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大智若愚的人，常常能喜形而不露于色。但普通人都有七情六欲，不可能毫无表情，这也正是“糊涂”难的原因所在。
不管你心里有多大波涛在起伏，你都不要表现出来，都要藏在心里。换句话说，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见解和喜怒哀乐，被称为“深藏不露”。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你心里的事是你自己的，让别人来一同承受是不公平的。其二，你都表现出来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太浅薄，什么事都藏不住。
在生活中，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是能够成大事的。因为，要想练就这样的本事，没有一定的知识和阅历的人，尤其是刚工作不久的人，是很难做到的。但只要你想做，并不是不可能做到。你每天起床后，或睡觉之前，对自己说一声：“我绝不表现出不耐烦的神色。”以此警惕自己。或者是在日记上，仔细写出来，要每天持续不断地做。
自古以来，凡是成功者很少有因外界的事物而亦喜亦忧的。当然，人有时会高兴，有时候不免忧愁，但千万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有高兴的事，表现在脸上无妨，但悲哀的事就不要表现出来。因为将一切都表现在表面上，更会促使情绪强烈化，而不能忍受悲哀。如把忿恨表现在脸上，恨也会加倍。因此，成大事之人，对这方面都尽量不形于色。
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把喜怒哀乐写在脸上，还指当你失意或得意时，都能泰然自若，不表现出不悦之色或骄矜之色，旁人看来，会觉得你很了不起。
东晋名相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出身名门大族，祖父谢衡以儒学知名，官至国子祭酒；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安年轻时就思想敏锐深刻，举止沉着镇定，风度优雅流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乘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个有趣的人，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宰相之位举足轻重，凡是能够成为宰相的人，除了出众的才学之外，还要有冷静处世、周旋于众人的本事。在乱世更是如此。东晋中期，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淝水之战前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夺权斗争，集中表现在司马氏皇权与世族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桓温身兼大司马、都督和扬州牧等官职，成为总理内外的权臣，虽然他的北伐在客观上有重大意义，但目的在于“欲先立功河朔，还加九锡”，桓温又废司马奕，立简文帝，形成了“臣猾陆梁，权臣横恣”的形势。这种时局多虞的形势，既危及东晋的统治，也威胁着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这时，东晋还存在着严重的外患，苻坚统治的前秦在逐步消灭北方各割据势力的同时，不断把矛头指向东晋。东晋的边境已形成“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的紧迫形势。
东晋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具备处理复杂矛盾条件的人物，在这时，谢安正好应时而出，然而谢安并不想凭借出身、名望去猎取高官厚禄。东晋朝廷先是征召他入司徒府，接着又任命他为佐著作郎，都被谢安以有病为藉口推辞了。后来，拒绝应召的谢安干脆隐居到会稽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频繁交游，出则游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优游乐山林，就是不愿当官。后来，朝廷又曾多次征召，谢安仍然予以回绝。以此激起了不少大臣的不满，接连上疏指责谢安，朝廷因此作出了对谢安禁锢终身的决定。
然而谢安却不屑一顾，泰然处之，并不因为朝廷的胁迫而恐慌，照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游乐山林之间。终于，在他40岁时，他作出重大决定，应桓温召为司马，于是从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到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在15年中，迅速登上了辅政的地位，成为东晋一名非常有作为的宰相。
人活着需要发泄，所以有时比较痛恨这种不能痛快发泄的隐藏，觉得似乎世人没有一个可靠，而人生也充满痛苦；诚然，连喜怒哀乐都不能自由表达，这种人生又有什么意思。不过，若因喜怒哀乐表达失当而招来无妄之祸，那人生不是更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