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应物兄(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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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姚鼐先生

姚鼐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幼时曾住在二里头的姥姥家,那里是著名的二里头古文化遗址,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所在地。中国出土最早的青铜爵,就出自二里头。你要研究华夏文明的源头吗?那你离不开二里头。你要研究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吗?你还是离不开二里头。提到二里头,姚鼐先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My God!千流万派归于一源,枝繁叶茂不离根本。‘一源’何指?‘根本’何谓?OK,还不都是我的二里头!”

姚鼐先生多次重返二里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前就去过多次,后来又带着学生一次又一次往那里跑。为了更好地还原和体验夏代人民的生活,姚鼐先生还在那里盖了一个土坯房,房顶铺着干草,姚鼐先生给它起名叫“何妨一下楼”。众所周知,闻一多先生当年的书房,就叫“何妨一下楼”。因为“楼”顶铺的是草,大风一吹,就掀掉了大半,所以外面下大雨的时候,“何妨一下楼”常常下中雨。外面已是骤雨初歇,“何妨一下楼”里仍是潇潇似银烛,平地成沧海,搞得姚鼐先生不得不到外面避雨。

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姚鼐先生虽然不写诗,但一开口就诗意盎然。姚鼐先生说,在暴雨中,在骄阳下,他的心绪就会飞得很远,仿佛可以看到成群的鳄鱼、孤独的大象。大象,那古老的巨兽,在沿着河床闲逛,用鼻子饮水,用象牙刨食,遇到母象也不急于交欢,显得很羞怯,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应。哎呀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羞怯呢?完全不知道饥肠辘辘的夏民们手持棍棒正在逼近。在大象们的羞怯和潮汐般涌动的情欲之间,笼罩着末世的阴影,但人类的文明却正在拉开新的序幕。姚鼐先生说,每当这个时候,他的脑子就会转得很快,考古学上的种种线索,如同四散的线头,一时间难以收拢,他只能猜测,也许——大概——然而——曾经——可不嘛——后来却——管他娘的——对对对——哦不——突然地,你就会觉得豁然开朗。姚鼐先生甚至为此吟了个对子:

兴许似乎大概是

然而未必不见得

乔木先生说:“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但还是让姚先生如此这般地连缀起来了。”

姚鼐先生说:“完全连缀起来,还得几代人努力。”

姚鼐先生有睡午觉的习惯,但在二里头,却常常睡不踏实,断断续续地做梦。在梦中,他又会否定刚才的决定。午后多么寂静,好像能听到夏人的喃喃自语。这时候他甚至会有点害怕,总觉得外面有人,还有鬼。一个人搂着一个人,一个鬼搂着一个鬼。他就不敢再睡了,起来给院子里的花浇水。他在院子里种了指甲花,给死去的老伴种的。早上起来,指甲花好像被人采过了。看着地上的脚印,嘿,你别说,还真像老伴留下的。

很难想象,姚鼐先生还曾亲自在那里养野鸡,养土蜂。当地的养蜂人养的都是意大利蜂,只有姚鼐先生养的是土蜂。姚鼐先生认为,那些野鸡和土蜂是从夏朝传下来的。夏历最原始的典籍《夏小正》记载:“玄雉入于淮,为蜃”。雉就是野鸡,“蜃者,蒲卢也”。郑玄为《尚书大传》作注:“蒲卢,蜾蠃,谓土蜂也。”按此化生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夏历十月,野鸡在水边的草地上啄食土蜂。

听上去,姚鼐先生的谈话,好像是信马由缰,漫无目的,其实还是有个大致的主题的。这是一个上学期就该结项的项目,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全称是“从春秋到晚清:中国艺术生产史”。它不光要写到歌与诗、唱与曲,写到各种杂耍,还要写到宗教、法律、道德和科学。应物兄是这个项目、这个工程、这项事业的秘书长。项目的申请报告是他起草的,各种烦不胜烦的申请表格也是他填写的。参与这个项目的,主要是乔木先生和姚鼐先生的弟子,或者私淑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项目的总负责人,则是乔木先生和姚鼐先生。

