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翻开史册，特别是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同样是人，有的成为“王者”，有的却是“寇”，即“成者王侯败者寇”；有的是开一代风气之先、领万世伦常之教的圣人，有的则是“千夫所指”的罪人。同是朝代，有的八百年，如周朝；有的四百年，如汉朝；有的不到一年，就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匆忙在紫禁城武英殿登基的大顺朝。有的朝代，国力鼎盛、物阜民康、八方来朝，有的则积贫积弱、生灵涂炭、国破家亡。对这些历史现象的考察，将有助于扩展与深化我们对先进性的认识。
第一节 “上世三皇”与“三代之英”就有先进性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称上世。”即公元前2000多年前，华夏大地处在原始部落时期的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为“上世三皇”。据《周易·系辞上》第八、《白虎通》卷一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史书记载，伏羲氏作氏族首领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结网罟以教佃鱼，养牺牲以充庖厨”。神农氏则“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即按天时季节教民从事农业生产，并进行生产物资的交换：“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轩辕氏则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鹅，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在“炎帝侵陵诸侯”时“诸侯咸归轩辕”；轩辕氏“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孔子评价黄帝是“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9]以今人的眼光看这段历史，“三皇”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即对大自然的合规律的认识，在发展生产、为民谋利、教化万民方面是部落首领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三皇”之称，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在诗词《送瘟神》中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句，句中的尧、舜，即唐尧、虞舜二帝。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寿百一十六岁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尧在选接班人时，“知子丹珠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尧认为“授舜，则天下得利而丹珠病；授丹珠，天下病而丹珠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他不把自己氏族首领的位置传给儿子丹珠，而是择贤传位。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尧以天下授舜。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在选接班人时，选中了治水有功的禹。禹凿龙门，开三门，导黄河之水东流入海，天下之民始得安定，践天子位于安邑（现山西运城境内）。安邑之名，即由“民安居乐业于邑”而来。据史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0]把各个部落统一起来，“茫茫禹迹，划为九州”，[11]这时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国家已经很大了，有九个州；并做出了法律规定，保护和促进生产发展：“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12]“咸则三壤，成赋中帮”。[13]禹传位于子启，启建立了中国奴隶制社会第一个王朝——夏。夏朝延续了四百年。
夏朝之后的商朝，共历三十一王，享国六百年，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进行调整，是中国奴隶社会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千字文》中“绮回汉惠，説感武丁”之句的“説感武丁”，所指就是在公元前1300多年一代名相傅説（yue）协助殷商的第22位国王武丁励精图治、实现“武丁中兴”的事例。傅説生长于九曲黄河经最后一曲后改由北向南为由西向东流淌的山西南端的平陆城东土崖上，虽出身寒微，但天资聪敏，了解民间疾苦，且有过人之志。在筑堤防洪、保护田亩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版筑法”，防住了水患，保护了乡亲的生命安全，便利了交通，促进了当地的劳动生产，名声远播黄河下游两岸。商王武丁到民间访贤求士，得到了关于傅説的情况。武丁与傅説的交谈中，傅説谈笑风生，所谈头头是道、切中时弊，令武丁惊叹不已。武丁在此后的几个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甚至“在梦中惊喜地喊出：‘吾心上的贤人，今见是矣’！”公元1319年，“武丁排除种种干扰宣布解除傅説的奴隶身份，拜他为相”。武丁对傅説深信不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甘霖”。在傅説的辅佐下，武丁大力改革政治，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武丁中兴”时代，殷商的疆土扩大了数倍。《孟子·告子下》说“傅説举于版筑之间”，屈原在《离骚》中说：“説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司马迁在《史记》里赞曰：“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杜甫诗《泥功山》说：“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这些都是古来对于傅説先进性的评价。傅説还创造了东方早期哲学思想——《说命》，分《正命》、《随命》、《遵命》三篇，记载在我国早期的儒家经典《尚书》中。有人甚至说，傅説是比孔老夫子还“要早8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圣人”。[14]
