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在消极地回避死亡，那么“朝闻道，夕死可矣”，则是他在“积极”地藐视死亡。孔子将“人”抽象为道德的存在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而，一个人即使死也要死得合于仁义礼教，即曾子所谓“得正而毙”（《礼记·檀弓上》）。既然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闻道”守礼，那么礼仪的娴熟、典籍的温习、节操的修养就成了人生的必修功课。“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西铭》这几句名言，道尽了儒家对生死的典型态度。尽管儒者明白“丧礼，哀戚之至也”，可他们仍然强调应“节哀顺变”（《礼记·檀弓下》）。道家对死亡似乎更为“超脱”，《庄子》中多处论及齐生死等寿夭，《齐物论》宣称“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德充符》还主张“以死生为一条”，《大宗师》也认为应以“死生存亡为一体”。
生死虽说是人的“头等大事”，但在魏晋之前，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遮蔽了死亡的深渊。
到了魏晋，阮籍公开奚落礼法“鸿儒”，嵇康更指责“六经务于理伪”。在名士们看来，问题不是一生能否“闻道”，而是儒家之道不值得一闻，更不值得为了“闻道”而丧命。生命是“从生身命根中带来”，所以王羲之沉痛地喊出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并毫不客气地斥责庄子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魏晋名士们死亡的“边缘体验”异常敏锐，伤逝悼亡也异常撕心裂肺，《世说新语》中常有“气绝”“恸绝”“一恸几绝”“因又大恸”的记载。他们有时悼人：“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有时自悼：“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假如不热爱生，又怎么会恐惧死？假如不觉得生无限美好，又怎么会觉得死如此可恶？名士们是在哀恸死，又何曾不是在赞美生？
1.情之所钟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人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丧子之痛，即人们所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于天下父母来说，假如老天同意让人替代，他们宁可丧己也不愿丧子。
魏晋间的大名士王戎有两个儿子，长子王绥（字万子），次子王兴。王绥被誉为“有大成之风”，具备能成大器的才能气质，一直深得王戎的喜爱。王兴为庶出，不知什么原因为王戎“所不齿”。可惜命运捉弄人，王绥“有美誉而太肥”，十九岁就撒手人寰。王戎对王绥最为看重，王绥之死对王戎的打击自然最为沉重，“悲不自胜”是说悲哀得不能自制。山涛之子山简去探望他，见王戎痛苦得近于精神崩溃，便找个理由安慰他说：“小孩是怀抱中的东西，何至于悲伤到这般地步！”山简这番苍白无力的劝告哪能安慰王戎？他难以接受山简的这种“洒脱”：“圣人道合自然，超越了人间情怀，最下等人又不懂人间情怀，人际深情全在我辈身上体现出来。”最后本想劝说王戎的山简，反而被王戎的话说服了，转而和王戎一起恸哭起来。
王戎为人有卓识也有深情，在魏晋名士中堪称情理兼胜。《世说新语》和《晋书》中有很多有关他卓识的记载，也有不少他对亲朋一往情深的故事。卓识表现在他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事件发展的料事如神，所以能避开一个又一个政治险境，成为西晋政坛上的不倒翁；还表现在他有识人之明，任何人的优劣与心机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当然还表现在他处世的“谲诈多端”，他的同辈都觉得王戎深不可测。深情表现在王戎对亲人、朋友的真情真性上，丧子他“悲不自胜”，丧母他“鸡骨支床”，朋友之丧同样让他悲痛欲绝。我对王戎老兄唯一的坏印象是他过于吝啬。当然，人吝啬到了他那个水平，有点可笑也有点可爱。