姚鼐先生认为,艺术生产史就是人类知识的生产史,就像蜜蜂酿蜜。蜜蜂酿蜜并且把它们贮存在蜂巢里,然后自己消费。它们消费自己采的蜜,也消费别的蜜蜂采的蜜,而且供应不采蜜的雄蜂消费。姚鼐先生说,艺术家就是工蜂,它负责生产,读者和观众则是雄蜂。当然了,雄蜂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蜂王交配,好生育出更多的工蜂。听着姚鼐先生的话,应物兄会想,这是不是借蜜蜂来讲述生活、创作与市场的关系?蜂王代表着生活,代表着创作,还是代表着市场?

“交配也是消费。”乔木先生说。

“乔先生也养过蜜蜂?”

“很多人没有养过猪,却吃过猪肉。我呢,没养过蜜蜂,却聆听过蜂吟蝶唱。”

根据姚鼐先生建议,这套书的序言中不仅应该提到二里头文化,还应该放上土蜂的照片,以示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姚鼐先生随后提到,小时候他跟着大人到地里干活的时候,牛啊驴啊在前面犁地,他经常在犁沟里发现各种青铜器的碎片,是绿色的,长着苔藓。有一次犁出了一个陶罐,本来是双耳的,被牛蹄子踩掉了一只耳朵。那只陶罐现在看来价值连城,当时却是他和姥爷的夜壶。

“一泡尿,就跟夏文化沟通了。”姚鼐先生说。

“这句话要写到序言里去。”乔木先生开了个玩笑。

“这句话写不写我不管,但马克思的话要写进去。马克思说,宗教、法律、道德、科学等等,艺术也一样,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什么意思呢?生产和消费就像鸟之双翼,既然是写艺术的生产史,当然还要写到消费形式的变化。”

“姚先生是说,与艺术活动有关的吃喝拉撒,全都一锅端了。”乔木先生说。

“工程好坏,匹夫有责。我也使把力。”姚鼐先生捣了一下手杖。

话是这么说,姚鼐先生却只参加过两次碰头会。第三次代表姚鼐先生出席活动的,是他的大弟子芸娘。后来芸娘因为身体欠安,也很少来了。

这天,因为这个研究项目的事,乔木先生把相关人员都约到了家里,代表芸娘来听会的,是她的弟子文德斯。文德斯现在是老太太何为教授的博士,原是芸娘的硕士。文德斯是由费鸣陪着来的。原来这一天,费鸣刚好代表葛道宏去看望姚鼐先生,在那里遇到了芸娘和文德斯。这个项目费鸣也参加了,承担的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春秋战国时代的民间作坊。费鸣喜欢战国时代。他说乱世出英豪,带劲!

费鸣和文德斯比他还早到了一会。

乔木先生的公寓在学校的镜湖岸边,在公寓楼的顶层,复式的,八楼和九楼都归乔木先生。他到了之后,乔木先生的夫人巫桃抱着木瓜从楼下上来了。他想跟木瓜握手,木瓜却把前爪收了回去。

“怎么了,木瓜?不理人了。”他问。

“它喜欢你叫它英文名字。”巫桃说。

“Moon——”

它果然伸出了爪子。巫桃把它递给了保姆阿兰,阿兰不知道那是木瓜的外语名字,揪着木瓜的耳朵,说:“哞——这是牛叫唤,也是叫牛的。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很牛?”

巫桃也参加了这个项目。不过巫桃只是署名,并不承担具体任务。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她的任务其实是最重的,因为每次在乔木先生家里聚会,她都要负责烧水沏茶。

乔木先生抽着烟斗,说:“任务早就分下去了。谁要是完不成,那是要打屁股的。我老了,打不动了,应物,替我打。”

我们的应物兄就挨个询问了他们的完成情况。问到费鸣的时候,费鸣有些不耐烦了,说:“别问了,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他手中有一张表格,上面每个人的选题、字数、进度、预计完成的时间都填得清清楚楚。他继续问费鸣:“你的任务是五万字。上次你说已经完成了三万字。过了这么久,应该快完成了吧?”

