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跟王阳明学心学
57442900000005

第5章 道德心:小赢靠智,大赢靠德

土地不如德行,财物不如仁义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王阳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儒家文化中传统的道德理想。儒家思想将“修身”放在人生事业的第一位,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见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人品修养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立志创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而言,无论是奋斗的过程还是成功之后,良好的道德修养都是不可或缺的。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尤其注重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将之与天理相统一。他认为,“良知”作为人内心的是非准则,具有知善去恶的能力,人们能够凭借它去辨明是非善恶。也就是说,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道德修养,会影响他的言语、行为以及为人处世的原则。小则影响他在利益与仁义之间的取舍,大则影响他的人生道路是荆棘满布还是一片坦途。

段干木是战国时晋国人,赵、魏、韩三家分晋后居于魏。他小时候家里贫穷,社会地位低下,因而他的志向难以实现。他游学西河,师事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成为很有学问的人。他住在魏国的城邑段木,所以人们称他为段干木。段干木曾求学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他很有才能,但不愿做官。魏国国君魏文侯曾经登门去拜访他,想授给他官爵。他却避而不见,越墙逃走了。从此,魏文侯更加敬重他。每当乘车路过他家门时,就下车扶着车前的横木走过去,以表示对段干木的尊敬。

他的车夫感到纳闷:“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经过他的草房表示敬意,不是太过分吗?”魏文侯答道:“段干木是一位贤者,他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隐居于贫穷的里巷,而名声却远扬千里之外,我经过他的住所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呢?他因有德行而取得荣誉,我因占领土地而取得荣誉;他有仁义,我有财物。土地不如德行,财物不如仁义。这正是我应该学习、尊敬的人啊!”

后来,魏文侯见到了段干木,诚恳地邀请他任国相,段干木谢绝了。他与段干木倾心交谈,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没过多久,秦国想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唐雎向秦国国君进谏道:“段干木是贤人,魏国礼遇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像这样的国家,恐怕不是能用军队征服的吧!”秦国国君觉得有道理,于是按兵不动。

在上古先秦歌谣中,有一首歌谣,其中写道:“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段干木终身不仕,然而他又不是真正与世隔绝的山林隐逸一流,而是隐于市井穷巷、隐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中。进而“厌世乱而甘恬退”,不屑与那些乘战乱而俯首奔走于豪门的游士和食客为伍,使倾覆之谋,“浊乱天下”。

与此相反,那些见利忘义者,必遭人唾弃。历史上不乏道德败坏之人登上高位、不可一世的例子。在金钱与权力面前,人们会质疑,良好的道德品质还有何用?然而,真实的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印证,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再位高权重、大富大贵之人,也会不得善终、惨淡收场。

秦朝宰相赵高,为官期间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却官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末董卓个性粗暴,奸诈无比,却自封相国,专断朝政,凶暴淫乱,无法无天;唐朝的李林甫,为人奸诈阴险,手段卑鄙,世称“口有蜜,腹有剑”,受贿无度,生活奢华,却官至宰相;南宋的奸相秦桧,其人残忍阴险,陷害忠良,卖国投降,却能为相十九年。然而,赵高后来为子婴所杀;董卓为王允等人所杀;李林甫的腐败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留下千古骂名;秦桧死后被筑“跪相”,永世不得翻身。官居高位固然令人称羡,但他们的下场,向世人清楚地昭示了罔顾道德、埋没良心而得来的荣华富贵,是以令人唾弃、遗臭万年为代价的。

在追逐成功的人生道路上,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地位有两层涵义,一是外在的权位高低,一是在众人心目中的位置。有远见之人看重“赢得身前身后名”,鼠目寸光之人只见眼前的风光而听不到背后的骂名。上述道德败坏之人,无不因其外在的权位而一时风光,却背负着世人的唾骂而不自知。王阳明忠君爱国,体恤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流芳百世;而与王阳明同时代的刘瑾,狡诈得权,肆意贪污,因而遗臭万年,其身后评价差之千里。

由此可知,立志成功之人,无论最后处于何种地位,都不能忘德行这个“本”。只有时刻保持良好的品德,并以此为准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在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创造出无限的人生价值,才能以良好的口碑传世,成为人生道路上真正的大赢家。

君子如玉亦如铁

“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功夫好名!”