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王戎的理性认知，也是他的人生体验，而“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则涉及当时的玄学背景，事关当时清谈家争论的热门话题。何晏持“圣人无情”之说，《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圣人无情就是从圣人法天中推衍出来的，此处的“天”就是“自然”。圣人与天合其德，与道同其体，所以动静与天地同流，而没有主观的喜怒哀乐好恶取舍，这就在逻辑上推出了圣人无情。另外，玄学家们关于“有无”之争，最后也走向了“圣人体无”的结论，圣人既然以无为体以有为用，他们个人只有无情无绪无取无舍，对人才能没有偏心，处事才能行无为之政。从逻辑上说，不管是行无为之政，还是对人没有偏心，都要求圣人达到“无情”的境界。另一玄学大家王弼不同意何晏的观点，何劭《王弼传》引王弼的话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王弼所谓圣人高于常人的地方在“神明茂”——智慧超群，同于常人的地方在“哀乐以应物”——五情同。作为魏晋之际的清谈高手，王戎无疑熟悉当时争论的要点，他认为“圣人忘情”显然他是站在何晏一边。王戎觉得圣人超越情，下人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所以他父母死亡他“哀毁骨立”，儿子早夭他“悲不自胜”，友人离去他感怆伤怀。
古代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悼子诗，如孟郊的《悼幼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黄庭坚悼友人小孩的《忆邢惇夫》：“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比起这些诗歌来，王戎悼子的名言不仅具有人伦的至情，也富于玄学哲理的深度，另外，还有点士人的优越感，更有点对底层人的偏见。
最后，这则小品中的故事又见《晋书·王衍传》，王衍是王戎的从弟，更是西晋“祖述老庄”的清谈领袖。《世说新语》虽为王戎，但小品后刘孝标特地注明：“一说是王夷甫丧子，山简往吊之。”那么故事中的主人公到底是王戎还是王衍呢？窃以为主人公是王衍更近情理：一是王戎儿子王绥死时已是十九岁的小伙子，不能再说是“抱中物”，再者，王戎与山简父亲山涛同为竹林七贤中人，他们是同辈至交，山简不可能用小品文中那种语气和王叔叔说话；二是《晋书》中说王衍是丧幼子，所以山简才说“孩抱中物”，山简与王衍年龄更接近，说话的口吻才会那样随便。很有可能由于王戎至情至性，让《世说新语》的作者张冠李戴。
2.生孝与死孝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世说新语·德行》
王戎与和峤同为西晋政坛重臣，同为一时清谈名流，但两人为人性格却很少共同之处。史称王戎身材“短小”，又“任率不修威仪”，但清谈时能引导大家的话题，还善于抓住别人谈话的要领，所以是魏晋间清谈的中心人物。和峤不只长得“森森如千丈松”，外表看起来高峻出众，举手投足也有威严有派头，《晋书》本传说和峤“厚自崇重”——他把自己也很当一回事。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中的话说：“峤常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士中峨然不群，时类惮其风节。”连他的同僚都对他敬畏三分，对一般人来说更难以接近。你可以和王戎随便拍拍肩膀，开开玩笑，但要是碰见和峤，你就只得点头哈腰打躬作揖。
王戎当年是竹林七贤之一，从其“任率不修威仪”来看，阮籍“礼岂为我辈设哉也”的生活态度，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号召，无疑会对他影响很深。当王戎与和峤同时遇上父母大丧时，他们两人为人与性格上的差异便表现得特别显眼。《晋书》本传说王戎在吏部尚书任上“以母忧去职”，《晋阳秋》说王戎“为豫州刺史遭母忧”。在他母亲去世的时间上二史虽传闻异词，但王戎守丧期间的表现，二史的记述完全一样。他“性至孝”但“不拘礼制”，母亲去世后，照样“饮酒食肉”，照样“观弈”游玩，可由于内心悲痛异常，很快瘦得“鸡骨支床”，《晋书》本传说拄着拐杖才勉强站起。女婿裴頠来吊孝，见王戎这般模样后说：“恸能伤人，岳父不免灭性之讥也。”儒家要求哀而不伤，王戎这样悲伤属过礼灭性。