费鸣看着乔木先生说:“您看,他就是不相信我。”

当着乔木先生的面,他对费鸣说:“要保质保量。拖了,我可是要打屁股的。别人的屁股我不敢打,你的屁股我还是敢打的。”

费鸣说:“放心,把‘食色,性也’安到孟子头上的错误,我是不可能犯的。”

参加完费鸣母亲的追悼会后,他本来对费鸣已经没有怨气,更谈不上火气了。但现在,那火气却扑腾腾地往上升,往上升。但他忍住了。这时候,他听见费鸣对巫桃说:“木瓜呢?我给它带了个玩具,怕走的时候忘了。”费鸣掏出来的那个玩具,是一个陀螺,里面有个神秘的装置,一段轻脆的铃声过后,还会发出几声狗叫:汪汪汪。平时,他或许会觉得它非常有趣,但眼下,他却觉得那声音格外刺耳。

每个人汇报完之后,应物兄提到了芸娘对大家的感谢,说芸娘说了,项目结项之后,她会请大家吃饭。文德斯加了一句:“芸娘告诉我,她会亲自掌勺。”

“她亲口跟你说的?”乔木先生追问道。

“是的。先生。”文德斯满脸通红,好像自己说了谎,“芸娘说,上次没请您吃好,这次补上。”

“上次她请我和姚先生吃饭,用德国全自动厨具,做了个糖醋排骨,难吃得从此不愿再提‘排骨’二字。”乔木先生说。

通常情况下,开完碰头会之后,他都会留下来陪乔木先生吃饭。以前,费鸣也经常留下来一起吃。这天,看着跟费鸣,他说:“你留下来吧,我们一起吃饭。”费鸣说:“今天不行了,我得赶回去写一篇讲话。”这时候,木瓜又跑了过来。费鸣蹲下来,伸出手指让狗舔,狗的舌头如同一片树叶,三角形,红色的。费鸣拉着狗的前爪,说:“Moon,跟叔叔再见。”

乔木先生有句名言,学问都是茶泡出来的,都是烟熏出来的,所谓“水深火热”是也。等到头发白了,牙齿黑了,学问自然也就有了,所谓“颠倒黑白”是也。很多年了,只要应物兄一来,这对师徒,这对翁婿,就会坐到阳台上,边抽烟喝茶,边谈诗论道。乔木先生只抽烟斗,不抽纸烟。在济州大学人文学院,只有两个人抽烟斗:一个是乔木先生,另一个就是姚鼐先生。有人议论说,抽烟斗是两位先生的专利。虽说都是抽烟斗,但他们对烟丝的要求却不一样。姚先生的烟丝是光明牌的。那是老牌子了,三十年代就有了。姚先生说,他的恩师闻一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就只抽这个牌子。而乔木先生抽的则是桃花峪牌烟丝,这是个新牌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投放市场。桃花峪是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相当于黄河的肚脐,黄河自此汤汤东去,渐成地上悬河。它的南边就是嵩岳,据说是地球上最早从海水中露出的陆地,后来成了儒道释三教荟萃之处,香客麇集之所。而桃花峪上,野桃含笑,溪柳自摇,烟田相接。所以乔木先生说了,那里的烟丝凝天地之灵,聚浩然之气。烟斗之内,方寸之间,乾坤俱在呢。乔先生的烟斗上镌刻着王维的两句诗: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其中的那个“烟”字,既是朝雾之称,也是烟丝之喻。这首诗同时还是爱情的象征:因为乔先生的现任夫人巫桃,不仅芳名为桃,而且娘家就在桃花峪。

他当然还会陪先生喝上几杯。乔木先生的酒都是他送的,而他的酒则大多来自栾庭玉副省长。那当然都是货真价实的茅台。因为巫桃又用药材泡了,所以那酒的颜色已经黄中带乌。在厨房的冰箱旁边,放着一只酒坛子,里面昂首挺立着一只巨蜥,模样就像传说中的龙。它的爪子一直举到瓶口,胖乎乎的,就像胎儿的手。师徒酬酢,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什么都谈。此种情形有如诗中的某个韵脚,仿佛可以永远地周而复始,以至无穷。

这天他们谈论的话题,他大都想不起来了。吃完饭,他正要告辞,乔木先生让他再坐一会。乔木先生剔着牙,将牙缝里的肉丝吐出去,方向明确,是桌子底下,但方位不明确,因为每次吐的力度不同,肉丝的大小也不同。乔木先生突然问道:“听说济世先生要回来了?”