殷商“武丁中兴”后，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使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累，致商纣王忘乎所以、荒淫无道，给位于西岐的诸侯国——周创造了机会。西周文王时建立井田制以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推行敬德保民、以德治国，使西周安定祥和，社会秩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立朝之初，“几十年不用刑错”。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西周文伯“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孔子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事实上周文王的形象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计550年间，先后有五霸、七雄和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诸子百家。老子、孔子、孟子等，都是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第一个成就霸业的是齐桓公。齐桓公启用管仲为相，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政治主张；并实行“相地而率征”的经济政策，使齐国很快地强大起来。那时周王室已东迁洛阳，史称东周，诸侯已不看重周王室。管仲又据此提出“尊王攘夷”、“济弱扶倾”的政治纲领，借扶助周室来影响其他诸侯国，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见当时齐国国力的强盛。对于管仲这样杰出的人物，当孔子的弟子们以管仲生活奢侈等为由质疑时，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再看最后一个成就霸业的秦国。秦孝公有“囊扩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重用商鞅。商鞅根据秦国发展的需要，以魏国李悝的《法经》为蓝本，制定了新法，进行重大改革，在经济方面提出“尽地力，善平籴”；适应土地规模经营的需要，“废井田，开阡陌”；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离者，倍其赋”；凡跑到秦国的农民和奴隶，都可以得到田宅，“并免三世徭役”。这些政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秦国国富民强，为秦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此，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概括说：“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河西之外。”成就了一统天下的霸业。
商鞅自身的结局不好，不是因为他的变法不好，而是政治靠山等方面的原因。秦孝公逝世后秦惠王听信挑拨，对商鞅不信任，商鞅也没有着意去争取惠王的理解，以致遭受残祸。因此，政治权力如何有效保护改革创新的大功者和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人如何自保以善终的问题，是千古命题和千古遗憾，也是当代先进政党先进性建设实践中的一个应然命题。
第二节 自秦至清的几个镜鉴
自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生长、发展、衰亡的2131年的漫长岁月。我们选其间的四个例子：
一是秦二世而亡。统一全国后的秦王朝，当然最有资格从自己开始将皇与帝两大最尊贵的称谓合用做自己的称号——始皇帝；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及兴修水利、开拓国道等丰功伟绩造福万代，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道与铭记的。但是把君主的意志及其所掌握的权力放大到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随心所欲、横征暴敛，置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也就把自己的统治置于熔岩喷涌的火山口上。据秦文研究会的资料介绍，秦朝当时国家总人口是二千多万，而被征用的人役占总人口的15％，如果除去老少妇弱等，征用比例就更显大了。比如修骊山皇陵，耗时38载，征徭役70余万，“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在地下重现了地上的日月光辉。虽死犹生的始皇帝，头枕金、脚踏银，躺卧在龙舟棺椁中荡浮于水银灌成的长江黄河之间，使得这座“其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有余”的封土堆，后人至今都不敢贸然发掘。还有万里长城、阿房宫等等。天作孽、犹可过，人作孽、不可活，不可一世的大秦王朝迅即被农民起义的洪流所淹没。二世而终。
二是楚汉争霸。项羽出身楚国名门，自小有大志，认为“剑一人不足学，学万人敌耳”；少年时随叔父项梁到会稽看到巡游的秦始皇，就立志“彼可取而代之”。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25岁时带领八千江东子弟兵跨过漳河，创造了“破釜沉舟”的经典战例和“巨鹿大捷”的辉煌战绩；刘邦的“汉王”称号还是项羽封给的。刘邦则是平民出身，但后来成就了统一大业。原因何在？刘邦自己评价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而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败者也”。刘邦的评价是客观的。但作为今人，我们对此加以理性分析可以看出，项羽输在理想、意志、修养、策略等方面。
《史记·项羽本纪》还记载，亚父范曾认为：“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并“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因此，要项羽“急击勿失”。并为项羽设计摆下“鸿门宴”，以杀掉刘邦。后因刘邦通过项羽的叔父项伯说情，项羽动了妇人之仁，加之刘邦又从最坏处做了准备，避过此劫。范曾眼见刘邦走脱，叹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鸿门宴”后，项羽带兵入咸阳，杀了秦皇子婴，抢了财宝，烧了阿房宫，就准备带兵东还老家彭城。当时有人建议项羽建都关中，项羽却说：“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可见，此时的项羽陶醉于一时的胜利，飘飘然了。同时，他在关中大肆抢掠财宝、妇女的行径，也大失民心。用马克思的话说，项羽是“目光短浅的”，“把进军途中的普通一站看成了最终目的”。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写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以史为鉴，激励人民军队的斗志。
刘、项在战局相持阶段，项羽曾围刘邦于荥阳，并抓了刘邦的父亲用以威胁刘邦，如不投降就要将刘父“烹”了。刘邦却说，我们曾结为兄弟，我父即你父，你真要烹的话，请“分我一杯羹”，表现出刘邦坚强的意志和超凡的智慧。