正巧另一名士和峤同时居父丧，守孝期间“以礼自持”，小品文中“哭泣备礼”的意思是，哭泣哀悼都谨守儒家丧礼的礼节。见王戎母死后还在饮酒吃肉，和峤连吃饭也“量米而食”，晋武帝司马炎被他们这种表面现象迷惑了，对身边大臣刘毅（字仲雄）说：“你常去看望王戎、和峤他们吗？听说和峤悲哀痛苦的程度超过了礼数，我真为他的身体担忧。”刘毅一向刚正直言，他向皇帝道出了实情：“和峤守丧虽然礼数周全，但他的精神元气未见损伤；王戎看上去不守礼法，但悲哀完全摧残了他的身体，现在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臣以为和峤尽孝而不伤身，王戎却是以命来尽孝。陛下大可不必为和峤焦虑，倒是应当为王戎的身体担忧。”
王戎与和峤守孝方式的差异，既表现了王、和两人气质个性的不同，也体现魏晋名教与自然的紧张。王戎守母丧的情形和同为竹林七贤中人的阮籍十分相像，《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是一个大孝子，但母丧期间照样“在晋文王坐进酒肉”。阮籍、王戎他们只是反感名教虚伪的礼节，看重的是人间的至情。
守丧时仍旧饮酒吃肉，人却痛苦得骨瘦如柴，与母亲永别口吐鲜血；守丧时礼数周全，每天只量米喝粥，但人还是面色红润——到底哪种人对父母更能尽孝呢？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世祖及时谈以此贵戎也。”司马炎和当时舆论因此更推崇王戎，这是因为和峤的“哭泣备礼”，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做”得很像，而王戎“鸡骨支床”“哀毁骨立”，不是随便可以“装”出来的，即使能装出来也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当然，和峤守丧“备礼”不一定是在“装”，也可能出于他的气质个性。有人感性中凝聚着强大的理性，遇事能以礼节情，欢乐不至于癫狂，痛苦不走向毁灭。有人感情强烈难以控制，在悲伤中往往不能自拔，在巨大灾难面前可能失去理智。“情之所钟”的王戎也许属于后者，“以礼自持”的和峤或许属于前者。从至情至性这一角度来看，王戎当然更加可贵，但从生活这一角度来衡量，和峤并非一无可取。因为“孝友”在古代是判定一个人道德的重要标准，不孝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还毁了自己的前程，这催生了一大批伪“孝子”。父母高寿过世是人间的白喜事，做子女的悲伤难舍情在理中，但悲痛得“鸡骨支床”和吐血昏厥，恐怕是逝世的父母也不愿见到的。
话说回来，王戎与和峤的气质个性虽反差很大，可他们在吝啬小气上却“亲如弟兄”。王、和二家都富埒王侯，是当时出了名的“大款”。王戎女儿出嫁借了他的钱，女儿回娘家时他老大不高兴，等女儿还钱后脸上才见喜色。杜预认定“和峤有钱癖”，他视亲兄弟如路人。孝友之道关乎一个人的天性，“孝”与“友”从不单行，谁见过对父母极其尽孝的人，对亲兄弟姐妹十分刻薄的呢？王戎与和峤孰优孰劣，似乎不宜轻下结论。
3.阮籍丧母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认为礼法无非是“假廉以成贪”，不过要“诈伪以要名”。礼法之士从过去的群体楷模，逐渐变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阮籍在《咏怀》诗中挖苦礼法之士的丑态说：“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他一看到礼法之士的惺惺作态就反胃。
野心家借礼法以遂其奸，伪君子借礼法以邀其名，贪婪者借礼法以成其贪。因而，只有野心家、贪婪者和伪君子才装模作样地遵守礼法，阮籍和“阮籍们”则羞与他们为伍，于是喊出了“礼岂为我辈设也”！
礼本是人们行为的一套规范，用来束缚人们粗野的举动，抑制人们狂暴的动物本能，使人远离动物性而越来越文明。可当礼日渐程式化以后，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守礼就得机械地走完规定的流程，这时候，礼已不再是情感的表露而是情感的桎梏。《仪礼·士丧礼》对丧吊礼的规定要多烦琐就有多烦琐，如守丧者男主人穿什么服，女主人穿什么服；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止哭”；什么时候“哭踊”，什么时候“哭，不踊”；什么时候“丈夫踊”，什么时候“妇人踊”；什么情况下可以“代哭”，什么情况不允许“代哭”……