当时程济世先生还只是表示,退休之后愿意回到济大,事情还没有说定呢。他就对乔木先生说:“葛校长对此事很热心。但事情还没有最后确定。意向书都还没签呢。”

“济世先生是富家子弟啊。”乔木先生突然感慨道,“富家子弟做出的学问,好啊,好就好在有富贵气。钱钟书先生的学问,就有富贵气。至于与老百姓有多大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大气不敢出,双膝夹着双手,双手握着钢笔,恭敬地往下听。

先生却突然沉默了,良久,摆了一下手说:“算了。我只是想提醒你,给富贵人做事,够累的。”

“先生,我记住了。”

“其实我对他没有恶感。我只是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是担心你受累。对了,还记得我写的那个对子吗?”

“记得,记得。”他回答道,脑子里回荡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组成语。

他从美国访学归来时,程济世先生题写了两句诗,让他转送给乔木先生。程济世先生当时写的是:

花落花开无间断

春来春去不相关

是宋人吟诵月季花的诗句。有人说是苏东坡写的,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徐积的人写的。月季花从春天开到秋天,花开花落,从不间断。程济世先生认为,这两句诗送给乔木先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乔木先生虽然自称懒散成性,述而不作,实际上还是写了几篇文章的,而且不同的时代,乔木先生都有名篇。乔木先生算是横跨了几个时代。又因为乔木先生无意于功名,有隐者之风,所以可以说是“春来春去不相关”。乔木先生当时衔着烟斗,说:“我也凑个对子,送给他吧。”乔木先生说出的那副对子是:

花开花落春秋事

雁去雁来南北朝

这对子用到程济世先生身上还真是贴切。花开为春,花落为秋,花开花落自然属于春秋之事,而“春秋事”又指程济世先生的儒学研究;雁去朝南,雁来朝北,雁去雁来确为南北之向,又指程济世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湾。当时在场的几个弟子,无不拍手叫好。巫桃说:“应该把这个对子写下来。”乔木先生说:“写下来?写下来给谁?”

“给那位姓程的先生啊。”

“他用一张狗皮,就想换我一张貂皮?”

即便现在回忆起来,他仍然觉得这话没有说错。乔木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泰斗,还是著名书法家。就书法而言,程济世先生显然不能跟乔木先生相提并论。现在,乔木先生重提此事,不知有什么深意。

此时,乔木先生叫来正在收拾茶杯的巫桃:“将那个裱轴拿来。”巫桃就到乔木先生的书房取出了一个裱轴,打开一看,写的就是那个对子。乔木先生可以写多种字体,这幅是楷书,与文徵明有几分相近,颇有晋唐书法的风致。乔木先生解释说,裱轴有个好处,想挂就拿出来挂上,不想挂就卷起来,不占地方。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可以给他寄去,表示我欢迎他回来。”乔木先生说,“我早就知道,他想回来了。雁来雁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仅我知道他想回来,姚鼐先生也知道他要回来。”

“姚先生也知道?”

“姚先生是谁?!姚先生是姚先生。”乔木先生说,“姚先生说,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夏商周。可窗外有什么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有个叫倪德卫的人你知道吗?不知道吧?美国佬,本来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后来也迷上了夏商周的断代,算是姚先生的同行。”

不就是David S.Nivison吗?我还真知道。不仅知道,还读过他的书呢,还批评过他呢。此人是斯坦福大学教授,除了甲骨文和金文,也研究孔孟。他现在想,看来我的那本书乔木先生并没有看过,至少没有认真看。在那本书中,他在解释孔子所说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时,引用过倪德卫的观点。倪德卫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意志无力》一文中提到,自己看到过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的一块甲骨文,上面有一句话:

甲午卜,王贞:我有德于大乙酒翌乙未

因为倪德卫,他记住了这句甲骨文。倪德卫将它译为:“在甲午这天占卜,王占曰:‘我们已蒙皇先祖太乙的德。让我们在下一个乙未那天举行一次酒祭。’”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德”字。倪德卫认为,“‘德’在这里指的是‘感谢’或‘感恩’。在中国社会规则中,当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东西,对另一个人显示特别的优待或者给另一个人某些服务的时候,后者身上就会有一种以同样方式回报于前者的心理压力。这就是感恩。”对这个说法,他是半肯定半否定。肯定的是倪德卫将“德”看成是一种活跃的心理活动,否定的是所谓的“心理压力”的说法。他认为,“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负担,带着强烈的负面意义:

照他这么说,“以德报德”就是“以压力报压力”?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脚还脚”?这是《圣经》中的名句。倪德卫先生不愧是读着《圣经》长大的。

这些话他也在课堂上讲过。第一次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感到奇怪:作为一个甲骨文和金文专家,倪德卫先生应该知道“德”字的原始语义指的是“行动端正,目不斜视”。他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曾在程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了程先生与倪德卫教授的合影。美国的汉学家,圈子本来就很小,比越南的汉学家圈子还要小,所以他们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照片是倪德卫教授过八十大寿时汉学家们的合影。至少从照片上看,倪德卫先生好像有点斜视。当时,他脑子里立即冒出了一句话:只有斜视的人才会觉得目不斜视就是斜视,才会将“以德报德”看成是“以压力报压力”。当然,这话他没对程先生讲。关于那张合影,程先生只说过一句话:“这个老倪,这个David,自称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竟然不知道中国人做寿做的是虚岁,而且做九不做十。”

现在听乔木先生一会姚鼐先生,一会倪德卫先生,一会又提到程济世先生,他实在猜不透乔木先生到底要说什么。如果加上眼前的乔木先生,那么他就相当于同时在面对四位先生,四位大师。对于还健在的这些大师,他是不能随便发言的,只能静静地等待乔木先生说话。乔木先生拿着银色的通条通起了烟斗。通了一会之后,终于又开口了。他不能不对乔木先生的记忆力表示钦佩,因为乔木先生随口就提到了一大串数字。他有点吃惊,乔木先生记不住老伴的忌日,却对那些数字记得一清二楚,而且那还是别人文章里的数字。

乔木先生说:“那个夏商周工程,国内一半人喝彩,一半人沉默。国外则是一片喝倒彩。嗓门最尖的就是这个倪德卫。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写了篇文章,说他想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哎哟喂,多大年纪了,火气还这么大?这不好。但他提到的数字,你却不能不服。倪德卫举例说,夏商周工程提到,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这个数字不对。《齐世家》记载,周厉王是在齐武公九年被流放的,而早于齐武公的献公是在公元前八六〇年杀掉胡公而即位的。根据‘胡公徙都蒲姑,而当周夷王之时’的记载,可以断定公元前八六〇年的时候,周夷王还在位呢。这样推算下来,周厉王在位时间最多不会超过十八年。懿王元年是前八九九年,在位二十五年,然后经历了孝王、夷王,才轮到厉王坐庄。无论如何,厉王不可能坐庄三十七年。”

“先生记得这么清楚?”

“我又不是搞这个的,记这些有什么用?我是担心姓倪的错怪了我们姚先生,才把他的文章看了又看。看了之后,倒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不过,他还有一段话,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这些美国人竟然认为,夏商周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委员会弄出来的,所以不可信,因为委员会弄出来的东西,都是互相谈判的结果,往往包含着很多的矛盾,没有学术信誉。这就是胡扯了。你们总是批评别人不讲民主,别人讲民主了,你又说当中有矛盾。倪德卫啊倪德卫,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个讲话就是在华盛顿的一个,叫什么什么,亚洲学会上发布的嘛。你就敢拍着胸脯保证,你说的都对?我对姚先生说了,不要生气,跟这些人生气犯不上。姚先生说,我才不生这个闲气呢,天又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姚先生还告诉我,不用他出面反驳,美国人自己就看不下去了,已经有人跳出来了。姚先生问我,有个程济世您知道吗?我说知道啊,搞儒学的。姚先生就让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复印件。”

“您是说——那个复印件在哪?”

