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哥达纲领批判》，即是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清算。思想如水流，清兮可濯缨，浊兮可濯足。对一切思想者，我们应当保有足够的敬意；对那些不谋己利而心怀劳苦大众的思想者，我们应当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甚或是他们的后继者，譬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都·倍倍尔，甚或是罗莎·卢森堡、列宁、考茨基、伯恩斯坦……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先辈，对于今天的我们，可能不过只是一个名字，或者熟悉，或者陌生。但是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各自的人生之旅中，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曾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贴上一个对与错的标签不难，难的是从时光的缝隙中，作为后生的我们，窥见了一条什么样的思想地平线？
马克思与拉萨尔，并非天然的思想敌对。拉萨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比蒲鲁东或巴枯宁与马克思的关系要更温情一些，更平和一些，虽然，也免不了分歧。两人从思想到生活，风格迥异。马克思是一团烈火，唯有恩格斯清凉似水，方能相容。拉萨尔自有雄心壮志，兼之风流倜傥，屈居人下非其所愿，心底深处总存一丝幻想，并且为了这一丝幻想孤勇前行，这一点无论是从他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还是为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案持久战斗，乃至最后为情决斗而逝，都可以看出，拉萨尔，其实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堂·吉诃德。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生，然而，他亦值得德国人民铭记，值得载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史册。
1875年，光绪元年，哥达合并大会召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决意联合起来，组成新的统一的德国工人运动政治力量：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纲为“哥达纲领”，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内核却是地道的“拉萨尔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阅此“哥达纲领”之后，心痛悲愤，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到，这个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1]，马克思则写了一封长信和一篇长篇点评，即为《哥达纲领批判》。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在普法战争取得胜利后，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并开启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之旅。这一社会转型，既培育了德国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格局，同时也为德国工人阶级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时代机缘。哥达合并大会势在必行，现在回过头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战斗策略实在是时也势也，恰逢其时，决策正确。或因如此，《哥达纲领批判》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主导下按下不表，只在党内小范围传阅。1878年帝国议会通过了“反社会党人法”，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此时把“伦敦老人”的反调公开，实在不宜。直到1891年，在恩格斯的坚持下，此时“反社会党人法”已经不存在，1875年5月马克思写就的这份《哥达纲领批判》，才终于公开问世。马克思的心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2]，不得不说出的对党的纲领的批评性意见，终被世人所聆听。
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工人运动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工人运动，执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之后的世界工人运动之牛耳。时至今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仍活跃在德国政坛。因此，要理解《哥达纲领批判》的前因后果，我们不得不从拉萨尔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与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创建谈起。
费迪南·拉萨尔（1825—1864）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有热情，有抱负。风度翩翩，出手阔绰，在经济上周济过马克思，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本土的联系，包括出版的事宜也尽心尽力。所谓生如夏花、死如秋叶，作为哲学思想的探索者，他著书立说；作为热情的鼓动家，他四处奔走，发表演说。G.D.H.柯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这样评价拉萨尔：“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荣誉应该归于费迪南·拉萨尔，而不是马克思。”[3]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马克思1849年流亡至伦敦，其后在思想上自我深入、生活上挣扎于赤贫的边缘，难以与德国本土的工人运动有直接的联系与对接。拉萨尔则不同，他活跃在德国本土的公众视野中，并因打赢了一场诉讼日久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而声名鹊起。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成立，选举拉萨尔为联合会主席。这件事，可以说是拉萨尔一生荣誉的巅峰。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在《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中这样写道：“1863年，费迪南·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开拓新路的宣传鼓动。起初，我对此保持疏远，直到资产阶级报纸对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无耻的攻击时，才使我义不容辞地抛开一切顾虑，成了拉萨尔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4]
拉萨尔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呢？在他的《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及相关演说中，拉萨尔表达了他的主要观点：第一，“工人”应当作为一个阶级而不是单个个体来进行斗争。工人联合会不拒绝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其他阶级的加入。第二，受铁的工资规律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工人的工资经常重新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平。第三，在由贫苦大众联合而成的国家资助下建立合作社。第四，争取直接的普选权，这是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是工人的基本政治原则和社会原则[5]。