耐着性子看完《士丧礼》后，我寻死的念头都有了，宁可自己立马死掉让别人给我行丧礼，也不愿意自己活着去给别人哭丧！
长辈逝世后要是按《仪礼》那套做下来，那就不是在哭丧而是在表演，尤其是请人“代哭”更为可笑，活活将悲痛变成了滑稽。不知是孔夫子老人家对这些礼节看不顺眼，还是他也被这些繁文缛节弄烦了，《礼记·檀弓上》子路转述孔子的话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孔夫子在《论语》也说过类似的话：“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与其礼节周全而没有悲哀情感，还不如有悲哀情感而礼节不周全。看来，孔夫子不像后世礼法之士那么讨厌。
丧母后，阮籍外表虽放纵任性不拘礼法，内心却因哀伤太过而昏厥良久。有一次阮籍与晋文王司马昭等一起进餐，那时还正是为母居丧期间，而他饮酒吃肉百无禁忌。司隶校尉何曾也正好在座，何曾是当时有名的礼法之士，平时他就看不惯阮籍等人的放达，阮籍自然也觉得他“姿态愁我肠”。看到阮籍居丧期间还是这般吃相，便当面向晋文王进言说：“明公正以孝道治理天下，而阮籍重丧之时还胆敢公然在您席上饮酒吃肉，应该把他这种人流放海外，以整饬端正天下的风俗教化。”没想到司马昭对他的谗言大不为然：“阮嗣宗因居丧过于哀痛，现在已消瘦体弱得不成样子，你不能同我一起为他担忧，竟然还说出这等话来！况且居丧期间如患有重病，饮酒吃肉本来也符合丧礼。”阮籍不停地饮酒吃肉，神色镇定自若，好像没有听到他们两人对话一样。
司马昭说的倒是实话，别看阮籍居丧时期照样饮酒吃肉，母亲逝世的确哀彻心骨。《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籍安葬母亲那天，特地蒸了一只乳猪，又一口气喝了二斗酒，然后再去与母亲诀别，只惨叫一声“穷矣”！就这么一声惨叫，随即便口吐鲜血，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于母亲逝世，有些人只以泪洗面，而阮籍则其哀彻骨；前者“哀不足而礼有余”，阮籍是“礼不足而哀有余”。若是孔子复生也会首肯阮籍脱略形迹的至孝。
不过，司马昭为阮籍缓颊的真正原因倒不是阮籍至孝，而是因为阮籍虽不遵礼法，但他并不反对司马。尽管是半推半就，阮籍毕竟是为他写过劝进表的人，留着他至少无害，杀了他必定有碍。要是因居丧饮酒吃肉而流放他，司马昭会失去不少士人的支持，若因此而体谅并关心他，反而能显出他司马昭的“仁慈宽厚”。阮籍多的是真情，司马昭有的是算计。
4.驴鸣送葬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世说新语·伤逝》
我们成人一般都参加过葬礼，至少在电视上见过葬礼。现在的公私葬礼几乎是千篇一律，在电视上和广播中，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葬礼，你可能突然悲从中来，倒不一定是对逝者感到十分悲痛，而是对人生感到特别悲哀：人活着没劲，死后又没趣。
我们来看看西晋名士的一场葬礼。
文中的王武子就是西晋名士王济，他的祖父是三国魏司空王昶，父亲是晋司徒王浑。昶、浑二人在魏晋都位至三公，除了皇帝再没有人比他们的级别更高的了。王济本人尚常山公主，官拜侍中、太仆，死后追赠骠骑将军，他的两个姐夫分别是和峤、裴楷。不过，王济显名当世并不是“拼爹”的结果，他是西晋的玄学家和诗人，有《骠骑将军集》二卷，钟嵘《诗品》评其诗说：“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晋书》称他“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世。好弓马，勇力绝人，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伎艺过人”。这看起来像是文武全能的超人，所以虽然他在官场上升迁极快，但人们并不认为是沾了驸马身份的光，都说是他凭自己才能获得的。那位孙子荆即西晋作家孙楚，孙楚门第当然无法与王济相比，但他们才气十分相近，气味更为相投。王济为人尖酸刻薄，一开口就容易伤人。孙楚更是恃才傲物，史称“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凌傲，缺乡曲之誉”，有文集十二卷，昭明《文选》中还选录了他的诗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几次为他说过好话。看来，他的才气的确很大，而脾气比才气更大。他曾做石苞的参军，可又瞧不起石苞，初到任就对石苞说：“天子派我来参知你的军事。”这哪像做人家的幕僚，倒像做石苞的顶头上司。