“跳出来的就是这个程济世。文章也发在《纽约时报》上。复印件嘛,我看过就垫到狗窝里了。文章的内容我记不请了,题目叫《错简》。没这个词嘛。看了注释我才知道,它的原文是‘Slip’。在英文中,‘竹简’和‘失误’是同一个词,都是Slip。我又专门叫巫桃给我查了查这个Slip,原来还可以译为‘滑翻在地’‘三角裤衩’,也指‘后裔’。济世兄嘴皮子厉害,一语双关、三关、四关,骂人不带脏字。程济世在文章中说,倪德卫手头有一本书,叫《竹书纪年》,里面有所谓的完整的西周纪年,被他当成宝贝一样供着,但这本书其实是伪书,原书早在汉代就已散佚,如今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伪造于明代。济世兄说,倪德卫宁信伪书《竹书纪年》,而不信《史记》,怪事也。”

说到这里,乔木先生眉毛一挑,突然加上一句:“我们那套书的明代部分是谁写的?再加一章!就谈明代的伪书,就围绕着这个《竹书纪年》来谈。”

他说:“好的,我记下了。”

乔木先生又说:“这篇文章是怎么跑到姚先生手上的,你知道吗?参加夏商周工程的人多了,姚先生又只是参与者之一,还不是主要负责人,他为什么不寄给别人,而要寄给姚先生呢?姚先生当然知道程济世就是济州人。出于礼貌,就回了一封信。没过多久,程济世的回信就又来了,说回国时一定前来拜访姚先生和我。他跟我套近乎,也跟姚先生套近乎,说明了什么?”

哦,乔木先生就是这样猜到程先生要回国的?

乔木先生说:“我倒不怕见他。不过,姚先生好像有点怕见他。为什么?嗨,不知道吧,那个真不真、假不假的《竹书纪年》,其实也是姚先生他们的参考书。要是谈起此事,姚先生岂不尴尬?”

说到这里,乔木先生叫了一声木瓜,一声明月,一声Moon,乍听上去好像养了三只狗。叫木瓜过来,就是为了让木瓜与客人告别。所以,可以把这看成是乔木先生送客的标志。木瓜果然跑来了,嗅着乔木先生的裤腿。乔木先生摸了摸狗头,说:“懂点礼貌,等一下。”奇怪得很,这次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乔木先生却用烟斗指着沙发,让他再次坐下。

乔木先生突然跟他提起了费鸣。乔木先生说:“我听到一些议论,说你们有些唇舌之争。要不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要让别人看笑话。再说,他现在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我知道,我会照顾他的。您放心。”

“你忙,他也忙。我看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你告诉他,不要太忙。又没有什么立功立德立言之事等着他,有什么可忙的?什么叫忙,心亡为忙。你也要记住。你们啊,最好找个清闲的地方待着。”乔木先生刚才还在挖苦富贵子弟,这会却说,“政治家薛宝钗说得好,天下难得的是富贵,最难得的是闲散。”

“我记住了。”

“你啊,别人指个兔子,你就去撵,还不把你累死。找个人替你撵。”

乔木先生的话常常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他现在揣摩,虽然程济世先生出任儒学研究院院长的事情,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但乔木先生应该已经知道了。足不出户,却知天下事者,先生也。乔木先生肯定也知道,儒学研究院已经交给他来筹办了。也就是说,乔木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已经是在向他暗示,应该把费鸣调入儒学研究院做他的助手。这既是对他的关心,也是对费鸣的关心。同样是关心,相比起来,乔木先生对我的关心好像更多一点。到底是岳父,他不想让我太累。

他是不是想说,何不让费鸣替我去撵兔子?

这天分手的时候,乔木先生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认为乔木先生那是在表达对自己最大程度的支持:“需要我的时候,跟我说一声。”不过,乔木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他就得费心琢磨了。乔木先生是这么说的:“只要用得着,你就是把我当成点心匣子送出去,也没有什么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