中有不少父子、祖孙对话，如谢安的“我常自教儿”，司马越的从师之道，王安期的“致理之本”，无一不渗透着闪光的教育理念。
在教育已经变成“教灾”的今天，你有兴趣听听魏晋士人谈从师之道吗？
1.从师之道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世说新语·赏誉》
在韩愈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教师的职能还应该包括“熏陶”。前者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后者则要求教师应富于人格魅力。老师在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考试结束后可能被扔到了一边；老师课内外优雅的举止和幽默的谈吐，可能让我们终生难忘，毕业几十年后同学聚会还能重复老师当年的口头禅，还能模仿老师说话的语音腔调；老师应世观物的态度让我们受益无穷，老师磊落坦荡的襟怀让我们受到无形的感化，老师无私无畏的精神更是我们人生的标杆。
授业和解惑多是学业上的点拨，为人处世则须人格上的熏陶，点拨只凭言传，熏陶依赖身教，所以古代把“从师”说成“从游”，把跟着老师学习叫“追随杖履”。古人的学习既指“致知”也指“修身”，他们强调“知行合一”。这对教师的要求特别高，“先生”在道德和学识上都必须是人伦师表，学生在“从游”的过程中，先生身教的影响可能超过了言教的传授。中国古代书院的主讲，都是当世的博学鸿儒和道德楷模。在书院里连续几年教学活动中，他们与学生一起切磋学业，更与学生一道砥砺气节，在这种氛围中培养的人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人格上的“君子”。
因而，古人慎于择业，更慎于从师。择业不慎就可能事业无成，从师不慎则可能入门不正。
这则小品中的“太傅东海王”指司马越，他以谦恭有礼和扶贫济弱，早年就在士林获得盛誉，后来在西晋八王之乱中“笑到了最后”。“世子”原指王侯正室所生的长子，后来泛指王侯的儿子。从他告诫儿子这段话来看，司马越的确教子有方，而且深得“从师之道”。这段话说得太精彩了，这里我们不妨先将它译成白话：从书本上学到往往微浅，身体力行的才能印象深刻；反复演习纸上的法度礼仪，不如亲眼瞻仰大师的揖让仪容；诵读玩味先人的语录格言，不如聆听贤人的当面教诲。南宋著名诗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是这样，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司马越称道不已的王安期名承，历任记室参军、东海太守等职，封蓝田侯，他那位豁达性急的儿子王述，后来袭父爵被称为“王蓝田”。史书上说王承为人冲淡寡欲，为政廉洁自守，不只老百姓爱戴怀念，士林显宦也交口称赞，有人还把他与王导并称。我们看两则《世说新语》中的小品，就能窥见他的为人，一则是写他如何对待小偷的态度：“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文中的“纲纪”是州郡主簿一类的官，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办事员。“推之”就是主簿要追究偷鱼的小吏。一句“池鱼复何足惜”，让那位偷鱼的小吏逃过了惩罚，也让我们看到王安期的宽厚。另一则小品写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他对那些违犯夜禁的书生，非但没有鞭挞，反而礼遇有加。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到，司马越为儿子选老师很有眼光。
如今，除了特殊的家教，除了课外“培优”，父母很难为读中小学的小孩选择老师。上大学后学生才有某种选课的自由，读研究生期间选择导师的机会更大，尤其是念博士生完全做到“我的导师我做主”。现在学生选择导师，更多的是看导师的社会名气，较少关注导师的学术实力，更多的看导师有多大的行政权力，较少关注导师的为人兴趣。因为“青青子矜”们生存上的艰难，导师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世俗利益，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至于激发兴趣、培养人格和学业指导，在他们看来都不是“迫切问题”。有少数研究生攻读学位，既不是对专业有强烈的兴趣，也不是对学术十分虔诚，他们就是为了找个能挣钱的“好工作”，换个经济发达的“好地方”，如此而已。他们对老师既不会像古人那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甚至很难“一日为师终身为友”。毕业后要是如愿以偿实现了“理想”，导师的使命已经完成，马上就可能与导师“拜拜”；要是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也证明自己的导师是个“废物”，师生从此就成为路人。我经常听到同事和朋友们感叹，如今的学生“太老练”。这样的学生本来就不想从老师那儿学到什么东西，自然他们从老师那儿什么东西也没学到。当然，我说这种情况只是一小部分人，大学里也有许多感人的“师生情”。
