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心事
黄维樑
卷首文章：刊物的眼睛
《明报月刊》创刊至今五十年，我读她至今也五十年。其总编辑任期比较长的，有三位：
早期是胡菊人先生，中期是董桥先生，最近二十五年则是潘耀明先生。每期的“她”，从头发、面庞、躯干到四肢，体态优雅，服饰变化多姿，诚然“内容”丰富，令人月月惊艳。我饕餮秀色，却不可能期期全“飨”；但有一个部分，则是月月必睹的，这就是她的眼睛—总编辑执笔的卷首文章。胡菊人忧国忧民，曾研究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处身“文革”时代，笔下义正辞严之外，偶有一股无名的忧郁。董桥自幼熏染书香，主持编政于“后文革”“前九七”之际，时局既明且暗，所写时有宋词那种委婉的风致。“前九七”“后九七”，潘耀明主编时期最长，时局在平稳与激荡间起伏不定，他尽心尽力经营《明报月刊》，其卷首语反映时代、守护文化、纵横议论，有一种明亮的风格。明亮，明耀，真是文如其名“耀明”。《明报月刊》数十年来的卷首语，美目盼兮，其眼神先后予人“忧郁”“委婉”“明耀”的印象。
文学书写的体裁甚多，仅以散文一类而言，就可分为多个子目。百多年来，世界各地报刊业蓬勃，报刊的“编者的话”或“卷首语”，应可成为一个“次文类”（Sub-genre）来加以研究。我数十年来多次搬迁，目前家里的《明报月刊》不齐不全，所存多为最近十余年的。下面只能是随意抽样，说说“明耀”。如果报刊的“编者的话”或“卷首语”还没有人专题研究过，那么，下面这块小砖，目的可大了：希望引来大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报刊有宗旨，就像文章有主题。《明报月刊》的创办人兼首任总编辑是金庸先生。月刊在1966年初面世，而“文革”在年中开始。传扬文化，正是她的一个宗旨。衣食住行、典章制度、哲学宗教、文艺科学都是文化，也因此，她必然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在政治和人心经常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代，文化是什么？文化必然包含思想，包含对自由、民主、正义的追求和讨论。文化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现实社会，因此刊物的内容，必然包括社会时事评论。报刊的宗旨，往往在政治上落实为立场。在香港办刊物，过去为共产党讲话，还是为国民党？现在香港挺蓝（建制派），还是挺黄（反对派）？在整体政治文化方面，持保守立场，还是激进立场？
《明报月刊》的读者对象是知识分子，以“不党不私”为其立场，不党不私就是有独立的思维。2016年1月号的《明报月刊》，是“创刊五十周年志庆特大号”；金禧大庆，封面正有金耀基所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这十字金言，正如金氏所说，乃来自陈寅恪。十个字如金如玉，是她坚持的质量，是她恪守的承诺。
人的思维和行为，能完全自由吗？能完全独立吗？这是哲学、宗教、政治、心理、法律等学科永续探索的问题。报刊持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是我们说；这是编辑报刊的理想态度。作为五十年的老读者，我认为当年金庸所揭示的原则，通过几代总编辑的悉力以赴，《明报月刊》基本上是符合了。
总编辑是报刊的舵手，是其宗旨的贯彻者、守护者。他让整本杂志的内容贯彻、守护其宗旨；他所写的“编者的话”或“卷首语”则可阐明、呼应其宗旨。《明报月刊》是综合性的文化期刊。因为是综合性，其总编辑必须视野广阔，使内容多元并陈；因为是期刊，他必须触觉敏锐，使内容不失时效。阅读舵手潘耀明多年来所写的卷首语，我发现这些篇章有如船长的航海志，记录航程的重大事件，以及他领航的感悟。在香港出版的《明报月刊》的多元内容中，必然有关于香港的，也应该有中国的，以至天下的。于是港事国事天下事，当然都关心。