他们两人都瞧不起天下人，偏偏彼此都瞧得起对方。王济与孙楚同乡，王曾为本州大中正，大中正的职责就是识别评定本州的人才。有一次品评州中人才时，轮到评孙楚的时候，王济对侍从们说：“你们没有评定他的眼力，还是留给我来品评他吧。”他给孙楚写的评语是：“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孙楚很少佩服过别人，世上唯独只钦佩王济。在王济死后称道他说：“逍遥芒阿，阖门不帷。研精六艺，采赜钩微。”他们两人是发自内心的惺惺相惜。
没料到“勇力绝人”的王济四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知己英年早逝自然让孙楚异常悲伤。王济出葬那天名士都来了，孙楚一到就在好友遗体前号啕大哭，送葬的宾客个个都伤心落泪。哭完之后，他又对王济的灵床说：“王兄活着的时候常喜欢听我学驴子的叫声，今天我再学一回驴叫给你听听。”于是引喉学起了驴鸣，居然像真驴子的叫声一样，逗得宾客全都破涕为笑。这一下把孙楚给惹火了，他抬头对周围的人骂道：“竟然让你们这些不该活的全活着，让他这个不该死的死了！”
或因与亲人或友人永别伤心，或受到在场氛围的感染，送葬时“临尸恸哭”比较普遍，现在殡仪馆里还常能见到这种场面，而“向灵床”“作驴鸣”则极为罕见。大多数送葬者不会像他这样“别出心裁”，我们说话办事通常要考虑周围人的观感，所以尽量不让自己有“出格”表现。孙楚“临尸恸哭”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悲痛，还要在亡友灵床前给他再一次驴鸣，最后一次要尽可能模仿得“体似真声”。他只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太关注别人有什么想法，也不在乎社会上的礼节客套，所以他为人很有棱角，待人特别率真，难怪他诗文艺术上非常新颖，连参加葬礼也“别开生面”。
一个喜欢学驴鸣，一个喜欢听人作驴鸣，这和我们今天有人喜欢口技表演，有人喜欢看口技表演相仿，这算是孙楚和王济的个人癖好。说来也怪，这种癖好在魏晋并不是特例，《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王仲宣即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王粲。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时曹丕已立为魏王世子，也就是魏国名分和事实上的储君。国家储君亲自主持葬礼，规格大概相当我们今天的国葬。在如此高级别的葬礼上宾客都学驴鸣，你见过这么奇特的葬礼吗？史称“魏文尚通脱而天下贱守节”，以储君的地位在葬礼上还如此随兴，为人的“通脱”可见一斑。
文人与驴子似乎一直有不解之缘，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都留下了骑驴的传说和诗句，宋代已有《李白骑驴图》的咏画诗，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稍后的贾岛和李贺更常常骑蹇驴吟诗，一直到南宋陆游更有“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名句，好像骑马就只能算武人，只有骑驴子才像诗人。可见，喜欢学驴鸣和听人驴鸣，对于文人来说算不上什么怪癖。当然，在很多文人看来，有点怪癖才有魅力。袁宏道认为没有癖好的人，不是语言无味便是面目可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也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魏晋名士中大多有癖好，有的喜欢锻铁，有的喜欢种竹，有的喜欢养鹤……他们的举止不像后世士人那样中规中矩，言谈也不像后世士人无盐无味。今天，我们没有“不良嗜好”，没有“出格行为”，但也没有什么魅力，没有什么情趣。很多魏晋士人坦荡真率又个性鲜明，他们大都有情有义有才有趣，难怪日本近代诗人大沼枕山说：“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5.人琴俱亡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世说新语·伤逝》
