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则是“宝刀屠龙，唯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三中在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嚓”一下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 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聩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份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 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拾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菜，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投标枪。4×100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棒。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战术也拿了几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负责人事、宣传和后勤，结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获全胜。其他班纷纷抗议不公，但“当局”不予理睬。一个女生跑来报告说，老魁躲在主席台后边偷着咧嘴乐呢。
十三棍僧里，老魁自然属于“恶僧”。其余十二人，用《核舟记》里的话说，是“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下面举几个例子。我和肖麟是一对酸腐秀才。因为预习功夫好，上课不大认真。练习题发下来时，我俩运笔如飞，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时间我俩就说笑话，猜谜语，对对子。比如我出个“白面书生吃白面”，肖麟对“花脸武士扮花脸”；他出个“春江花月夜”，我对个“秋水艳阳天”；我出个“自古小人先得势”，肖麟对“向来大气晚逢时”；他出个“庆东操场盗香瓜——可耻”，我对个“肖麟教室偷剩饭——该杀”。其他棍僧也有时参与进来。张欣有一天吃雪糕坏了肚子，偶得一联颇佳：“吃雪糕拉冰棍顽固不化，喝面条泄麻花胡搅蛮缠”。郑滨在地理课上出了个“火山灿灿山有火”，号称绝对，我在化学课上对了个“王水汪汪水中王”，总算给化学老师争了一口气。
郑滨和王老善坐我们后面，经常遭受我和肖麟欺负。郑滨不但学习好，而且极有艺术修养。他的书法绘画都颇有水平，每月都买大型文学期刊阅读，尤其对苏俄文学有深入研究，后来成为北大俄语系的才子。他表面的谦虚温和中深藏着一种充实的自负。我和肖麟就常常以挫伤他的自尊心为乐。我俩翻字典给大家起外号，让大家自己选择页码和序号。郑滨选了几次，都是很不好的字词。有一次叫“郑肱”，“肱”的意思是“大腿上的毛”。此外还有“郑阴险”，“郑攒钱”，“郑麻子”等。有一回到松花江玩儿，郑滨一人远远走在前面，王老善用各种外号喊他都不回头。王老善情急之下，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郑犊子”，郑滨这才浪子回头，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外号。有一阵我们经常喊他“郑麻子”，当然他一点也不麻，正像张铁叫“张拐子”，其实跑得非常快一样。可是我们班有个女生叫郑绮——后来留在北大党委工作，怀疑我们的“郑麻子”是叫她，通过别的女生传来了质问。我们顿时很紧张，因为郑绮不但不麻，而且是学习最好的女生，温文淑雅，颇受尊敬。我们都为“误伤”了无辜而良心不安。于是我们就怂恿郑滨，说你必须去向郑绮解释：“郑麻子是我，不是你。还有郑阴险也是我，郑攒钱，郑犊子，郑肱，那都是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郑滨听了，格外气愤，死活也不去解释。结果我们投鼠忌器，不敢随便再叫他的外号了。
王老善爱思考，爱发言，但经常表达不清。他有两个外号，“喋喋不休”和“语无伦次”。他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是：“来，我给你画个自画像。”他和郑滨受到我和肖麟的捉弄时，就使劲击打我们的后背。后来实在不堪忍受，他们就和后面的老倪老乐换了座，击打我们后背的就变成了老倪老乐。