拉萨尔的这些基本指导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其后的德国工人运动史。对德国本土的工人阶级来说，拉萨尔主义堪称是他们的理论基础。按照雅克·德罗兹的说法，“德国社会主义带有拉萨尔的深刻而持久的烙印”[6]。虽然不乏反对拉萨尔的声音，譬如卡尔·洛贝尔图斯，他“坚决反对普选权和工人的政治运动”，包括拉萨尔的合作社思想[7]。尽管如此，拉萨尔仍一如既往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他的宣传鼓动活动中。而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化、机械化的极速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待遇的逐渐改善，使德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一种致命的错觉，如同本雅明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技术发展当作它以为它正在顺应的大势。以技术进步为宗旨的工厂工作给人以包含着政治成就的假象，而顺应潮流的观念距离这种假象只有一步之遥了。”[8]这种假象极大地腐蚀着德国的工人阶级，把技术发展的成果当作是政治运动的成就。本雅明接着引用了约瑟夫·狄慈根的话：“现代社会的弥赛亚就叫做工作”，“财富现在能完成任何一个救赎者未能做到的事。”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本雅明的感觉真是尖锐到了极点，他说，早在“哥达纲领”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感到这中间有些不对头”了[9]。窃以为，这才是拉萨尔思想中的现实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真实时代土壤。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清醒地反对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蔓延，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沿着它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路走到了1914年悲剧性的局面。这是后话。
对拉萨尔思想感到有些不对头的，还有奥古斯都·倍倍尔（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我的一生》中，倍倍尔说道：“在对拉萨尔派的持久斗争中，我必须阅读拉萨尔的著作，以便得知他们想干什么，因此我本身不久就有个转变。”[10]更准确地说，“我同当时差不多一切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一样，已经越过拉萨尔而走向马克思”[11]。而威廉·李卜克内西之所以也能够越过拉萨尔，没有受到太多拉萨尔思想的荼毒，则得益于他在伦敦长达12年的流亡生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帮助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869年8月，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爱森纳赫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自此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人运动的两股重要政治力量。
二“哥达纲领”的出炉
政治至简，简不过“理想”二字。若无理想主义的底色，世间政治难免沦于利益争夺的工具，趋于平庸化与世俗化。但现代政治自马基雅维利始，把自身圈囿在规则与博弈的基础之上，削弱了其道德理想国的色彩。在理想与世俗之间，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这两股德国工人运动政治力量，其实大多数时候是摇摆在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粗略地说，拉萨尔主义是其世俗的一极，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其理想的一极。
自拉萨尔去世之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由约·巴·施韦泽（1833—1875）等领导。因拉萨尔本人的声望及拉萨尔思想中的用合法手段争取“国家”的帮助，乃至拉萨尔本人与俾斯麦的几次“密谈”与通信，都表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起点是温和的而不是激进的、是合法改良的而不是暴力革命的。这是拉萨尔主义切中当时德国政治现实的最核心的一点。这种潜移默化的对规则的无声认同，是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进入帝国议会议政的现实路径。以拉萨尔主义为主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了政治平庸化与世俗化的一极。
而在1869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另起炉灶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但无论是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还是他们的追随者，是很难从内核与主旨上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准确契入的。因而在1875年，当两派决定联合起来、起草党纲的时候，爱森纳赫派背负着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使命，但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至少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角度，“哥达纲领”的每一个字无不飘浮着拉萨尔的味道。而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角度，他们尽力了；而且合并的大势当前，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理论差别及其甄别，其难度与深度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因而当《哥达纲领批判》摆在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案头时，我相信他们的内心是巨浪滔滔而后如释重负的，而选择不公开发表，在1875年筹备合并的关头，尚未合并便起分裂波澜，实是不智。拖到1891年，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不得不默许的。在这15年间，因为这一批判性文献的存在，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拉萨尔主义的反思从未停止。如同伯恩斯坦所说，“拉萨尔的错误在多数场合是其时代的错误”[12]。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后的发展中，其实也并没有让自己完全陷入拉萨尔主义的泥潭之中，换句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意识形态上是松散的、开放的，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角度，他们在思想上保持着自始至终的自省品格。这即是拉萨尔主义在党内得以久批而不亡的重要缘由；但同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始终保持着一丝清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掬难能可贵的理论清泉，在“第二国际”（1889—1914）的时代，润泽出了无比绚烂、多姿多彩的思想之花。
“哥达纲领”草案在有限度地参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意见之后，在1875年的哥达合并大会上被投票通过，成为新生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式纲领。“哥达纲领”的内容要点，可以简略表述为：一是劳动解放。消除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二是采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三是在劳动人民的监督下通过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四是要求普选权，实行普遍义务教育、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禁止童工，保护妇女职业劳动，等等[13]。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这份纲领立基于近代欧洲社会的启蒙运动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一份地地道道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纲领。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这份纲领的确带有拉萨尔主义的重墨浓彩，无怪乎马克思要说，“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14]。