王徽之（字子猷，338—386）和王献之（字子敬，344—386），分别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第五子和第七子。兄弟两人都是东晋书法家和大名士，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王羲之几个儿子书法“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其中“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众弟兄之中，徽之与献之最有才华，也最为知名，又最为投缘。当时舆论也总是拿他们两人进行比较，如《世说新语·雅量》说：“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要论任性放纵徽之占先，若论成就人品献之为上。不过，他们两人一直相互推崇，如《世说新语·赏誉》载：“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这则小品的大意是说，献之写信给徽之说，兄长平时有点疏淡不群，在社会上落落寡合，一遇到酒就能开怀畅饮以至沉醉忘归，那种豪兴真让我为你骄傲。虽然没有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可以想象，徽之同样也为有献之这么杰出的弟弟而自豪。
哪知天妒英才，王徽之、献之同时病重，偏偏弟弟先兄长亡故。敏感的徽之问身边的人说：“怎么完全听不到子敬的消息？看来弟弟肯定已经死了！”说话时不露一丝悲伤，马上便要一辆车子奔丧，到弟弟宅后又没有一声哭泣。行文至此，让我们读者好不纳闷：他明明知道弟弟已经死亡，怎么既不哭泣也不悲伤？到底是因为铁石心肠，还是因病重而对死亡已经麻木，抑或是徽之别有隐情？
作者将我们晾在狐疑之中，突然掉转笔头补叙死者的个人爱好：“子敬素好琴。”献之平素喜欢弹琴与吊丧有什么关系呢？这句看似可有可无的闲笔，却是文章不可或缺的铺垫。由于亡弟“素好琴”，徽之“便径入坐灵床上”，他径直进入灵堂坐到他灵床上，拿过献之常用的那把琴来弹。我们正以为兄长会弹一曲哀乐为弟弟送行，这次作者又打破了我们的期待：琴弦已经无法调弦，徽之把琴扔到地上说：“子敬呵，子敬，人与琴都毁了！”话刚一落地，徽之因极度悲痛马上昏厥了很长时间，一个月以后他也随弟弟而去了。最后两句像一曲音乐的尾声，读完全文后仍余音袅袅。
这篇小品第一段平平道来，为下面的高峰蓄势，所以在审美效果上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下一段写睹物思人，徽之的悲痛之情突然爆发，酷似“银瓶乍破水浆迸”，“子敬，子敬，人琴俱亡！”这种撕心裂肺的呼天抢地，给人极强的艺术震撼力。写法不断通过跌宕掀起波澜，文字虽短却力透纸背。
王献之既是大书法家，同时还是诗人、音乐家和画家。他的书法和他父亲一样，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形成雄秀惊人而又典雅秀润的独特风格，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后人分别以“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和“丹穴凰翔，飞舞风流”，来评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风，他们父子书法是那样婀娜多姿，那样潇洒飘逸，那样丰神绝代，是魏晋风度在艺术上的典型代表。随着王献之的离世，随着东晋的灭亡，高雅的艺术品位也逐渐衰落，“人琴俱亡”真使人感慨嘘唏，“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6.情何能已已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世说新语·伤逝》
古代有不少伤心“美人尘土”的“葬花辞”，有不少感叹英雄末路的咏史诗，也有不少痛哭亲友病逝的铭诔和祭文，但很少像上文这种痛惜友人逝世的小品。其实，与其说它是一篇小品，还不如说它是几个短句——它不过是东晋名士在挚友下葬时发出的一声悲叹，倾诉的两句哀惋。但由于它语短情长，也由于它比喻新颖，所以千百年来它打动了无数读者，更吸引了无数墨客骚人，如今才士或美人下葬都称为“埋玉”，它在诗词中更是常用典故，如杭州苏小小墓亭上的对联：“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又如黄庭坚《忆邢惇夫》的诗句：“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