老倪高大魁伟，会武术，体育全能。在思想上是个大哲学家，凡事与人不同。他经常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点鲁迅式的愤世嫉俗，所以常常因思想苦闷而耽误了做习题。他的处世态度是标准的黑色幽默。比如写作文，写到得意处，他就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掌声”。一直写到纸的右下角，括号里注一句：“有纸还能写”。给板报写诗，他只写了前两句，后两句就写上“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他经常怀疑三角形内角和是不是一百八十度以及双曲线为什么不能与数轴重合，他还伪造一些根本做不出来的几何题让我和肖麟证明。他给别人画像，人家说不像，他说：“我就不信世界上没有长这样的！”此话真是深含玄机。由于我认字比较多，他从字典上找了一些难字僻字考我，结果我都认识，他就自己伪造了一些字让我认。我不愿意服输，就胡蒙乱念，老倪非常惊讶：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些字呀！思想深刻的人往往会被最简单的假象所蒙蔽。老乐是一个瘦高个，南方人，有点结巴，平时极聪明，但一急躁就会出错。肖麟与他下棋，本来不一定能赢他。但肖麟非要让他一子，老乐被他激怒，就输了。肖麟又要让他两子，老乐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又输了。输了就要钻桌子，老乐简直要气疯了。十三棍僧就是由这样一群“坏小子”和“傻小子”组成。不要以为他们无聊胡闹不正经，他们到火车站学雷锋，到马路上铲积雪，德智体美劳都好着呢。后来在大学里，也都能各自开拓出自己的天地，现而今，正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舞刀弄棒着呢。
三 威猛女生
1998年，流行一首很肉麻的歌，叫《我是女生》。那歌唱的不像是女学生，而像是雏妓。我同龄的那一代女生，虽有愚贤之别，美丑之分，但在人格情操上，真可以做当代女生的国母。
我们班的女生，正好是十三棍僧的三倍。外班叫我们班“娘子军连”，叫我们“党代表”。到了高三，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三·八”班。物以稀为贵。我们这些男生被宠坏了，对女生表面上尊重，实际上不放在眼里，直到毕业时，有的男生还叫不全女生的名字。比如有一对同桌，我们就有点搞不清她俩是叫“倪静、宗健”还是叫“倪健、宗静”。这也不能全怪男生。许多女生整天不说话，上课不发言，叫人无法一识庐山真面目。比如赵静，就坐在我们旁边，几乎从未听过她的声音。她的名字，正好可以制成了一个谜语：“走错了，别出声。”真是名如其人。我和肖麟，只好根据她们的表现，把女生分为若干类。最外向的叫做“猛”，“愣”，其次的叫做“玩闹”，最没有印象的叫做“没有”，意思是这些人跟没有一样。当时大概是分封了几猛，几愣，几玩闹，和8个没有。其余的则大都赐以外号。只有像郑绮、刘天越等少数“女生贵族”仍以姓名称之。当然，这些都是男生范围内的黑话。直到现在，有的女生还在打听自己当年属于玩闹还是属于没有。
“头猛”是我们班最可爱的女生，梳着两条小辫儿，虎头虎脑，面色红润。她之所以“猛”，首先是由于她猛于提问。无论上什么课，她必紧拧双眉，时时举手提问，问题十分古怪，往往令老师抓耳挠腮，老师如果答上了，她必追问一句：“为什么呢？”老师答完了“为什么”，她又来一句“为什么呢？”没完没了地追问下去，直到老师张口结舌，宣布要回去“查一查”，下次再答复为止。因为老师们总是声称喜欢学生提问，所以尽管被头猛纠缠得火冒三丈，却敢怒而不敢言，不仅当时要装得和颜悦色，说：“你的问题很有价值”，回去还要翻查资料，准备第二天答复她。下课时头猛也不放过老师，歪着小辫儿拧着浓眉，一直问到下一节课上课才恋恋不舍地罢休。后来有的老师一见她举手，身体就有点哆嗦，假装没看见或叫别的同学发言，下课时一闪身，就窜回了教研室。但这样也不保险，因为头猛还可以追杀到教研室甚至老师的家里。头猛简直成了摧残人民教师的一大公害。后来，头猛又把残害范围扩大到同学和其他班的老师身上，逮着谁问谁。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头猛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我师”。凡是认识她的老师同学，提起头猛，真是哭笑不得。《隋唐演义》里有个傻英雄罗士信号称“头猛”，他连“头杰”李元霸都不怕，于是我和肖麟便把这个绰号“下载”到了高三·八。