三《哥达纲领批判》的主旨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思想的一生。在他后半生的流亡生涯中，他的名字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才思敏捷，与恩格斯的温柔平和，使他们在长达数十年的思想合作中，保持着一种世所罕见的温情与包容，这种情谊放在任何时代，都不能不说是令人动容、值得缅怀的。从恩格斯的书信中，清晰可见一个温厚、踏实、宽容的长者及朋友形象，丰满而不失情趣，微妙而不失分寸。世人常常要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负责，殊不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中，站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断裂处的关键人物并非恩格斯，而恰恰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有生力量，这些虎虎生威的后辈，自信信仰马克思主义，尤其在1875年之后，正是他们，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了现实的政治运动。
1875年的“哥达纲领”，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地不情愿，不可否认，它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并且逐渐在现实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与意识形态。1875年的这个断裂清脆而响亮，恰恰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脚跟落地。作为理想之花、思想的火种，马克思主义在与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蒲鲁东主义的激烈斗争中，犹如雄鹰展翅，对近一百五十年来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1875年，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为了清除拉萨尔主义对党的侵蚀，马克思不得不抱病工作，对“哥达纲领”进行了逐条点评与批驳。在他写给白拉克的信中，不得已作了这样的澄清：“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15]
虽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自认越过了拉萨尔走向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森纳赫派寄予厚望、对拉萨尔派意见多多，但如同弗兰茨·梅林所说，马克思在理论上“高估了爱森纳赫派，而低估了拉萨尔派”[16]。实际上，无论是爱森纳赫派还是拉萨尔派，对拉萨尔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分歧与实质，其敏锐度与洞察力，显然是要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失望的。G.D.H.柯尔对此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解释，他认为，拉萨尔和马克思，“毫无疑问，在理论方面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他们的意见分歧在他们的大多数信从者看来也是无关弘旨的”[17]。然而，信徒们的无关弘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却是致命的毒素。向拉萨尔主义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马克思沉痛地说道：“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18]
为了阐明拉萨尔主义的思想错误，同时也是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在党内的传播，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尊严，一部《哥达纲领批判》，即是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激烈交锋。在这个思想的交锋里，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思想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实际上，在拉萨尔生前，他们两人一度过从甚密，马克思在1859年前后写给拉萨尔的信，其频繁程度仅次于给恩格斯的信，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些信都是两个真正的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交流。不过，拉萨尔虽然十分熟悉马克思的著作，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拉萨尔正确地理解了它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甚至用了“歪曲”一词[19]。从思想上来说，拉萨尔与马克思的分歧集中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普选权问题及“铁的工资规律”上。拉萨尔认为，工人可以通过普选权使国家站在自己这一边，通过国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按照G.D.H.柯尔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国际的角度来看待工人运动的，而拉萨尔是站在德国的角度来看待工人运动的[2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拉萨尔组织的则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之所以对国家的作用不像马克思那样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是因为他把国家看作是公正和正义的自由意志表达，是民族精神的意识形态表现，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认为国家是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工具。所以在未来社会的设想上，马克思主张无阶级无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而拉萨尔则希望通过国家的帮助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从而粉碎“铁的工资规律”对劳动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提到的是，拉萨尔出于斗争的策略向俾斯麦靠拢，虽然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多年后才公之于众，但是马克思当时已经怀疑拉萨尔这样做了。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这其实也是巴枯宁所问的一个问题：通过普选权控制国家与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两者的分歧真的有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大吗？
本质上，拉萨尔所做的工作，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实际上是带有一种可能连拉萨尔本人都难以察觉到的、饱含勇气的、潜意识的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德国化、本土化——虽然最后不幸变成了“拉萨尔主义”。无论如何，对于拉萨尔在促进德国工人运动发展方面的伟大功绩，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致以真诚的敬意的。在拉萨尔英年早逝之后，马克思伤感地说：“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我没有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拨的影响，在他的‘得意年代’一次也没有反对过他。”[21]恩格斯则真诚地说道：“且不论拉萨尔在品性上、在著作上、在学术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在政治上无疑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2]
拉萨尔思想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实际上是难以短时间内拨乱反正的。尽管如此，为了新生的党的利益，既愤慨又无奈的马克思，还是把《哥达纲领批判》付诸文字，一字一句，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且让我们沿着马克思的剖析，来看一看拉萨尔主义的真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