文中的“庾文康”即庾亮，亮死后谥号“文康”。“何扬州”就是何充，他曾做扬州刺史。不了解庾、何其人及他们的关系，就难理解这篇小品中的哀情与美感。
庾亮妹妹庾文君是晋明帝司马绍皇后，他稍后自然就成了晋成帝的国舅，庾氏家族在东晋炙手可热，《世说新语》载“庾公权重，足倾王公”，连王导、谢安两家也得让他三分。不过，在东晋政坛上能权倾一时，庾亮不只是凭借外戚身份，还有他的手腕、才能、魅力和姿容。东晋高僧竺道潜对人说：“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胸中柴棘”是说他胸中算计。史称庾亮“美姿容”又“善谈论”，晋元帝第一次相见就称他“风情都雅，过于所望”。连对庾亮恨之入骨的陶侃，也因对他“一见改观”而“爱重顿至”。谢混在晋明帝面前承认“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吾不如亮”。同世作家庾阐赞美庾亮“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润”。当代人更称庾亮为“为丰年玉”，称他弟弟庾翼“为荒年谷”。
庾亮有显赫的权势，又有过人的才华，还有迷人的姿容，所有这些对庾亮的颂扬，有些可能是害怕他，有些真的是爱他，有些或许要利用他。
那么，何充对他的赞美属于哪一种呢？
史称何充禀性正直刚烈，风韵深沉儒雅，以文章德行见称于世，年轻时候就深得老臣们的器重。庾亮和王导一起极力向皇帝举荐说，“何充器局方概，有万夫之望”，并且说在“臣死之日”，切盼能让何充主持朝政。一方面庾亮对何充有知遇之恩，一方面何充认同庾亮是国家的丰年美玉，难怪在庾亮临葬目睹遗容的时候，他不禁喟然长叹“埋玉树著土中”了。
“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这两句话之所以让人痛彻肺腑，是因为它超越了某时某地某人的局限，而说出了人们痛悼志士离世的共同心声，尤其说出了魏晋士人悼亡伤逝的共同感受。
魏晋士人群体的觉醒，使他们对内发现了自我，对外发现了自然，所以他们对美容和美景的感受都格外细腻敏锐。“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自然界的美景让他们陶醉，人世间的“玉人”更叫他们动心。山涛称叹嵇康“傀俄若玉山”，是那样高耸润洁；人们形容夏侯玄“朗朗如日月”，是那样光明磊落；赞美裴楷是“玉人”“粗头乱服皆好”；王敦称赞王衍“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有人到王太尉家参加名士集会，感叹“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王长史为中书郎，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些珠玉般的美好姿容，游云惊龙似的飘逸神采，“从容于廊庙”的典雅风度，都是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
看着红霞满天的晚照西沉，人们会忧伤地问“夕阳西下几时回”？眼见“玉人”长逝，更是“使人情何能已已”！《世说新语》中的《伤逝》篇，洒满了恸绝伤心的血泪，是哀人也是哀己，是悼人也是自悼——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世说新语·伤逝》）
王长史（王濛）父亲王讷形象俊伟，王长史自己在同辈眼中也“轩轩韶举”，既仪态轩昂又举止高雅。《晋书》本传载，王濛“美姿容，尝鉴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直到他临死前还是自我感觉良好，还是那样自恋：“我这么俊美的人儿，竟然活不到四十岁！”他的好友刘惔也为他的英年去世“恸绝”。
正是有这么多“玉人”，有这么多雅士，有这么多英杰，我们的社会才显得那样美好，我们活着才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的人生才值得留恋。玉人消亡，美人尘土，英才早逝，志士长冥，固然令人悲痛惋惜，但生死之哀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转瞬即逝的青春，更加执着不可能再来的生命，更加痴情于难以长驻的美景，“马儿啊，你慢些走呀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