决定楚汉命运的垓下大战，刘邦率军包围楚军后，让士兵四面楚歌，动摇楚军人心。项羽听后也焦急烦乱，饮酒以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为不拖累项羽，毅然拔剑自刎。项羽连夜突围成功，一路向东退向乌江。乌江亭长已备好船，劝项羽东渡还乡，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当时乌江亭长谓项王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但项羽自叹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心乎。”“无颜见江东父老”！可见项羽已斗志全失，精神垮塌。西楚霸王项羽走了一条破釜沉舟、巨鹿大捷，鸿门放刘、血洗秦宫，鸿沟相持、楚河汉界，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东城自刎、[15]弃天而去的路。司马迁评价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南宋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假如项羽过了江东，那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然而历史没有假如。
关于理想信念，我们必须提及韩信。韩信自幼丧父家庭贫穷，寄人篱下、树上结庐为居、胯下之辱、靠河边洗衣老妇施舍度日等磨难都经受过。后来，先投靠项羽身边做郎中，但其计多不为项羽所用。再投刘邦，只被用为治粟都尉；韩信不辞而别，被萧何月下追回并力谏刘邦登坛拜将。韩信带兵占领齐国后如何作为，对楚汉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刘邦加紧笼络韩信。谋士蒯通则劝韩信拥兵自重，与刘、项三分天下，讲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韩信则认为：我“曾事项王作侍卫，项王对我言不听、计不从；汉王则封我为大将，统千军万马、言听计从”；“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后来天下大定，刘邦施计由吕后安排萧何诱捕了韩信，死到临头的韩信说：“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天下既定，我即当烹。”韩信的信念，就是乘人之车载人之患、衣人之衣怀人之忧、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做“良弓”、“走狗”。可谓言必信，行必果。
三是贞观之治。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等在《世界文明史》[16]中写道：“在唐朝头几个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文明最发达，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远东没有实力相当的对手，在这段时间，日本人贪婪地向中国寻求教导，改革者们忠实地效仿中国的样子，设立科举制度，选拔的标准是中国的哲学和古典文献。其实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900年，煊赫的中华帝国令其东瀛日本国民着迷，后者在公元6世纪及其后几百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汲收中国文化。”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逝世，二十九日发丧，“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一个中国皇帝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尚且如此，贞观之治成为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治世的楷模就不足为奇了。
四是李自成的大顺朝。历史年表中仅给他列了一年，且未列他的朝代，是列在明末崇祯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初以商洛为根据地，几经挫折，后来听取李信、宋献策等的建议，以收拢民心为根本，以谋取天下为目标，有了正确的路线指导，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所向披靡。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在西安登极称皇，创立了大顺朝，年号永昌。当时老百姓的民谣唱道：“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李自成的问题是，目标就定在进京做皇帝，没有做了皇帝后怎样坐稳皇帝的“永昌”大计。“在短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降清，并引诱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17]
因此，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剧必须是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从西柏坡到北京的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学李自成。
第三节 化内化外 理亦依然
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外历史上都发生过文明区域屈从于武力征服的事件，如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并占领西罗马和中国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
关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完全由于日耳曼人猛烈的进攻。但美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等认为：“在罗马的历史长河的各个时期，野蛮部落都一直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进攻罗马，日耳曼人的压力固然在某些时期有所增强，但他们如果不是出现在罗马内部已经衰弱不堪的时刻，决不会取得成功。”[18]政治上，因为权位继承而导致的连年内战，统治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加上没有让足够的人民参与政府工作，人们对待帝国无动于衷，尤其是在征税人员出现时往往心存仇恨。经济上，由于奴隶承载过于繁重的劳动，以致无法通过繁衍后代来补充奴隶队伍；内战和外力入侵战争与生产争夺劳力，地主阶级又鄙视劳动设备与技术的改进，入不敷出使得农业剩余逐渐枯竭；既没有足够的劳力种田，也没有足够的男丁为罗马御敌戍边。最终，“罗马帝国的衰亡与人们的冷漠相伴，同时罗马世界在人们的唏嘘声中而不是在猛烈打击之下慢慢地走到了终点”。