当然，今天也有少数老师不太尽职，由于现在教师的科研压力较重，要争项目，要发论文，要出专著，这些都是评定他们工作成绩和业务能力的“硬指标”，课堂教学和带研究生是他们的“软系数”，所以他们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很少。还有少数老师不太称职，业务上对学生无“业”可授，有“惑”难解，人格上更不能让学生仰慕。我本人就是这些不尽职和不称职的教师之一。总之，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很难闻到书香，却处处弥漫着铜臭；没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却到处充斥着官气和奴气。
看看这则小品真让人叹息，不知一千多年前东海王的从师之道，能否给今天功利浮躁的“我们”一点启迪？
2.礼遇书生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世说新语·政事》
为了大家品味文章的妙处，先得交代一下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安期”即王承的字，“作东海郡”是指王承曾为东海太守一事。东海郡的郡治郯，在今山东郯县北面。“录”就是我们今天逮捕的意思。
地方长官明令实行宵禁，谁触犯宵禁理应受到惩罚。王安期做东海太守时就遇上了这么一回事，部下抓到了一名“犯夜”的人。王安期审问道：“何处来？”“犯夜”者回答说：“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犯夜”人原来是一个刻苦用功的书生，读书而“不觉日晚”，看来他读书的兴趣很浓。
发愤读书其行可嘉，深夜行路触犯宵禁，是嘉奖他还是处罚他呢？处罚一位深夜读书的学子，会造成非常坏的社会影响；不处罚他的“犯夜”行为，宵禁便成了一纸空文。
王安期遇上一个棘手难题。这位太守大人如何是好？
按一般官僚的心理和衙门的成规推测，他无疑会关押收审学子几天或几月，让他吃点皮肉之苦，给那些胆敢触犯宵禁条例的人一点厉害看看，这样太守的威风气派自然也就出来了，否则威信将从何而来？
实行宵禁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禁止那些不法之徒在暗夜为非作歹，现在受罚的却是安分守己的勤勉学子，这与宵禁的初衷不是大相径庭吗？这则小品通过描写王安期当时的心理活动，阐明他简短的处理意见：“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这句老实话中有某种幽默感。宁越是西周时人，家境贫寒激发他发愤苦读，经过十五年的学习终于成了周威公的老师。靠鞭挞像宁越一样勤奋读书的人来树立自己的威名，恐怕不是达到社会清明安定的根本办法。“致理”就是致治的意思，为唐人避高宗李治讳所改。“恐非”二句写出了王安期不愿意处罚犯夜书生的原因，这才有了“使吏送令归家”的处理结果。
《晋书》称王安期为政宽恕仁厚，有一次小吏偷吃他池中鱼，主簿正准备拿小吏问罪，王安期知道后指示说：“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他对那位违反宵禁学子的态度，真比今天某些“人民公仆”对待教师的做法要高明一万倍。他宁可丧失自己的威名而送学生回家，我们有些公仆则克扣教师工资去买轿车来显示自己的气派，至于那些与小学生开房的官员就更是衣冠禽兽了。
3.“常自教儿”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世说新语·德行》
谢安是东晋一代名相，在位期间东晋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生前位极人臣，死后追赠太傅。从这则小品可以看出，谢安夫妇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态度大不相同：谢安夫人刘氏觉得教育子女应该常加训导，谢安本人则认为教育子女应当以身作则。史书上说谢安极为重视后代的家教，“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也就是说他常通过自己的仪表风范，让成长中的子女们潜移默化。高卧东山的时候，谢安兄弟们的子女都送给他调教。