——王阳明

王阳明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以读圣贤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官期间屡立战功,政治声望不断升高,然而他的仕途却日趋坎坷。

由于不满太监刘瑾把持朝政,任意妄为,许多正直的官员上书正德皇帝,要求严惩刘瑾及其党羽,结果被打入死牢。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委婉地请求皇帝释放众人。刘瑾当即下令将王阳明谪迁至贵州龙场,做一个没有品级的驿丞。不仅如此,他还暗中派人尾随王阳明,准备在途中将他害死。

王阳明在钱塘江边遇到杀手,急中生智,乘夜色跳入江水,逃过一劫。虽然如此,但为了家人的安全,王阳明不得不前往贵州赴任。

刘瑾倒台后,王阳明被重新起用,但又因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而惹怒龙颜,不但没有得到皇帝的嘉奖,反而招来横祸。他的仕途再次陷入低谷。

一年之后,正德皇帝驾崩,嘉靖皇帝登基。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仅仅是一个闲职,无大事可为。

王阳明的一生历经坎坷,但他始终没有气馁,不断探索人生的真谛,努力不懈地完善和传播他的思想,最终成为一代“心学”大师。

王阳明既能以德修心,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以开阔的胸襟包容万物;又能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铁骨铮铮,不畏权贵的迫害,毅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愧为如玉亦如铁的君子。

“谦谦如玉,铮铮若铁”,是孔孟儒家思想中对君子人格的最高评价。“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以玉喻君子,取其圆润、不尖锐之义。佛家的“圆融”境界,要求戒嗔、戒痴、戒贪,无欲无求,尔后能不动声色、不滞于心。谦谦君子的圆润亦同此理。虽然成佛修仙遥不可及,但磨去棱角,收敛光华,养成谦谦如玉的君子人格却是可为之事。具有容人之量是谦谦君子的前提,开阔的胸怀、宽广的胸襟,是谦谦君子的基本品质。

“铮铮若铁”,突出君子人格中铁骨铮铮的特质,就像一树寒梅,挺立在风雪中,傲然绽放。拥有此等品质的人,敢于仗义执言,绝不妥协;不油滑,不世故,不屈不挠;有志气,有勇气,有胆有识。他们立世一尘不染,对人一片冰心,一箪食,一瓢饮,却敢于承担一切苦难。正如古诗所云:“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阳明曾言:“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功夫好名!”圆润如玉方能名实并重,铮铮铁骨力保务实而不受沽名钓誉之心所扰。

“谦谦如玉”与“铮铮若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君子人格的两种特质。当今之世,纷繁复杂。倘若一如既往,只养谦谦如玉之性情,抑或只炼铮铮铁骨之傲气,恐怕都难成大事。要想在现实生活中成就一番事业,应当像王阳明那样,讲究方圆之道,既养铮铮铁骨的一身正气,处世有底线,为人讲原则;又取谦谦如玉的圆融为人,包容四方。如此,才能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成其大事,为后世所传颂。无论朗朗乾坤,抑或滔滔浊世,于我又有何妨!

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

高尚的品德与出众的才能,是获得成功的两个必备条件。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那样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就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舍生而取义者也”。

王阳明有关“致良知”的观点,就能够看出他教育的目标。如他所言,“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心学推崇“心即理”的思想,“致良知”在这一基础上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涵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与之相应的陶冶价值。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授予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一个个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行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簿。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县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官吏们十分不解,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这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毁灭程度,最终断送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但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使我们的人生绚烂多姿!

养一身浩然正气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王阳明

王阳明奉旨前往广西平乱,到了之后,王阳明认为如果以武力进行压迫,可能会使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这样冤冤相报何时才能了。于是,王阳明开始寻找机会,想要缓解双方的矛盾。

这个时候,王阳明获知起义首领哈吉的母亲卧病在床。王阳明赶紧派跟随自己的医生去给哈吉的母亲看病。不出几日,在医生的治疗下,哈吉的母亲能够下床走路了。但是出于双方是敌对关系,哈吉并没有过多的表示。之后,哈吉从医生的口中听说了王阳明为人,而且得知用来医治母亲病的药都是王阳明自己本人所必需的。王阳明在哈吉心中的好印象大为加深。

随后,王阳明写了一封信给哈吉,实事求是而又诚恳谦虚地劝哈吉要从大局出发,和睦相处为妙。哈吉早已被王阳明高尚的人格所折服,这封信正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就这样,王阳明未用一兵一卒,只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便解决了叛乱问题。