但头猛终于遇到了两回挫折。一次是栽在老魁手里。原来头猛十分得意于自己的本事，居然在作文里夸赞自己“每天都能向老师们不耻下问”，这下可叫老魁抓住了把柄。老魁语文课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一细小枝节上无穷拓展。碧野的《天山景物记》，第一自然段有“横亘”一词，老魁每次都能把这个“横亘”讲上整整一节课，所以他以前的外号叫“横亘”。横亘老魁捏着头猛的作文，一遍遍讲着什么叫“下”，什么叫“耻”，然后问头猛“向老师提问能叫下问吗？”头猛说：“不能。”横亘老魁追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老师是上，不是下。”横亘老魁再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老师比学生岁数大。”横亘老魁又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他是老师，所以岁数大……”头猛终于被问得语无伦次，从此不再迫害老魁。第二次是头猛向我请教一道立体几何。我因为在批林批孔时得知我的老祖宗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从此铭记在心，对待大多数女生常常冷言恶语，授受不认，这时便简单地告诉她说：“引一条辅助线就行了。”头猛随即就来个“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有的人离了辅助线就不能活，就跟榆木疙瘩差不多。”头猛听了满脸通红，但仍装着没听懂的样子，歪着小辫儿说：“谢谢你。”从此头猛虽然还来问过我，但态度格外谦卑，不敢再问“为什么”了。
头猛除了猛于提问，在其他方面也生冷不忌。打排球时，她不但拳打脚踢，而且头球也相当猛烈，两条小辫儿飞舞着，好像在练习神鞭。发球时经常胳膊一抡，球就不见了，原来从脑后飞到墙外。一天自习时，她站到讲台前的篮球上，篮球一滚，她摔了个五体投地。爬起来，她拧着眉毛又上去了，结果第二次摔得更重，只见她咬着牙挪回了座位。全体男生窃笑之余不禁微微佩服。头猛确实有一股“欲与男生试比高”的劲头。最后一学期，不少同学都比谁回家最晚，获胜者往往要坚持到半夜。女生当然比不过男生，头猛也不例外。但头猛竟然把她哥哥带来保驾，大有问鼎之势。我和肖麟便怂恿老倪去揍她哥哥一顿，老倪不敢，但总算把头猛兄妹吓走了。后来，头猛一直和我们男生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回到哈尔滨走进了金色盾牌的行列，她的“头猛”特长真正得到了发挥。
“二猛”也是我们班一绝。她坐在第一排中间，提问的频率和强度仅次于头猛，所以屈居二猛之席。但她另有一个绝招，即上课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仿佛在她的眼睛和老师之间引了一条活动的辅助线，并且随着老师的一举一动频频点头。因此她一开始的外号叫“频频点头”。老师讲课都希望学生有积极热情的反应，但是有的学生没听懂，有的听懂了在思考，还有我和肖麟这样的“不听而懂”之辈，所以二猛的频频点头给了老师极大的满足和信心，老师们都爱叫二猛发言，特别是在头猛举手的时候。数学老师老滕最喜欢二猛，老滕是个朴实乐观的山东大汉，看不透二猛的伎俩，经常随着二猛的点头节奏来掌握上课进度。只要二猛点头，他就往下讲，根本不管其他人听懂没听懂。讲到酣畅之处，老滕对着二猛一个人比手画脚，滔滔不绝，二猛拼命点头，满面虔诚，别的同学不是气得咬牙切齿，就是乐得手脚乱颤，只有头猛始终举着那不屈的手，两条浓眉几乎拧到了一起。
二猛由于点头有术，在学习上占了不少便宜，尤其数学，好几次考试都得了满分，被老滕认为是能考北大之属。二猛自我也感觉甚佳，由经常向同学请教改为经常接受同学请教。可是苍天无情，高考前夕，她家里忽然出了点事，她也因长期点头而得了偏头痛，结果导致高考失利，后来进了一家很不满意的学校。二猛不肯服输，经常跑到京津各大学的同学处倾诉她理想志向，顺便教训一番“小人得志”的老同学。老同学们一方面都比较体谅她，另一方面又比较怕她，因为她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没有她放在眼里的，比头猛的“十万个为什么”还要威猛十倍。只有我可以对付她。我的办法是板起面孔，严厉无情地批评她的狂妄自负，她出于自尊，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评，感谢而去。另一个办法是把她介绍给周围的朋友，我自己扬长而去。二猛和我的许多朋友都互留了电话地址，我的朋友们也很佩服我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同学。其实我知道，二猛的心中是有着深深的遗憾和哀伤的。
四 不敬师长
我们这一代人，虽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却最懂得尊敬师长。我们的尊敬，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礼貌谦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重。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敬”，有时恰恰是以“不敬”来表现的。我们兴致勃勃地观察老师的小动作，模仿老师的口头禅，给老师起外号，所有这些，使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有血有肉，能歌能哭，使老师成为我们一生心目中最可爱的人。