且不说像谢安这样的世家大族，就是寻常百姓家谁不希望儿女成龙成凤？可许多人到头来事与愿违，养成几个浑浑噩噩的庸才还算八辈子福气，没准冒出个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甚至养出个抢骗行凶的败类。《红楼梦》中有首《西江月》嘲讽贾宝玉说：“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富二代“富贵不知乐业”，穷二代“贫穷难耐凄凉”，这样的儿女在今天我们还见少了吗？能人之家出无能儿，富贵之家出不肖子，这好像已是人们见怪不怪的常事。
刚出生的小孩像块橡皮泥，你可以把他捏成老虎，也可以把他捏成狗熊——教育子女的方法实在太重要了。
在儿女面前，有的人严加训斥，有的人循循善诱，有的人苦口婆心，这些人育儿的态度虽然有别，但育儿的方法却并无不同——都重视言教。言教当然是教子的重要手段，但仅凭言教并不能让后代成才。一个为人虚伪奸诈的父亲，怎么能指望儿女诚实厚道？因为他们的儿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诚实。一个处世消沉懒散的母亲，估计很难培养出积极勤快的女儿，因为女儿很容易从母亲那儿见样学样。我在谈女朋友的年龄就听长辈说过，从未来岳母身上可以看到自己未婚妻的身影。这无非是说榜样的力量胜过言谈的影响：在儿女面前说一千，不如在儿女跟前做一件。
这则小品中谢安夫妇的对话耐人寻味。谢安夫人埋怨她的丈夫说：“怎么从来不见你教育孩子呀？”谢安回答说：“我常常在教育孩子呵。”谢安觉得身教比言教更为有效，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儿女作示范。
谢安教育孩子还不只是以身垂范，还特别注意尊重他们的人格，呵护他们的自尊心。《世说新语·假谲》篇载：“谢遏年少时，好箸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谢玄小字遏，是谢安的侄子。小孩子谁不爱漂亮？谢玄小时候喜欢佩带紫罗香囊，还喜欢悬一块叫覆手的手帕。谢安担忧侄儿这样下去会失去男性的粗犷雄豪，但又不想伤害他的感情，于是就心生一计：与他赌这些东西，一赢到手便把它们烧掉。现在大多数父母看到小孩玩自己认为有害的玩具，马上就会抢过来一把扔掉，这一方面使小孩非常伤心，另一方面使小孩以后也不知道尊重别人。看看人家谢安教育后代用心之细，我们这些粗心父母能不脸红？谢玄后来成为雄盖一世的将军，在淝水大战中功勋卓著，多亏了他叔父的精心培养。
那些天天外出打麻将的父母，却时时逼着自己的孩子在家刻苦读书，他们要是懂得谢安这个道理就好了，千万别忘了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常自教儿”。
儿女不太在乎父母是怎么说的，主要是看父母们是怎么干的。
4.儿女：父母的脸面？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世说新语·言语》
父母之爱是人间最圣洁的爱，望子成龙是古今普遍的情怀。从通常的情感深度上讲，父母对子女之慈要超过子女对父母之孝。但是，儿女对父母一生中的成败、毁誉、荣枯、祸福、生死等人事的影响较小，有许多名人的子孙都默默无闻，有许多不平凡的天才生出一些平庸的后代，有许多伟人甚至一辈子单身，人们绝不会因子孙不肖就贬低或否定他们自身的社会贡献和历史地位。爱因斯坦使世人折服的是相对论，而不是他有个天才的儿子；谢安流芳百世不是由于他那些子侄，而是由于他指挥淝水之战的历史功勋，由于他那高明的政治手腕，由于他那镇定自若的气度。
既然子弟对于自己一生功业的关系不大，那人们为什么个个都希望子女成龙成凤呢？老练的政治家谢安（即原文中的谢太傅）可能是对此也大惑不解，可能是有意要听听子侄们的看法，他神情迷惘地问身边那些子侄说：“孩子们与自己的成败荣辱有什么相干，父母们为何总是想让他们出人头地？”文中的“预”就是“参与”“与有关系”“相干”的意思，“正欲”即“只是想”或“老是想”，“佳”当然就是“杰出”或“优秀”的意思。他这一问让子侄们都傻了眼，没有人能答得出谢安的“怪问题”。还是那位“善微言”的侄子谢玄聪明乖巧（谢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他分析父母爱子女的原因说：“父母总盼望子女成龙成凤，就好比希望芝兰玉树长在自家庭前阶下一样。”芝兰是一种高贵的香草，玉树是传说中的仙树，后人因此将它们比喻为优秀的子弟。