公元476年，在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图卢斯还是一个孩子，“日耳曼部落联盟的一位首领不费吹灰之力就废除了他”。也就是说，日耳曼人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并不是凭借人数众多的军队，他们在取得阿德里安堡战役胜利时投入战斗的人数不超过1万人，而与之相对应的罗马汪达尔“游牧部落”的总人口是8万人。但“罗马人很少怀着恐怖的心情看待日耳曼人”，他们认为不值得为专制体制去战斗了，“对保卫自己也不再热心”。这就使得日耳曼军队经常靠罗马军队不出阵就可以取得胜利；在一度由恺撒、奥古斯都加以统治的地区，“建立了自己若干不同的部落王国”，取代统一的西罗马帝国，实现了一种新型的统治，成为日耳曼人的唯一重大创新。[19]
所以，那种认为日耳曼人凶猛残暴、蛮横无理，出于他们对文明的刻骨仇恨任性地毁灭了西罗马帝国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曲解。由于罗马城本身业已处于衰落过程中，日耳曼人的入侵只是加剧了罗马城衰落的步伐。尽管，自公元476年至公元1500年的漫长时期被称为欧洲历史上黑暗的中世纪。但，日耳曼人在长达二三百年时间里，为了征服西罗马帝国的不懈努力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无疑是有其先进性的缘故在。至少是，与西罗马帝国后期的统治以及举国差劲的表现相比，表现了一度的或一过性的先进性。即使对中世纪的评价，时至今日，天主教的改革者们已经给出了一幅与“黑暗的时期”相反的画面：认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社会与宗教和谐的时期，一点也不黑暗”。[20]从事中世纪研究的著名学者查理·哈金斯的研究发现：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性，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么黑，也不是那么停滞；文艺复兴不是那么亮丽，也不是那么突然。
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王朝更替几乎都可看到所谓的化内与化外、文明与蛮夷一争高下的情况发生。并且，几次实现了统治的族群代表轮替。如，北魏拓跋氏取代西晋司马氏；夏、辽、金、元的或交叉或轮番进攻，并把宋朝皇帝从汴梁驱赶到苏杭，以元代宋；山海关外的满族破关而入、长驱直下，并迅速替代朱明。不同的是，魏孝文帝开明的自觉汉化策略的强力推行，使得中华文明在发展的道路上没有留下什么伤痛的记忆，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都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今日被人们倍加珍惜；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弯弓射雕的勇气以及广开疆土领域的辉煌成就，虽仍为今人津津乐道，但他的几个后代对华夏大地的统治并不被史家看好；清朝作为离共和国最近的封建王朝，特别是它最后几十年的统治，几乎已成为华夏大地一度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国破家亡等等罪恶的根源。
清军入关后，为了满足享乐生活的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统治阶层大量圈占土地。大片被圈占的土地，要么被撂荒、用于放牧，“民间辗转流离，哭声遍野”；要么在被圈占的土地上又实行了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与此对应，同一时期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战乱与清军占领后生产方式的倒退，使得中国经济一度严重衰退。当经过近百年的恢复和发展，经济再度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西方在蒸汽机驱动下快速飞转的车轮已经与中国拉开了距离。尽管清前期曾一度走向强盛，但其僵化封闭的观念和落后的运行机制，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近代化发展潮流中的落伍者。从公元1644年清太祖立国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正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下从先进沦为落后的二百年。在这段极为关键的时期里，清廷没有主动延续晚明开启的中国近代化之路，也因此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历史机遇。内生于晚明的中国近代化历程在清朝一度中断后，却在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被迫重新开启。
明史学家毛佩琦先生认为：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还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中国社会已经明显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明清易代是中国近代化迟滞以及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转折点”。[21]
在痛嚼这一苦果的同时，我们还是应当理性地肯定清军铁骑在为取代明朝统治的几十年奋斗中表现出的先进性。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的表现相比，这一先进性就更为清晰可见。
尽管明中叶以后开始了“原始工业化”的进程，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富社会经济多元化色彩的雏形。但明朝中后期统治者面对宦官专政、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财政拮据，农民经济状况恶化、抗争暴动此伏彼起的危局，表现出十足的软弱和无奈，已没有了昔日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的英雄气概。特别到了天启与崇祯年间，政治腐败加剧，使封建等级特权失去约束，贫富差距极度拉大，贪贿公行、吏治败坏，纪纲废弛、肌体瘫痪，已走上了穷途末路。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伴随商品法则、金钱关系的风行，都成为助长统治阶层贪婪欲望日益失控、加速明朝皇冠落地的催化剂。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军出陕西、过山西，一路打到京城，只几天的时间于甲申三月十九日攻进了紫禁城。崇祯毙杀妻女、自缢煤山。四月十九日李自成亲征山海关以抵御清军，二十六日败北，二十九日仓皇弃城而去。清军继而入主禁城。短短四十天时间，皇城三易其主，金銮宝座只钟情于竞拚中的强者。是晚明统治阶级的腐败、统治者的无能，彰显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与清军铁骑攻势的凌厉和强大；是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的目光短浅，给清军再接再厉、入主紫禁城提供了机遇。但，清军领导集团如果没有入主中原、成就霸业的雄心壮志，没有一支愿为实现这一雄心壮志而冲锋陷阵、艰难征战的队伍，没有打天下、坐江山的充分准备和实施能力，是不可能抓住机遇并取得几十年角逐的最后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