哈三中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远近闻名。越有本事的人，往往越有性格。我在7班时，语文老师刘国相就极有性格。他讲课精彩幽默，见解独到，备受同学欢迎，然而他却极不谦虚，讲到高潮，突然大声问一句：“我讲课好不好？”同学齐喊：“好！”他又问：“棒不棒？”同学齐喊：“棒！”刘国相如饮甘霖，越发精神抖擞。有时其他省市的老师来观摩听课，他也不知收敛，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有一回上课前他走到讲台，同学起立，他不按惯例说：“同学们好”，却扬起右臂喊了声：“嗨，希特勒！”这样真诚的老师在中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给我留下一个终生的启示：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高三·八的老师普遍喜欢我们十二棍僧，但他们不知道，十二棍僧对他们是常常颇为“不敬”的。班主任老魁每天装出一副凶相，不论同学取得什么成绩，他都很少表扬。尤其喜欢训斥女生，还动不动威胁女生说，谁要躲在屋里不上操，或者偷懒不扫除，他就一脚把她踢出去。女生对他又恨又怕，并且因为他很少威胁男生而对男生也增加了仇视。可是到毕业时大家回头一想，老魁一个人也没踢过，一个人也没骂过，多少训斥和“威胁”，都成了有滋有味的回忆。比如一次种疫苗，许多女生害怕打针，窃窃议论。老魁说：“那有啥可怕的？一攮一个！”吓得女生一片惊叫。还有一天下午，我去参加全市语文竞赛，同学们都在自习，老魁故作镇静地踱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孔庆东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然后又故作镇静地踱出去，在门口左腿把右腿拌了一个趔趄。我傍晚回到学校，望着黑板上的大字，仿佛看到了老魁的内心。老滕是个急性子。
讲课时一个字赶着一个字，口沫飞溅。又喜欢在空中比画，无论多么复杂的几何图形，都宛如清清楚楚摆在他面前，他在空中左画一个圆，右分一个角，时而说刚才那条线不要了，时而又说现在把A换成A一撇。所以你只要忽略了他的一个动作，就再也跟不上他。他之所以喜欢空手比画，是嫌在黑板上写画太慢。他在黑板上急躁得很，每每写错，写错了就用大袖子去擦。一节课上不到一半，他就浑身都是粉末。同学做练习时，他就巡视辅导，蹭得好多同学一身白末子，以二猛身上最多。老滕恨不能一日之间就让同学掌握他的全部本事，所以对于做不出的学生又气又恨。有一次整整一行女生轮番上黑板也没有做出一道题，包括二猛在内。老滕挥动蒲扇般的大手像绕口令似的说：“你们哪儿也考不上！大学也考不上中专也考不上技校也考不上哪儿哪儿也考不上啥啥也考不上！”老滕唯恐我们学习不努力，经常编造一些谣言来吓唬我们。比如说：“这几道题一班同学全都会做，三班同学20分钟就做完了，看你们怎么样。”有时又说：“我到一中和十三中去兼课，最近一中的数学已经超过了咱们，十三中也已经跟咱们差不多了。你们再不努力，就哪儿哪儿也考不上了！”我们向一中一打听，原来老滕在一中说的是：“就你们这个样儿，三中闭着眼也刷得你们一根毛不剩！”老滕还在外边吹嘘过：三中的肖麟和孔庆东，做题像飞似的，连理科的尖子都比不上。在老滕的培养下，我们班的数学水平的确很高，而且锻炼出了卓越的空间想象力，高考时有人得了满分。不过老滕也并非只知道督促学习。高考前夕，哈尔滨着了两场大火。一天中午，几个男生去看救火，半路与老滕遭遇，老滕怒斥道：“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闲心去看救火？练习题都做完了吗？”大家都很羞愧，准备返回。这时老滕话题一转：“好吧，快去快回！我告诉你们一条小路，距离又近，又没有警察，还可以骑车带人。”说到此处，老滕一脸的得意，就像在二猛面前讲课似的。地理老师张大帅是个肥头大耳的白发老头，他是中学地理界的权威，有几大绝招，一是在黑板上随手画地图，惟妙惟肖。二是善于出题和押题，做过他的题，对付高考便胸有成竹。三是不备课，也没有教案。他上课就拿着一本教科书，打开就照本宣科。为了显示不是在“读课文”，他不时加上一个“的”，减去一个“了”。读到外国地名，故意读得起伏跌宕，好像他去过似的。大家佩服他的水平，所以对于他的讲课也只能忍受。时间一长，张大帅也不再掩饰，进门就说：“书——25页”，大家便翻到25页，他说：“书——68页”，大家便翻到68页。一天他一进门，我们几个男生就说：“书——”，张大帅白了我们一眼，说：“教材——120页”。过了几天，张大帅一进门，我们便说：“教材——”，张大帅这回连看也没看我们，说：“课本——139页”，于是大家无不佩服。张大帅讲课之外，喜欢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炫耀自己。他经常慢条斯理地说市里省里请他开会，“我呀，不愿意去。可是电话打到学校，又打到家里，不去实在不行。”他还时而讲个小故事，比如说某一天，他观云识天气，认为要下雨，别人都认为不会下，“整个一下午，也没下。”张大帅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大家以为他这次是真的谦虚。张大帅接着缓缓说道：“到了晚上，下了。”故事到此结束，韵味无穷。我用老魁讲作文的术语评价说：“真是凤头、猪肚、豹尾！”