从语言的角度看，谢玄的回答实在是生动形象，比喻更是新颖别致。他巧妙地说明了父母何以望子成龙的原因，叔父谢安所不解、兄弟们所“莫能言”的问题，他用一两句话就轻松地说得明明白白。“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这个比喻不仅十分新颖，而且非常典雅，“芝兰玉树”既很名贵，“庭阶”也很华丽，芝兰玉树生于玉阶华庭之前，这种气象，这种语言，很符合贵族的身份和口吻。
不过，这个比喻未必贴切。父母希望子女出人头地，希望他们成就大业，并非像把芝兰草摆在自家阶庭前那样，完全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这事实上就把子女当作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我相信世上大多数父母对爱子女绝无私心，希望他们事业有成不是想使自己脸上有光，希望他们人生幸福不是想使自己跟着沾光。将儿女的前程看成自己的脸面，这是古代封建贵族中一种特有现象，他们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培养儿女是为了家族的荣耀排场，把占有欲和虚荣心掺进了父子之情和母子之爱中，使人类的至爱蒙上了灰尘。
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普通老百姓家也比较普遍。小学生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儿女最后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有的父母就埋怨子女给自己“丢脸”。这种父爱和母爱十分势利，父母爱子女是要子女有出息，与其说是爱子女，不如说是爱自己。把儿女看成自己的脸面，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仅让父母爱得很自私，也让儿女们活得很累，何苦呢？如果天下的儿女个个都成龙成凤，天下满眼就只有龙凤，你想想世界该多么单调无聊！天下父母们，龙凤固然可爱，小白兔不是同样可爱吗？
5.车公求教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世说新语·言语》
孝武即晋孝武帝司马曜，晋简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五年，连惯于歌功颂德的正史也说他“耽于酒色”。文中的谢公兄弟即谢安和谢石弟兄。车武子即车胤，自幼学习发愤刻苦，家贫不能点灯就聚萤读书。袁羊前人说是袁乔小名，但袁乔随桓温平蜀后离开了人世，不可能与孝武帝时的车胤对话，也可能是袁虎之误。
孝武帝即位之初还想振作一番，装模作样地要学习儒家经典《孝经》。这下可忙坏了那些朝廷大臣，一时“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侍郎袁宏执经，车胤与丹阳尹混摘句”，当时朝廷重臣全来侍候他读《孝经》。车胤是一位学者型的朝官，对《孝经》中的疑难问题总要向谢安兄弟求教。文中的“难”就是现在所说的“不好意思”，“苦问”就是“没完没了地问”，这样的次数一多他就觉得太打搅谢氏兄弟了，因而向好友袁羊倾吐内心的惶惑：“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不问便错过了学习的好机会，多问又怕给二谢添太多麻烦——问还是不问呢？
袁羊肯定地回答说：“必无此嫌。”何以见得？袁的分析真是俏皮之至：“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将谢家兄弟比为“明镜”和“清流”，将车胤说成是“淑女”和“惠风”，无论是本体还是喻体都清丽高雅。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把难以说清楚的复杂问题说得一清二楚，魏晋人应对言谈的本领不得不让人叹服。
当然，这则小品明显是在美化“二谢”，文中说俏皮话的袁乔在孝武帝时早已命归黄泉，袁羊无疑是张冠李戴；车胤是当时一位饱学之士，二谢只能说比车胤位高，断然没有车胤学富，在学问上车胤实在没有什么要有求于二谢的。《续晋阳秋》载：“胤既博学多闻，又善于激赏，当时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无车公不乐。’太傅谢公游集之日，开筵以待之。”可见，谢安也从不敢怠慢他。
事虽未必是真事，文则无疑是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