香港人的荣耀
为了配合某些期的港人、港事专文或专题，举例而言，2017年2月号的卷首语乃有《一位奇女子的启示》一文。香港著名歌唱家费明仪在年初辞世，潘耀明说她“不光是音乐家，还是文化大使。从费明仪的人生实践，可见政治是短暂的，文化才是永恒的，它昂然超越于政治、党派、地域”。费明仪一生奉献给音乐，确然值得我们纪念。她的“明仪合唱团”在1964年创立，我那时读高中，竟然和一些校内同学获征召入团，滥“喉”过一段短暂时光，充分体会过她的热心和魄力。顺便指出，卷首语“政治是短暂的，文化才是永恒的”一语，洵为知言。
另一位港人是高锟。几年前的卷首语有《破读“高锟的笑容”》（2009年11月号）和《伟大科学家诞生的土壤》（2010年3月号）两文。高锟曾在香港读中学，很多年后回来，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后来更担任中大的校长（1987年-1996年）。他在科研上贡献巨大，早有“光纤之父”的尊称，光纤公认是伟大的发明。2009年秋高锟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秋收”的荣誉虽然来得迟，香港人对其获奖与有荣焉，都为高锟而高兴欢笑。高校长正是个笑容灿烂的人—对此我在沙田的校园曾亲身感受到温暖。高锟在科研上和教育上的事功，该期（2009年11月号）的特辑有专文论述。潘耀明别出心裁，写其笑容、写其爱心：“他对人类的爱，对家人和对朋友的爱，这一缕缕的爱意，活像那一道无远弗届的光纤，串连起他的人生：包括事业家庭感情生活。”这里能近取譬，比喻新鲜妥帖，显示了作者的巧心。
评论港事，盱衡世局
前面讲过港人，这里说港事。港事是《明报月刊》的重要评论对象，卷首语往往与某一期的重点文章配合，加以议论，尽量发挥其独立敢言的本色。举例而言，2002年7月香港回归五周年，潘耀明慨叹“香港已由黄金时代降为白银时代”，敦促施政者反省；2003年7月的专题是“香港特区症候群”，卷首语再慨叹道：香港“原是会‘生金蛋的鸭’，竟变成生不了蛋的呆鸭”。我们可视此为爱港的人爱深责切的重话。2016年9月号的责切话语，既关于文化，也关于民生。香港对“文化大业”的基础建设不足，政治人物对民生又有何贡献呢？“我们的民选议员（包括功能组别议员），除了互相攻讦，恶言相加，哗众取宠，一派泛政治化，有谁肯卸下政客的外衣，真正深入基层，去寻求真相，诚实地道出民间疾苦、社会症结，责成当政者切实地去解决？”
月刊的文章，多有盱衡世局、穷究得失成败的，但我印象中议论世局的卷首语比较少。2003年春，美国派兵攻打伊拉克，5月号的月刊有专题对此加以评述，卷首语严正地指责：“小布什破坏了世界秩序！”2008年月刊的特辑是“奥巴马新时代的来临”，卷首语综论美国的总统选举，批评奥巴马的一个武断说法，认为他的民主美国“无所不能”说大可商榷。知识分子的评判精神，又一次呈现出来。2016年2月号的卷首语指出：“传媒几乎主宰了美国人的神经枢纽……但传媒已不再扮演社会公器的角色”，其报导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这是西方社会传媒存在的普遍弊病”。
表扬与浩叹
如前面所言，文化无所不包，《明报月刊》这本文化杂志，侧重的是文化中的人文方面。人文，人文，无人就无文。月刊的内容中，人物的事迹及其贡献表述是重要成分。在我阅读的记忆里，月刊从来没有标榜过大商家、大富豪。香港的财经报刊对财经界名人的特写、称誉，所耗篇幅已够豪富，《明报月刊》自然不用向钱看、向财看。她向无财之才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和莫言，先后成为月刊重点介绍、评论、表扬的大人物；连带相关的文学界人士如瑞典的马悦然和大陆背景的刘再复，也在杂志中频频出现。卷首语谈论这些得奖的大家，也对近年很有影响的作家如阎连科加以推许。高行健、莫言、阎连科的作品，对社会现实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有相当的“异议性”（dissidence），这是月刊精神的又一贯彻。