老师们往往有些小毛病，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老魁来上课，走到门口时，躲在门后把烟掐掉。老滕每次理发，脑袋上都深一块，浅一块，跟狗啃的似的。历史老师讲课前总要故作轻松地说几句题外话来掩饰紧张，他用手指不断地捏着粉笔头，下课后满讲台都是碎粉笔末。生物老师不知为什么特别爱讲大肠杆菌，一有机会便扯上几句，因此外号叫“大肠杆菌”。化学老师有个口头禅叫“相应地”，一节课要说上几十次，“把桌子相应地搬过来”，“把仪器相应地送回去”，“大家相应地做一做”，“课后相应地来找我”……这些甚至被我们给记到了《班务日志》上。《班务日志》是教导处每周要检查的。有一次我们记了老滕剃头的内容，教导主任批阅道：“今后这类事件最好不记。”最让人记不胜记的要数政治老师。这位老头跟张大帅一样，也是著名的特级教师，讲课精练有条理，善于出题和押题，而且很喜欢我们十三棍僧。他一口南方普通话，把“互相联系，互相排斥”说成“五香联系，五香排斥”，因此外号叫“五香联系”。五香联系上课时毛病甚多，据我们认真讨论，主要有提裤子、挖鼻孔、掏耳朵、闭眼睛和看窗外五种。这五大毛病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动作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比如他可以闭着眼睛讲完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看着窗外讲完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有一天，我们决定用画“正”字的办法详细统计一下五香联系的各项数据，课前做了分工：我负责闭眼睛，肖麟负责看窗外，郑麻子负责掏耳朵，王老善负责挖鼻孔，张欣负责提裤子。周围的女生听见了，都兴奋地憋着笑，等着看热闹。刚刚分配完任务，上课铃响，五香联系进来了。大家急忙起立。还没等喊“老师好”，只见五香联系两臂一垂，就提了一下裤子。张欣一见，赶紧弯腰画了一个横杠，周围同学都忍俊不禁。五香联系说：“站好了，不要笑，上课要严肃。”统计结果，我共有五个“正”字，高居榜首。
这些可爱的老师使我很早就认识到，做人首先须有德有才，大节无亏，小节上则不妨任其自然，宁俗而勿伪。要经得起别人的“不敬”，才能配得上别人的“敬”。
五 画展与晚会
一次期中考试结束，外面下着雨，教室里只剩下十二棍僧。我们忽发奇想，要举办一个画展。说干就干，从讲台里拿出一大叠白纸，每人一张，开始“创作”。我从小就美术不好，图画课唯一一次得了100分，是因为画了天安门，还在下面写了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时我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美术不好，他有一次图画课上画了一个竖杆，旁边画了一个圆，题名曰“半壁见海日”，也是以奇妙的想象力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我何不依样画葫芦呢？我索性什么也不画，一张白纸，在角上题了两个字：“大雪”，让人想象其雪之大，掩盖了整个世界。其他棍僧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张欣画的是树上悬挂着上吊绳，一个人正要自寻短见。田风画的是江青在喊叫，颇有点马蒂斯的风格。刘铁军在纸上踩了两鞋印，取名“人生之路”。老倪好像画的是蛇或鳄鱼与小孩和平共处。王老善是请别人代的笔。其他人画的什么记不清了。反正那些画如果保存到今天，一定会被认做中国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美术的先驱。我们完全是出于一种纯粹的艺术冲动，毫无功利目的，毫无艺术束缚地游戏一场。画完之后，就贴在后面的板报上，无非是图得一乐。次日早自习，老魁进来，抬头一看，顿时面色铁青。他厉声查问是谁画的，命令坐在后面的周大背心把画取下，送往“当局”审查。当局极为震动，集中了一批教师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含义，结果谁也看不懂，只觉得此事十分严重，很可能是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挑衅进攻。我们被叫去逐个交代作品主题和创作动机。我很快过了关。张欣把上吊绳解释成“树上的果实”，说他画的是社会主义大丰收。这很难自圆其说，周校长说：“这个果实，我怎么越看越像根上吊绳呢？”张欣说他画得不好，那确实是果实。田风说他的画是批判江青，因为他痛恨四人帮。刘铁军说他的“人生之路”是让人脚踏实地的意思。当局对这些解释都半信半疑，但又不敢说出别的解释。最后的处理是班内批评教育，因为害怕闹大了，对谁都是个危险。