孟子说养气修心之道,虽爱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专一修养,只能算是知道有此一善而已;必须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验,才算有了证验的信息;进而由“充实之谓美”直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才算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成功。

何为浩然正气?一谓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二谓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畏惧的勇气,三谓君子挺立于天地之间无所偏私的光明磊落之气。浩然正气便是由这昂扬正气、大无畏的勇气以及光明磊落之气所构成。有些人表面上很魁伟,但与之相处久了就觉得他猥琐不堪;有些人毫不起眼,默默无闻,却能让人在他的平淡中领略到山高海深的浩然正气。正是因为后者具有正直如山的品质,才能让人感受到他的一身正气。

古今之成大事者,心中都有大气象。正是“笑览风云动,睥睨大国轻”“俯仰天地之气概”“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浩然正气也。

诸葛亮等文人志士则体现为“名士风流”。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羽扇纶巾,貌似轻松淡定、潇洒自如,实则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西晋开国元勋羊祜,平日一副松洒打扮,飘逸十足,甚至在打仗的时候,仍不失其雍雅的风度。魏晋名士大多旷达风流,放任自流,毫不矫揉造作,痛快淋漓。

不管是英雄本色,还是名士风流,都具备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有志之士当养浩然正气,大者壮我泱泱中华之神威,小者在为人处世中光明磊落、至情至性。

养浩然正气并非易事。《孟子》中有言:“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在孟子看来,浩然正气是正义的念头日积月累所产生的,不是一时的正义行为就能得到的。关于“集义”,王阳明认为做每一件事都应符合良知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心中的浩然之气壮大起来,再遇到其他事情就更能以良知为指导,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庸境界。由此看来,要养浩然正气,就要做正直之人,诚实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日积月累,不断壮大。

浩然正气是人的精神“脊梁”,是抵御歪风邪气的“屏障”。正气长存,则邪气却步、阴霾不侵;正气长存,则清风浩荡,乾坤朗朗。要保持浩然正气,就必须“一日三省吾身”,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时时处处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为己任,使正气日盛,邪气渐消,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走向正义和文明。此乃君子之道也。

好德如好色

“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性,然后能尽物之性。”

——王阳明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德如好色是王阳明最爱举的例子,孔子说从来没有见过好德如好色之人,王阳明则期望人们能像喜欢漂亮的姑娘那样追求美德,将美德作为人类一种本性的东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很多人一听到“色”就会联想到一些不好的方面。其实,“色”是万物生灵所共有的,“好色”更是人的本性,不必视之为万恶之源。从文献记载可知,“好色”一词并非贬义词,只是到了近代,随着社会文化现象的转变而发生了语义上的偏离。孟子曾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衷。”意思是人在年幼时爱慕父母,成年之后爱慕少女,有了妻子则爱慕妻子,走上仕途为官则忠于君主。“知好色”代表了一个相对于幼年的成熟时期,在这个时期年轻人开始知道喜欢异性。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好色”也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上正常而健康的倾向。人不近色,则人性失;人性失,则不能为人。孔子言“好德如好色”,也就是肯定了“好色”是人们应该有的行为倾向。

既然“好色”是人之本性,其所固有的不以外界条件为转移的特性,正是好德之人应该努力做到的。要做到“好德如好色”,就必须将美好的品德根植于心,才能使之如人之本性那样自然地流露出来。否则,仅仅囿于思想中的品德就算再美好,也无法影响我们的行为,无法使我们成为真正具备美好品德的人。

明朝的时候有个农人,一年四季辛苦耕作,每年都能获得丰收,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农人生活的村子里,很多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而他家却能顿顿饱餐,这让村里人很是羡慕。因为家有余粮,农人用一部分粮食当作学费,让自己的儿子上了私塾。这以后,老农见到谁都显得非常开心,经常对村里人说:“人活一世,不就是吃饭养家识字,做个好人嘛。现在这几样我家都做得差不多了。以后你们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开口,乡里乡亲的,我一定帮忙。”

