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写过许多评论文字，这初看起来不免令人感到惊讶。事实上，作为与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发生关系的评论，极少合他的胃口。不过，还有其他形式的评论，例如，艺术与艺术个性新理论的构建，对同时代作家的否定，对古今一些经典作家的选挑，为某人作出辩白等，乔伊斯完全有才能写这类评论。他从不贬低评论的功能，恰恰相反，他的评论融入其小说之中，从而拓宽了小说的疆域。《青年艺术家画像》包含了一个美学体系；在《尤利西斯》的一章中，他详尽地提出了有关莎士比亚生活和创作的一种新理论，在另一章中，他对英语散文风格作了一组滑稽模仿（其本身就是一种评论）；在《芬尼根守灵夜》中，他继续写出了滑稽模仿，并通过引用叶芝、辛格、艾略特、温德姆·刘易斯等人作品中的例子使他的滑稽模仿取得了新的成就。尽管部分地使用这些材料显然是为了写小说，但至少其中的美学体系和莎士比亚理论是一种居先的独立的存在。如果乔伊斯没有以评论家自居，那是他自己不愿意，而不是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本书收入乔伊斯的随笔、讲演、书评、提纲说明、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给编辑的信函以及诗歌，凡五十七篇。它们是评价性的，因而具有通常意义上的评论特征。这些文字并非尽是一流的，但有些是，通过它们可以看出乔伊斯在创作上的发展。第一篇写于他十四岁那年，写最后一篇时，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在早年的篇幅中，他表现出文体上的兴趣和熟巧，但是，凭这些，我们还看不出其作者日后要写什么大作品。也许，它们能给那些正在自己作品中寻找艺术永恒的证据但基本上归于失败的年轻人以勇气。接着，在1899年，乔伊斯的语气突然起了变化，这个年轻人发现了一个话题——戏剧。他专注于这一发现，以致无暇谈及其他。在一幅耶稣受难图上，他发现了戏剧性，他就易卜生《当我们死而复醒时》写了篇评论，在《戏剧与人生》这篇文论里，乔伊斯最充分地提出了他的观点并表现出他的热情。
这篇在这里首次发表的富于激情的论文不应当与《英雄斯蒂芬》中同标题论文相混淆，后者实际上是乔伊斯后来重写的评论莫根的一篇文章。这篇论文可能是乔伊斯的一个艺术信条的最公开的声明。在他看来，古希腊戏剧已经“演完”，莎士比亚戏剧纯属“韵文对话”，因此不能再予以考虑，他坚持认为只有现代戏剧才是伟大的。过去已经完结，其条条框框使得它只配寄存在博物馆里。现代戏剧更伟大，因为它更接近人类行为的永恒规律，这些规律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芬尼根守灵夜》和《尤利西斯》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而成的。对现代英雄主义的缺乏表示哀悼，那是无聊的。“我们必须接受我们面前活生生的生活，我们必须接受现实世界里与我们碰面的男男女女。”这句话听起来就像陈词滥调，但乔伊斯以他的小说使之显露出了新的生机。
在这篇和紧接着的从1900年到1904年所作的文章中，乔伊斯在拼命“装备自己”。他对其同胞说，不要再满足于地方性和民间传统，不要再满足于爱尔兰民族性，他们必须接受欧洲；他要求爱尔兰热情接受雅典式理性的驾驭；他构建出一套世俗美学体系来摆脱基督教艺术的限制；他声称文学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欢愉肯定，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作家必须克服虚伪，承认躯体的非理性，对于他所描绘的激情表露出“不介入的同情”（而非说教性的党派偏见），要像一匹小马那样勇敢地围着低地居民转。乔伊斯这个时期应约写的许多书评只是稍稍涉及这些话题，但其中的话语（例如，他反对使用“那些使我们感到非常不快的大词”）却反映了那个名叫斯蒂芬·迪达勒斯的人物的一些性格特征。乔伊斯最佳的评论是他呕心沥血写成的那部分。这组文章流露出他的谴责与希冀，在《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这篇连珠炮似的谴责中达到了高潮。乔伊斯在文中找到了一个抨击角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反讽，他还构思了一首诗，诗中提及的诲淫作品完全增强了他的自豪感。他正确地意识到，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乔治·拉塞尔和叶芝早期所倡导的追求永恒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的）本质的运动已告失败，他毅然决然地要与他们及其追随者分道扬镳了。
乔伊斯写完《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后不久，便与诺拉·巴纳克尔离开都柏林，前往欧洲大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除了《室内乐》以外，他几乎没有出版过任何英语作品，而《室内乐》实际上在他启程前就完成了。他只是在为的里雅斯特报纸《暮笛》写的九篇文章以及他在的里雅斯特给普通听众所作的讲座中直接又公开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些文章和讲座中，他的反讽变得更加克制、从容，虽然仍旧锐利，却更趋于迎合。在讲座中，笛福和布莱克笔下的人物出乎意料地受到乔伊斯的敬重，这是他日后向自己的前辈画像才表示的敬重。他发表在报纸上的那些文章尽管较为复杂，但似乎能独立成章。在文章中，他对爱尔兰时而怀疑，时而依恋。乔伊斯在抨击他的祖国时，实在是他最爱她的时候。他认为爱尔兰历史是由一系列背叛行为所构成的，但他又情不自禁地指出爱尔兰在英国侵略面前所展示出来的特殊的美和价值。《尤利西斯》中的“市民”对爱尔兰辉煌的过去夸夸其谈，对英国的不公正行为耿耿于怀，代表了乔伊斯思想的一个方面，同时又成为他笔下的讽刺对象。乔伊斯从未成为一个放弃国籍的人，他牢记流放的性质，以此来惩罚自己和他的祖国。1912年，他在《炉火中的煤气》里又一次发动了对爱尔兰的精神之战。通过自己受到一名都柏林出版商的不公正对待这件事情，他看到了爱尔兰对人类精神大加侮辱的一个象征。