回到班里，老魁先逐个训斥一番。王老善声明是别人代他画的，不但没取得老魁的宽恕，反而遭到加倍的讥讽。老魁见大多数棍僧不卑不亢，就发动女生展开批判。课后让刘天越代表团支部教育我们，刘天越老奸巨猾，只说有的女生说我们是“无聊”。我们义愤填膺，都说哪个女生如此大胆，真是反了。以后的几天，我们吵吵嚷嚷要那个女生站出来，结果谁也不敢承认。画展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正在举国上下的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我们无意中成了时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人民群众创造的，这的确是真理。
老魁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只是出于自己的思维习惯，觉得事情重大，必须上报而已。平时班里的文体活动，都是由我们自由操作的。我们班无论运动会，广播操，集体舞，还是联欢晚会，文艺演出，征文比赛，都是学校的优秀集体和“得奖专业户”。我们教室内外各有一块大板报，每期出来，都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新年时门口的对联，也令全校称赞，连语文组的老师也跑来抄录。至于我们的新年晚会，就更是全班智慧的结晶了。
1983年元旦，是我们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新年。我们几个决策人物首先确定了这次新年晚会的主题是“热闹，伤感”，用田风的话说，是要让女生哭出来。我们把教室布置得花团锦簇，窗户上垂挂着大红团旗，用外班同学的话说：“跟洞房似的”。新颖灵活的结构，和谐杂出的主持，各显神通的节目，使整个晚会酣畅淋漓。特别是压轴节目“徒手乐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十三棍僧都是很喜欢音乐，但都是声乐素质好器乐功夫差。大家受哑剧的启发，决定以徒手模仿的形式来“演奏”交响乐。肖麟担任指挥，张欣担任二胡，其他人分任小提琴、萨克斯、长号、小号、扬琴、琵琶、沙槌等。张欣对肖麟说：“我一操胡，你就开始指挥。”肖麟说：“到底是谁指挥谁呀？”演出时，张欣煞有介事地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铺在膝上，模仿着瞎子阿炳，拉得摇头晃脑。其他人也各操着“皇帝新装牌”的乐器，群魔乱舞，演奏得如醉如痴，把女生笑得前仰后合的。可惜刚刚互赠完礼物，当局就通知各班尽早结束，以免狂欢过度，影响复习。大家都意犹未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歌舞欢聚，不禁喜极而忧，一刹那间感悟到许多人生悲凉，竟真有女生掩面而泣。那一年我只有18岁，但在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体内有一种什么东西，忽地一下，就苍老了。
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情感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的感情。我孤身一人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地搏战着，每当想起高三·八，就像孤狼想起温暖的狼群。我勉励自己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为了我们曾共同拥有过的理想，憧憬，为了我们曾共同经历过的清新刚健的岁月。我想感谢每一位高三·八的老同学，向那些被我辜负了的同学表示由衷的歉意。当我迎着新世纪模糊的曙光走向天边时，我不会为前途的明暗和得失而忧虑，因为在我心底深藏着一部水晶般的老片：
遥远的高三·八。
（孔庆东《遥远的高三八》是描写高中生活最优秀的作品，语言幽默，人物生动，富有个性，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向上的气息。这是记叙文中的精品。给学生读完后让学生写学校生活，学生也受了孔庆东的影响，也濡染了那种豪气。——中学教师李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