半年后,这个农人的兄弟家遭了灾,离家来投奔这个农人,农人让他的兄弟先住在年久失修的祖居,说过一阵子给他修个新房,然后再搬过去。他的兄弟听后很高兴,逢人便夸自己的兄长如何如何对自己好。为了表达感谢,农人的兄弟抢着干农活,无论做什么都很勤快,渐渐地,农人自己不动手了,家里有什么事都让他的兄弟去做。

就这样三个月过去了,这个农人说的新屋迟迟不见动静,他的兄弟有些等不及了,思来想去,他硬着头皮跟农人提起了屋子的事情。听完自己兄弟的话,农人沉默了一会,对他说:“这个事情啊,我还真给忘了,你放心,自家兄弟的事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第二天,农人的兄弟走在田埂上,有人问他房子造得怎么样了?他红着脸说不出话来,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当冬天来临之际,他还住在四处透风的祖居里,而他的兄长正在温暖的家中喝着自酿的米酒。次日一早,他没有跟农人打招呼,就离开了村子。

没多久,村里人便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在农人背后议论纷纷,有的人说:“还说什么有事尽管向他开口,你看看,这种人,对自己兄弟都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看呐,还是离他远点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理睬农人,甚至农人一家都成了全村唾弃的对象。

说好的做不到,实际上是心里根本没有想过要给自己的兄弟盖新房,行由心生,由此可见这个农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儒家专注的是“内外皆美”的生命志趣,不念旧恶,君子怀德是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美,当仁不让更是一种美。这种美在王阳明看来其实就是根植于内心的道德感使然,行动起于心智,倘若内心缺少道德的约束,只会说漂亮话,而无真行动,那么其行为可以想到是“巧言令色,鲜矣仁”,对其不能做更大的奢望。

如果说,“好色”是一种在人内心天然生成的本能反应,那么,“好德”就是一种经过教化之后能够自然流露的理性反应。好德之人对美好品德的追求发自内心,自然能够在其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并且不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相反,那些只会将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人,一旦受到金钱权力的诱惑,则会把持不住,做出丧德败行之事。

王阳明的弟子梁日孚曾问他:“程颐说‘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您觉得这个看法如何?”王阳明说:“我就没那闲工夫了。你应当先去涵养自己的性情,修养自己的品德,必须能够完全了解人性道德之后,才能了解世间万物的道理。”也就是说,人应该先在“好德”的本性上而不是其他无关的琐事上下工夫,促进人格的完善,提升自己,最终才能够自然地显示出美好的品德。

真正的智者将道德修养作为人生最可靠的支柱。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将美好的品德根植于心,并将之付诸实践,像追求美的人和美好的事物一样去追求它,就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好德如好色”,也就离成功的人生目标不远了。

顶天立地,刚正不阿

“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

——王阳明

正德皇帝朱厚照登基之后,整日与刘瑾等宦官混在一块,不理朝政。朝中忠臣不断规劝皇帝将精力放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来,皇帝并没有理会。随着朝政的逐渐混乱,以及刘瑾等人越来越专横跋扈,朝中很多大臣联名上书,要求惩治刘瑾等人的恶行,以此稳定政局,维护大明江山。

联名上书并没有惩治到恶势力,刘瑾安稳住皇帝之后,利用手中大权抓捕了这些上书要求惩治他的大臣。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纷纷上书为这些官员打抱不平。但是,这些上书反而激化了刘瑾的报复行动,更多上书的官员被革职、被抓捕、被杀害。朝廷上下,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很多官员为了保命都选择了缄默。

当时的王阳明身任兵部主事一职,官位并不高。但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官员被压倒,敢说话的人也变得胆怯,满朝文武都闭口不言了,王阳明挺身而出,为受冤官员说话。

刘瑾等人见一个小小的兵部主事竟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同他们作对,于是,将王阳明逮捕进锦衣卫的大牢,最后,处以廷杖之罚。

王阳明在危难关头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行为表现了他崇高的品德和高尚的人格。自古大丈夫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创不世之基业,立不世之奇功。真正的大丈夫,其标准之高,让当今之人望而却步。然而,“大丈夫”贵在其自身的道德修养。堪称“大丈夫”之人,必有一身大无畏的气概,敢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勇于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壮举。

文天祥面对死亡,潇洒题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在押赴刑场之前,壮烈地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此情怀,壮烈豪迈,气冲霄汉,令人敬佩不已。

