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
一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我以商科二年级肄业的学历报考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插班生，侥幸被录取。当时朱佩弦先生（自清）是清华中文系主任，因此我有幸成为佩弦先生的学生。入学之前，已由俞平伯先生为我写了介绍信，从而得以拜识佩弦师和竹隐师母。及报到注册，先生对我关怀备至，亲切指导我选课及办理住宿手续。我在清华只读了一年，虽旁听过佩弦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却没有选过先生的课，不能算先生正式的学生。尽管先生曾嘱我可随时到他府上闲谈，而我知道先生太忙，总不好意思登门打扰。但每次路遇，先生都要停下来询问我的近况，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在我心目中，先生确是我由衷敬爱的一位慈祥的师长。1947年暑假，由于沈从文先生想帮我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希望我转学到北大来，于是我离开了清华。据闻佩弦师听到我转学，曾对人说，中文系招来好学生，竟然留不住，还是转到北大去了，实在可惜！1947年年底，从文师想在当时报纸上再开辟一个文学副刊，并决定由我直接负责。为此我写信给佩弦师，准备面谒先生求他赐稿。很快便接到先生回信，嘱我不必出城，说他正在写一篇文章，写好就寄给我。现在这本集子里有一篇题为《诗与话》的文章，就是发表在我当时负责编辑的文学副刊上的。1948年元旦副刊创刊，先生还特意写信给我，说第1期编得不错，很有内容，鼓励我好好编下去。足见先生对我的厚爱和支持。可惜先生这些亲笔信札都在十年浩劫中丢失了。这年的8月，先生因胃疾住院手术，不想术后全面心力衰竭，竟与世长辞。从此再没有受到佩弦师亲炙的机会了。记得在我编的副刊上，还发了一个悼念先生的专版，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后来我又竭数十日之力，写成一篇纪念佩弦师的学术文字，发表在当时一家报纸副刊上。这就是我追随佩弦师的全部经过。
二
《论雅俗共赏》最早是由观察杂志社于1948年上半年出版的，应该是佩弦师生前的最后一本书。书中共收文章十四篇，有三分之一是谈诗歌的，主要是谈朗诵诗。先生早年创作新诗，晚年多写旧体诗，是宋诗一派。但先生一直关注新诗的发展前景，故晚年常写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先生对新诗创作者有个基本观点，即诗歌语言固然应当通俗易懂，明白如话；但更主要的是新诗必须有节奏。盖中国传统诗歌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节奏”是从音乐来的；尽管新诗已脱离了音乐，却不能没有节奏。既称为诗，总要读来能朗朗上口，因此节奏是不能缺少的。这本书中谈诗歌的文章大抵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并论证这个观点。
这本书中的力作自当推《论雅俗共赏》和《论逼真与如画》这两篇具有创见的学术文章。20世纪80年代，我曾运用先生后一篇论文的观点诠释过唐人贺知章的七绝《咏柳》，此不赘述。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论雅俗共赏》。
佩弦师撰写论文，经常结合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谈问题，此文自不例外。这篇论文的观点是有倾向性的，即以古今的名著名篇为例，要求今后的作者能照顾到广大的读者层面。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能只供文化程度高的读者阅读，而应该争取多数人（亦即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能欣赏，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永久。这就是我对先生论“雅俗共赏”的粗浅理解。其实我以为，雅与俗并非彼此不能相容的矛盾对立面，其间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先秦文学中，《诗》三百篇应该是最古老也最典雅的作品了，但其中“国风”和“小雅”两大类，有不少作品最初也应该是比较通俗的，且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经过上层文化人进行加工，才成为文学史上经典之作。《楚辞》中的《九歌》，也应该是这样。其后的汉魏乐府、五七言诗以及词、曲、谣讴，散体文中的话本、平话，其发展过程亦大抵如是，不妨说都是由俗变雅，或先俗后雅的。清代中叶，我们的传统戏曲有“雅部”与“花部”之分。即如至今犹能见于各个剧种的舞台上的《思凡》、《借靴》之类，当时皆属“花部”即俗曲，而今天则已成为高品位的高雅古典艺术了。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我读初中时几乎每天都唱，确是一首通俗的爱国流行歌曲，流传至今，它已成为一首高雅严肃的经典歌曲了。清末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在当时不过是流行一时供人消遣的“闲书”，现在则不仅列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而且还成为近代文学史中必须予以评价的古典名著。可见“雅”与“俗”只是相对而言，不宜划分得太刻板、太教条、太绝对。
如果从读者这方面说，则从俗到雅，实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主要还是希望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鉴赏能力从低处向高品位、高水平发展，而不是把品位和档次高的文学艺术作品硬拉下来迁就低素质、低水平的读者和观众。当前有一种风气，即强调属于古典范畴的文艺作品非经过人为的改动不可，即使是已被公认为经典之作，如小说中的《西游记》、《红楼梦》或戏曲中的《牡丹亭》、《桃花扇》，也要对它们妄施斧斤。理由是不“改”的话就不算“与时俱进”，并认为群众也看不懂。我则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但有些权势在手的人却一味专断逞臆，任意妄改。试问，马克思的《资本论》，屈原的《离骚》和《天问》，以及“五四”以来经典之作，如鲁迅的《野草》，不下苦工夫是读不懂的。可是谁敢擅改《资本论》，并对《天问》或《野草》乱删乱改呢？成功的作家和艺术家是有责任提高读者和观众的鉴赏能力及艺术水平的；相反，人们却不应要求作家和艺术家随意迁就读者和观众的低水平，从而降低作品的质量或擅改传世已久的经典之作。如果拿“雅俗共赏”做挡箭牌，而一味迎合时尚的低级趣味，最终是会葬送我们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前途的。
一部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能产生“雅俗共赏”的效果，乃是品位很高的美学境界，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绝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能由于作者的水平低或演员的艺术表现力不足，写不出或演不出达到一定水平的作品和剧目，便以“雅俗共赏”为借口而替自己文过饰非。要知道，大量的文化垃圾是永远不能够由“俗”变“雅”的，更不要说这些垃圾可以传之久远，永垂不朽。在当前这种社会浮躁风气下，在文化滑坡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请读者耐心读一读朱自清先生这本《论雅俗共赏》旧著，窃以为是大有好处的。
公元2005年元旦后五日写于北京