1912年后，乔伊斯没有听从埃兹拉·庞德的劝告，去靠写文学评论赚点钱。他自我辩解说他没有题目好写，但他很可能已经发现要写出有力的评论文章，必须有来自他生活经验中的一些有力的鼓动。于是，他不再写这类文章，当然，偶尔，他仍要表达他的若干文学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文学见解中最重要的是《杜利的精明》。1915年，乔伊斯已离开的里雅斯特，来到苏黎世，他发现瑞士不仅是他的避风港，而且还是个理想的避风港。艺术上保持中立，正如瑞士是个中立国一样。《杜利的精明》把杜利先生视作一名普通的同伴，使他加入到《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中的英勇的男性之列，这表明《尤利西斯》中利奥波德·勃鲁姆个人的家庭生活在乔伊斯的心目中是怎样全面地取代了《青年艺术家画像》中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公开的傲慢举动。
在巴黎，乔伊斯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间，尽管有时会私下里对同时代作家进行毫不客气的评说，但他已经能很老练地拒绝在严肃场合对他们作什么褒贬了。现在，他越来越少地去扮演什么文人角色，他本来就一直对此表示怀疑与不屑。但他撰写的关于另外两位艺术家的佳评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第一篇是以《芬尼根守灵夜》的风格写成的《从遭禁作家到遭禁歌唱家》。在文章中，乔伊斯对男高音歌唱家约翰·沙利文的演唱技巧作了愉快友好的区分和辨别。在沙利文的声音力度及变化上，以及他没能赢得他应该赢得的听众，乔伊斯发现了境况与自己相似的同伴。最后，他写了《易卜生〈群鬼〉跋》，回到了其处女作所论述的这位剧作家身上。十八岁写易卜生评论时，他是奉承口吻，就像信徒对大师的态度一样；现在，他则以诙谐的方式把易卜生仅仅视为自己在艺术上的同道。他重写关于《群鬼》的文章，希望暗示一点，即阿尔文上尉终究不是那么轻佻放荡。在结尾的几行里，不难发现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品行端正、生机勃勃的巴黎人的辩解：
如果我不是从前的我，就时光不再，
没有了软弱、任性和无止境的浪费与挥霍，
也就不会再有全世界的鼓掌与喝彩
我要诅咒所有描写家庭事务的家伙。
这和《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中的态度一样，但现在却是以适宜的方式热闹而成功地表明的。
像亨利·詹姆斯或者托马斯·曼这样的作家写的评论之所以有吸引力，主要是靠它们所讲述的其他作家的情况，而乔伊斯的评论重要，则是因为它所透露的关于他本人的信息。所有的作家都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必要的，但比起大多数作家来，乔伊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评论完全可视为其戏剧性自传的一部分，乔伊斯以毕生的精力把这一戏剧性自传完美地拼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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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选的文章中，第一、二、三、四、五、二十、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三和四十九篇（部分）系首次发表。第四十五篇仅以意大利文发表在《暮笛》（的里雅斯特）上。第六、七、八、三十三、四十七、第四十九至第五十七篇的大部分内容没有结集出版过（尽管若干篇目能在戈尔曼写的传记里找到）。第九至十九篇、第二十一至三十二篇（书评）以前只能在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和埃尔斯沃思·梅森合编的一本小型版本中找到，这是由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马马卢乔出版社私下印刷的。
我们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专家的帮助。我们感谢爱尔兰国家图书馆馆长R·J·海斯博士和图书馆管理员帕特里克·亨切，感谢小沃尔特·B·司各特教授、本特利·吉尔伯特教授、卡尔·基拉利斯教授和约翰·汤姆森教授，感谢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詹斯·尼霍姆和他能干的工作人员、耶鲁大学图书馆的马吉里·韦茵小姐，感谢约翰·L·斯洛克姆和H·K·克罗斯曼博士。我们感谢詹姆斯·F·斯波里出借其私人藏书。我们也感谢玛丽·博尔顿太太和洛伊丝·伦茨太太为我们辛勤地打出手稿。我们要感谢康奈尔图书馆馆长斯蒂芬·J·麦卡锡博士，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允许发表其所藏篇目。我们还要感谢C·G·容格博士允许发表他致乔伊斯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感谢林查德出版公司允许引用赫伯特·戈尔曼《詹姆斯·乔伊斯》中的材料。这个材料的出版得到了乔伊斯资产委员会的授权，乔伊斯的遗著保管人哈里特·韦弗小姐也给了我们许多好心的帮助。
我们在注释[20]中引用的乔伊斯著作如下：《书评集》（《早期乔伊斯·书评集（1902—1903）》，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马马卢乔出版社，1955）、《顿悟集》（O·A·西尔弗曼作序和注释，纽约布法罗，洛克伍德纪念图书馆，1956年）、《芬尼根守灵夜》（纽约海盗出版社，伦敦费伯与费伯出版社，1939年）、《书信集》（斯图尔特·吉尔伯特编，纽约海盗出版社，伦敦费伯与费伯出版社，1957年）、《艺术家肖像》（《青年艺术家画像》，收入《詹姆斯·乔伊斯袖珍文集》，纽约海盗出版社，1947年；伦敦江奈生·凯普出版社，1924年）、《英雄斯蒂芬》（纽约新方向出版社，伦敦江奈生·凯普出版社，1944年）、《尤利西斯》（纽约兰登书屋，1934年，页码同于现代图书馆版和伦敦约翰·莱恩版，1936年）。英美版本不同时，注明的页码首先是美国版，然后在括号内注出英国版。
埃尔斯沃思·梅森
理查德·艾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