堪称大丈夫之人,必有顶天立地、刚正不阿之品质。王阳明有言:“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刚正不阿之人,即便是邪恶鬼神也不能使其心智迷乱,如此才能直面残酷的现实,即使身心受创,仍能愤然而起,成就一番事业。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说道:“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大丈夫之所以能“论是非、论顺逆、论万世”,是因为在其心中万事以“仁义”为先,以道德为本。

正所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坚;兰可移,而不可减其馨!”只有具备“玉碎而志不改”的坚毅品质,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才能经受住风霜雨雪的磨炼而成就人生大业。

得人心,得天下

“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悦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

——王阳明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然而,如何才能得民心呢?有人选择了以利诱之,结果民心尽失;有人选择了以德服之,则名留青史。

历代君王欲得民心,就必须“德天下”,即以德治天下。三国时刘备不善于谋略作战,但是,他具有良好的品德,能够以此感召部下同心协力,一同建功立业。虽然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其高尚的品德能够换来别人的尊重和爱戴,愿意尽心效力。而且有德之人,更能明白别人所追求的利益,并能尽力给予最大的满足。综观历史,有大成就的人必然有德行而能令人为其舍命效劳。

王阳明将圣人治天下之道归结为“致其良知”,即注重以德治天下。他说:“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悦者,致其真知而行之也。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他认为尧、舜以及夏禹、商汤、周武王说的话天下人没有不相信的,因为他们是致其良知之后才说的;他们的行为没有令百姓不高兴的,因为他们是致其良知后才做的。把这样的治国之道推广到蛮夷之地,那么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孝敬父母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良知。

“德天下”不仅要为人处世忠于良心,做利人利己而不是损人利己之事,更要为人忠诚。但凡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之人,才能把持住心中的天平,不向贪图利益、腐败堕落倾斜。

东汉末年,孙策任用吕范主管东吴财经大权,孙策的弟弟孙权此时年少,总是偷偷地向吕范要钱,吕范则一定要请示孙策,从不在未经孙策允许的情况下答应孙权。因为这事,孙权对吕范很有意见。后来孙权任阳羡县令,建立了自己的小金库以备私用。孙策有时来查账,功曹周谷总是为孙权涂改账目,造假单据,使孙策没有理由责怪孙权。孙权这时很感谢周谷。当孙权接替孙策统管东吴大事之后,他选择了重用吕范而不是周谷。因为吕范忠诚,而周谷却善于欺骗。

不仅做大事之人如此,寻常百姓亦应该如此。一个人如果不够诚实,在工作中往往会成为墙头草两边倒,在生活上会成为见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难以与人深交,难以得到他人的信任,更别说是天下人的敬佩了。

以德治天下,关键还在于以德服人,而非以暴制暴。给他人说话的权利、发言的空间,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他人的想法,从中汲取自身的弊病,并及时改正。倘若将所有反对的声音都拒之脑后,又如何做到致其良知,德治天下?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便是因为以德服人的举措而受到他人的敬佩。

一日,子产被郑国大夫然明叫去问话。然明问子产:“我们把乡校取缔了怎么样?”

子产说:“为什么要取缔?人们清闲的时候可以来,议论我们到底做得好不好。他们如果喜欢,我们就继续推行,他们如果讨厌,我们就立刻改正。这不是挺好吗?为什么要取缔它呢?我只听说过我们应该尽力做好事以减少人民的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大河宜疏不宜堵啊。堵上容易决堤,伤害反而更大。我们不如开个小口导流,把有用的建议当作治病的良药。”

然明非常佩服子产的见解:“我现在才知道您确实是可以成大事之人啊。佩服,佩服。”

正因为这件事,子产在被人污蔑“不仁”时,孔子却坚信他并非如此。孔子曾言:“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历史上的亡国之君,绝大多数是不修道德,重于财利之人。他们不以德修身,更难以德治天下,反而纵容属官搜刮民脂民膏供其挥霍享乐,罔顾社会法纪,独断专行,致使民不聊生,一国政权最终走向灭亡。例如崇祯皇帝,听信谗言,关键时刻克扣军饷,导致明军兵败如山倒。

王阳明虽然是一介文人,但是他深谙做官为政之道。王阳明不论职位的高低,心中始终是装着老百姓,只想着为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为官好与坏,怎样对待百姓便是最好的炼金石。

只有坚持良好的道德修养,做到“德天下”,才能真正地凝聚人心,才能真正做到“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