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47楼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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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无我之根

刷刷刷,阿城甩出三张王牌——《棋王》、《树王》、《孩子王》,一夜之间,便成了“寻根文学”的大名角儿。

便夸阿城小说写得棒,都夸,横着竖着夸,夸得浑身刺痒,咔哧咔哧的。什么道家啦、佛祖啦、仙气啦,一直追到根上,说是找到了中华文化的大根,续上了老子庄子鬼谷子的血脉。语言好,透着精气神儿,精粹,简练,传神,有味儿,人物写绝啦,下纸儿就能走。高,实在是高。尤其是透着股子野味儿,不食五谷杂粮似的,真人入世啊,霸道。赵七爷捏着无形的丈八蛇矛说:你能抵挡他么?

于是阿城闻了鼻烟儿似的,来劲儿了,灵感四喷,就溅出了个《遍地风流》。倒也不一定是伤风流感,虽然透着有点儿走火入魔。

比起“三王”,《遍地风流》更着意于语言探索,看架势是想骣骑着语言之马,奔赴民族最古老的意识之根。

《遍地风流》没什么故事,随便揪几个画面儿,单练语言,仿佛画家不用管模特的性格身世,只管操练自己的几支秃笔,又仿佛是成心做几项科学实验,憋着跟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较较劲儿一般。

《遍地风流》的语言的确格色,经常故意不说人话。试看《湖底》一节的头两段:

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

摸摸索索,正找不着裤子,有人开了门,晃得不行。浑身刺痒,就横着竖着斜着挠。都挠,咔哧咔哧的,说,你说今儿打得着吗?打得着,那鱼海了去了。听说有这么长。可不,晾干了还有三斤呢。闹好了,每人能分小二百,吃去吧。

从头一段开始,阿城就成心噎嗝儿似的说话,造成一种三九天撒尿的短促节奏,好像他的字儿个个都是顶值钱的古董,不在嘴里含弄得快要孵出小鸡的话,轻易不肯松口施舍出来。你看:“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三字一顿,三三见九,小说便这么开场了。是什么季节的后半夜?不知道。是什么景致的后半夜?不知道。如果知道,那就成了鲁迅《药》的开头: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阿城懒得跟鲁迅较劲,径直写了个“后半夜”,什么样的,你自个儿琢磨去。像一柄攮子,说捅就捅上了。

“人来叫”,什么人来叫?不知道。怎么叫?不知道。要知道,也许怕让人想起夏衍的《包身工》,那当然更容易叫阿城恶心。于是就一个干脆的“人来叫”,于是不“都起了”,好像“人来疯”。

分析了这个“三字经”的开头,可以看出阿城在追求一种三板斧的风格,把一切能砍掉的都砍掉,连血带肉加大筋,全不要,干干净净地剩了副铮铮硬骨,多么古朴、多么苍劲、多么寻根!正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也。

接下去看,第二段可作为“都起了”的注脚,但依然含蓄加含糊。谁“找不着裤子”,谁“开了灯”,话是一个人说的还是两个人三个人或者一人一句都说了,一概不知。于是我们开始发现,阿城砍去的和淡化的首要受害者是主语。换句话说,阿城语言是无主语或主语阉割式的。

再仔细看,受阉割程度最深的是“我”,凡是可以去掉和一般人不大习惯去掉“我”的地方,阿城的“我”都消失了。如《茂林》一节的头一段:

口渴死,恨不能咬近旁的树皮吮。好林子,一架山森森的引眼。不想再走,情愿将自己栽在这里,也绿绿的活个痛快。

只是当实在阉割不掉的地方,阿城才羞羞答答地让“我”露了几次头,好像很惭愧自己学艺不精、得道不高似的。《茂林》一节共24个自然段,一共只出现了8个“我”字,平均3段才1个,而实际上倒有1段却集中了3个。至于像《湖底》、《雪山》这样的章节,竟从头到尾不见一个“我”字。同时,也不见一个“他”字。这样,在一些无主语的句子中,就无法断定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例如《雪山》一节,行动的主体显然是一个人物,给这个人物的行动加上“我”也行,加上“他”也行,人称在这里已经丧失了意义。也就是说,阿城的人称消失了,他消灭了主体。小说的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保持了尽可能大的、越大越好的距离。这样,小说有时便似断线的风筝,从自我割弃了操纵权的叙述者手中获得一种加速飞升的自由,可以迅疾地飘向某种“无语言”之根。

但是,这样的结果,根可能很省事地就被“寻”到了,然而“我”却并不在场,被寻到的,乃是“无我之根”。

王静安《人间词话》云: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阿城在当代文坛,大约也想做个“豪杰之士”,所以不自觉地“自树立耳”,在语言上向古诗词中的无我之境靠拢。在这方面,应该肯定,阿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比有意要用唐诗格调来写小说的何立伟还要高出一筹,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如《雪山》一节的结尾三小段:

梦中突然见到一块粉红,如音响般,持续而渐强,强到令人惊慌,以为不祥,却又无力闪避,自己迫自己大叫。

却真的听见自己大叫,真的觉到塑料布在脸上,急忙扯开,粉红更亮,天地间却静着,原来非梦,只是混沌中不理知那粉红就是晨光中的山顶。痴痴地望着,脑中渐渐浸出凉与热,不能言语。

山顶是雪。

这是一组非常娴熟的“蒙太奇”,如同最先锋的实验电影,尤其最后一句:“山顶是雪。”的确是精彩,可以说的确是触到了汉语的“根”。但是,汉语的根在其自身的时空里,并非是无我之境所能概括的。王静安先生又云: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而阿城则一味追索无我之境,不管是静是动,是由静之动还是由动之静,只是“咔哧咔哧”,纯写感官效果,立志做文字上的印象派。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恰恰是疏远了“根”,背离了“根”。阿城的“三王”写得好,大家喝彩,为什么?因为那里既有有我之境,也有无我之境。无论棋王、树王、孩子王,主语都是大写的。在那个世界里,主谓宾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一方面是“物皆著我之色彩”,另一方面又我与物化,显得不即不离。羚羊挂角,这才真正烧出了一点“根”的味道。而阿城却觉得小小“三王”的世界已然施展不开了,一省事,搞了个“百团大战”式的《遍地风流》,笔走偏锋,专作瘦硬麻涩之语,顿时显出小家子气来,连篇累牍都是这类半马怪式的言语:

都说着,都上了车。车发动着,呼地一下窜出去,都摔在网上了,都笑,都骂,都不起来,说,躺着吧。

读多了,真替作者累得慌。仿佛看见他吃力地挥着斧子,遍地是汗,一点也不风流。他也许以为字里行间留下的想象空间越多就越透着有本事吧,“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不就是吗?可是他实际上留给读者用想象去填补的,更多的只是句子成分,而并非艺术形象。正如一个初学汉语的老外,结结巴巴地对中国朋友叙述说:“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中国朋友只会通过询问来增补他的句子成分,而绝不会把他认作中华民族的“根”。

“寻根文学”发难伊始,来势颇猛,令人感官大震,用阿城的话说,是“舌上着了一鞭”。但几个浪头过后,却拘泥于语言、形式的炼金术,主语越来越淡化,结果,根是根,我是我,无我之根竟这样无疾而终了。只留下一片“爸爸爸”、“女女女”和“咔哧咔哧”,而且从那以后,再看不见“遍地风流”,只剩下“一地鸡毛”了。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