当然，宣讲人性美好一面的文学家，也在月刊的专题文章和卷首语里闪闪生辉，杏林子是个好例子。2003年3月号潘老总写道：“杏林子珍惜病痛余生的每一寸光阴，她的生命仿如一支蜡烛，慷慨地燃烧自己，把光与热照耀凉薄的人间。”卷首语与该期彭洁明的文章互相呼应，“见证永不止息的爱与生命奇迹”。该期的月刊以“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为专题，卷首语的末段指出：“一面是凸显人性的典范，一面是揭露人性的阴暗，互为对照，杏林子的赤子之心，更令人肃然起敬。”上述引文中，“光与热”和“凉薄”是对比，仁爱的杏林子与腐败的学术界，又是对比。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Rhetorica）一书表示非常重视对比的运用；潘耀明这里的置辞与谋篇，功力自现。卷首语把该期的两个重点内容关联起来，更有一箭双雕之效。
在卷首语获得“点赞”的文学艺术人物很多，又如杨绛。她在2016年5月25日以105岁极高龄逝世，7月号的卷首语怀念之。潘耀明1980年代初期访问过钱钟书，又曾出版过杨绛《干校六记》的英文版，比一般读者对这双文坛贤伉俪其人其文有更亲切的认识。卷首语写来情辞朗润，娓娓动人；对他们两位文风的比较，从“形象思维”入手，赅要而得体：“钱先生是汪洋闳肆，文采风流，学问深不可测，恍如浩瀚大海。相反地，杨绛女士彷彿一条湲湲潺潺的小溪，澄澈明亮，文如其人，文章也是温文尔雅，干净利落，一清到底……”卷首语的下半篇，语调变得沉重了。《干校六记》写“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遭遇，如他们之被批判斗争。卷首语引述了钱钟书为妻子的书所写“小引”，钱氏认为此书应该加上另一记，即《运动记愧》。钱氏写道：“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为时而著”的明隽小品
我认识耀明兄逾三十年。他的本业是写作和编辑，又主持多个文学社团，交游广阔，游踪遍天下，其抒怀叙事的散文，包括览胜观光的游记，性情活现，深得好评。这位香港作家联会的潘耀明会长善饮，与其前任曾敏之同具海量。印象中，他写的卷首语，却没有任何交游吃喝的内容；即使提到文友故旧，也是少私情而多公义：从个人交情出发，引申出时代社会的义理。一般刊物的“编者的话”“编者随笔”“编辑手记”之类书写，适可而止地偶尔提及交游与饮宴，可增进亲切感，加添阅读趣味。潘耀明的卷首语作风不同。卷首语一词，读起来是开卷有益的“卷”，是书卷之首的“首”，他一本正经以至非常严肃地执笔。
从金庸创办开始，以至潘耀明一路用心经营的《明报月刊》，潘耀明谦称她是“文化小屋”；海内外她的作者和读者，则盛誉其五十年来的卓越成就和广远影响，而可称为文化大楼。她以传播知识、思想、文化为责任，力求不党不私，发扬“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其文章应和唐代白居易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原则。潘耀明的卷首语守护、阐明月刊的宗旨，其内容配合月刊内容、紧贴时代，是大楼观景的窗户，是刊物明亮的眼睛。一篇篇卷首语独立来读，其辞理兼胜，堪称明隽的小品。其文章“为时而著”，如果二十多年串连起来阅读，则可看作一位文化人对时代感应的记录。潘耀明这样的书写，无形中更为文化刊物的卷首语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